田卫冰 ‖ 华北译书局纪事本末［下］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廿九日，吴汝纶给在河南为官的弟子言有章去信筹款，“舍亲廉惠卿郎中，独津津以学堂、报馆二事劝诱时贤……报馆必多集成本，乃能开办。始议与日本人合伙，凑得二万元，便拟动手，其后日本人自相攻击，因改议不与日本人伙办，由中国人独开，远见之士多谓此举为最是。但华款仅得万余元，仍是捉衿见肘，已请吴篯孙兄弟在山东劝办，令弟想以与知。独汴中无友可托，意欲执事在彼于知交广为劝导，能多集资本，此事必能早成。仆出都时，已呈请两全权批准立案。兹由叶文樵寄呈章程若干，望持示有力诸公，众擎易举，幸勿观望。”吴篯孙及其弟吴士缃是河南固始人，当时追随袁世凯在山东为官。言有章字謇博，江苏常熟人，曾官河南新安县知县，历署虞城、襄城，获嘉诸邑，其弟言敦源是袁世凯幕府的重要成员。吴汝纶虽给山东、河南去函相邀，但均成效不大，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华北译书局亏损，每股五十元只余十一元，贺葆真《收愚斋日记》记云“此书局股东大抵皆保定、深、冀之穷儒，渊源于莲池、信都者”，股本集成乃是莲池书院、信都书院、文瑞书院诸门人弟子一力成之。
八月十三日吴汝纶给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去函催办报馆批文，“师相临别时垂询学堂、报馆二事，知下走在都数月，区区以此二事为私任……报馆陆续集股一万四五千元，业已竭尽愿力，临行所上呈词，师相违和，稽阁未批，目前可否批示？无任跂望。其外部一呈，前经面交进斋侍郎。窃意外部必俟师相批后再行批发。顷接京信，称有外部司员王清穆者告人，言报馆此呈已批饬缓办。此事经营半载，近始有成，若竟批令缓办，则股东纷纷解体，未免可惜。欲求执事转恳进斋侍郎暂压外部此批，俟师相批准之后，咨会外部，再行批答，是为至恳！都下经此大变，各国皆引以望报馆之成，皆谓此举为至要之件，岂宜再事瞻顾，为此闭塞聪明之故习！报馆中有倭人在事，若果批禁，不过改悬日本招牌，照旧开办，则外部所能禁锢者，徒空名耳！徒为渊驱鱼耳！于实事初无损益，而徒使中国股东纷纷退散，实于中国大局有关。区区之意，不知王清穆所言似否属实，万一真有其事，必望执事设法挽回于进斋侍郎前，俾不致与师相办理两歧，实为私望。一面仍求转告幕府，速拟批示，无使夜长梦多，至恳至荷”。进斋侍郎即徐寿朋，时任外务部左侍郎。王清穆字希林，江苏崇明人，进士出身，时任职于外务部。
八月十六日复函女婿王光鸾，指责其不听劝告，妄自捐官，复言报馆事：“杨儒珍处，仆函告济生劝慰，又径函告儒珍劝勿介意，亮可解释嫌怨，相与有成。曾文正每以忍诟负重为言，此办事人秘密藏也，存心如此，然后能用人之长，若骄傲不俯首，此必无能成事之人也。济生昨函言外务批呈，有饬令缓办之说，是报馆又遇阻力，同事诸人以和为贵，杜诗云‘记忆细故非高贤’，旨哉”云云。
八月廿四日吴汝纶直接上书李鸿章，请求报馆批示立案，“谒辞时钧诲殷殷，垂询学社、报馆二事，深知某恋恋都下，专以此二事关系甚大，欲观厥成……报馆前濒行时代上呈词，请批示立案。其外部一呈，即面交徐进斋侍郎，值荩躬违和，久未裁批，而外部呈词，传闻饬令缓办，欲求鼎立成全，或于庆邸处一言解脱，无任私望”。
二十七日给杨士贤去信，深州炉房经吴汝纶向李鸿章请托已然开办，应按原承诺集股二百于报馆，不得以改助畿辅学堂来搪塞，此事一开始就是杨士贤请于吴汝纶，所以敦请杨士贤始终其事。
九月十三日吴汝纶又给在报馆任事的三位弟子常堉璋、邓毓怡、杨士贤去信督促三人先把西方列国关于报纸的法律法规翻译出来交外务部左侍郎徐寿朋，暇时将翻译的西洋译稿，删润成文，预备报社开馆时刊登，“初十日李季皋公子来函，谓庆邸意俟回銮后奏定报律，再饬举办，是以谕批从缓云云。外部欲定报律，正不知何时。鄙意欲求公等向西师意觅求报律，译交徐侍郎，求其俟回銮后即行速奏为要。报馆未开，诸君已支领薪水伙食，各股东皆不愿意。不如乘此暇时，请王麟阁、西师意诸人，将应译之西书先行译稿，公等删润成文，缮写清本，此外则拟作多篇议事之文，预备开办之用，则现今局费，不为素餐，若袖手安坐，游谈送日，恐非各股东所愿闻也”。
此时报馆事已不可为，李鸿章已病入膏肓，庆亲王主持大政，吴汝纶失去恩师李鸿章的护持，报馆立案已成画饼。但他还是做了最后努力，这一天给徐寿朋去函“所呈开办报馆一牍，前闻庆邸欲俟回銮后奏定报律，再行准办。现知邸意亦无欲定报律之事，旁人往往妄传。窃谓定报律一说，不过防报纸妄讥时政，此外无须定律。弊社译章，本守庶人不议之例。春秋之法，以讳国恶为礼，同社皆读书明理之士，决不似上海、广东诸报，肆为狂悖之言。某等议开报馆，业已旬月，东西各国报纸，久已喧传，外国人相见，无不佩此举之善而劝其速成。今若竟被外部阻止，必且贻笑强邻，以此卜吾国之不能兴革。此虽小事，似亦有关大局，仍求我公缓颊，言之邸、相二公，俾得及时开办，不令社众解体，实为至幸！”时徐寿朋也在病中，至九月二十日即以辞世，此函想必连阅读与否都成问题，续任者为那桐，再过七天李鸿章也去世，继掌国事者为庆王奕劻，都是不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守旧人物，北京时报胎死腹中。
延至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1902.3.24)，北京时报社易名华北译书局，出版印行《经济丛编》杂志半月刊。而日本人竟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间自行开办《燕京时报》，即后来的著名的《顺天时报》，清政府也无可奈何，本来由桐城派文人主持办报，开启民智，革新政治，引导舆论于清政府有利，而庆亲王奕劻唯恐讥刺朝政，不予立案，而任由洋人来办无从管制，此也清政府不亡，是无天理。
华北译书局以廉泉、常堉璋为董事，邓毓怡、杨士贤等人为编辑，出版《经济丛编》半月刊，该杂志以经世济物，以牖民智为宗旨。设中外大事记、人物、廷议、舆论、教育、文学、农工商、兵事、理财、法律、格致、历史等栏目，转载中外报刊如《新民丛报》、《苏报》、《新闻报》、《外交时报》的论说新闻，曾刊蔡锷《军国民篇》。从第四十二期起更名《北京杂志》，改月刊，发行六期，合订三册，共出四十七期，光绪三十年秋停刊。后廉泉南下，华北译书局以常堉璋为主办。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廿三日在日本考察学制的吴汝纶给主持华北译书局的常堉璋去函，“前见经济编第十册内称，管学大臣已将大、中、小、蒙学堂课程拟定，日内出奏，其课程以沈小沂、李亦园、张小浦三君参议为多云云。某近日颇以课程难定为苦，沈、李、张所定课程，望迅速抄示。如尚秘密，亦请展转代觅为要。经济编中，传抄吾与张筦学书，殊可不必。其后跋乃讥议当道之不饯行，尤为招忌。公等之在吾门，国人通知门徒之推奉本师，他人岂肯相信，此虽无碍他人之语，尚不宜载，况乃讥刺朝贵乎！立言失体，莫过于此。仆与学堂，坚辞再四，微闻外论，甚不谓然。筦学尚书，兼听并观，难保始终爱护，门下诸贤，乃复不考，众论谬相标榜，苏诗云，岂敢自爱恐子伤，嗣后望勿为此等两损之事为要”。筦学尚书即张百熙，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为张百熙跪拜以请出山而东渡考察学制。
期间编辑邓毓怡曾东渡日本，求学于早稻田大学。邓毓怡字和甫，大城人，吴汝纶长莲池书院时的入室弟子，《莲池书院志略》一书中记录他1903年回国“与同学密谋暗杀慈禧太后，”住在常堉璋家中，他说:“某月日君当闻有巨变发于辇下，则邓某致命遂志之时也。”后因事泄，主事者被捕，他又逃回了日本，走前将炸药等物交给常堉璋保存，常堉璋怕惹麻烦，夜间将爆炸装置等物弃于宣武门外河中。
光绪二十九年深州中学堂洋文教员徐先生教授无法，学生全班告退，知州黄某听信徐某之言，上报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以阻挠新学，札撤中文教习赵衡。
《经济丛编》停刊后，华北译书局以华北书局名义继续发行《阁钞汇编》五日刊维持。《大公报》1905年1月25日登有“书业开会”一则消息，“北京某某书局禀商部，拟在上海、北京设立书会，以期互通声气，而禁私翻印等弊一节，已志前报。兹悉，商部业已批准创办人方君、常君知会各新书局，定于十八日，午间在华北译书局开筵会，议入会等事，并拟定会章数条，分送各书局云”，到3月3日《大公报》的消息，北京书业商会已被商部批准，方宾穆、常堉璋任正副董事。由此可知《经济丛编》停刊后，华北译书局仍是北京书业商会的执牛耳者。
至光绪三十一年六月时，华北译书局已由赵衡、赵麟章兄弟主持接办。贺葆真《收愚斋日记》六月八日（1905.7.10）记云，“访杨儒珍不遇，至华北译书局，书局之初开办，出报两种，一《经济丛编》，甚为学界欢迎；一为《阁钞汇编》，后《经济丛编》停板，而包印书籍未尝不获利，夫此局之法起虽由廉郎中泉，而提倡招股，吴先生实主持焉。成立之后为常稷生所把持，廉郎中乃委而去之，弊端百出，不复可支，常氏又去，乃归赵湘帆兄弟。账目既不可问，局中乃宣告亏赔，所余股银属股东领取，未取者将股东权利注销，银存局内，不作股本矣，每股原五十元，今余十一元而已。复有已领收条，局中并无其名者。此书局大抵皆保定、深、冀之穷儒，渊源于莲池、信都者。稷生固大不理于口，赵氏兄弟之屏弃旧股，注销股东权利，亦颇受人指摘。议此书局一失信用，畿辅他公司招股必大受影响矣”。此处出报两种失误，应为杂志期刊，前已述明。贺葆真与常堉璋郎舅关系，他岳父常熙敬与常堉璋之父常熙庸为再从兄弟。由于书局亏赔，从深冀二州士绅经济损失方面考虑，贺葆真对常堉璋有点过于求全责备，须知起初是以办报而起，同时期《顺天时报》已能发行一万余份，而常堉璋以学者主持发行的《经济丛编》《阁钞汇编》杂志虽受学界欢迎，毕竟发行量过小，亏损在所难免。
九月十三日（1905.10.11）贺葆真再往华北译书局时，已经改名北新书局，“赵湘帆兄弟与常郭二君瓜分华北，而赵氏得其根据地，占优势焉。开办费不足，湘帆拟再招新股，而延贾佩卿主笔，人皆知其难也。此局开办数年，贸易尚好，然不胜其赔累，今总办易人，核实估计前每股五十元者，至此仅余十元，又无端取消股东权利，将所余款股招股东取去”。贾佩卿即贾恩绂，莲池书院吴汝纶弟子，精于志书，编有《南宫县志》《枣强县志》等方志。赵衡第二年入直隶文学馆肄业读书，北新书局主要由其弟赵麟章主持，其间赵衡招同门师弟王在棠到局任事，即《王荫南墓表》所云“予与荫南同出贺先生之门，初领北新译书局，悲其穷，尝引与共事，已又以财资之。”光绪三十四年北新书局曾排印出版赵衡所撰《叙异斋文草》三卷，同年北新书局还出版了由王在棠校勘的曾国藩《古文四象》四卷本。
光绪三十二年郭增庆又另办《河北五日报》，贺葆真《收愚斋日记》四月十三日（1906.5.6）记曰：“余至河北五日报，社主人深州郭子馀也。华北书局本众股东所集资，因常稷生任编辑兼总理，弊端百出，郭子馀、赵湘帆乃瓜分之。郭自立为河北日报，声明盖出二家下，恐不能持久”。
光绪三十二年常堉璋出版衡水刘乃晟编著，由其编订的《中国历史课本》，已用北京华新书局名义，其后自著《初等小学中国地理教科书》也以华新书局出版，盖取华北译书局重新创办之意也。
推荐阅读
作者简介：田卫冰，男，1975年生于河北深县，就职于衡水市规划设计院。现为河北省书报刊收藏委员会副主任、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常务理事、衡水市地域文化研究会会长，政协衡水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发表《近代以来衡水籍书商与中国藏书文化》《松筠阁史略》《弓汝恒生平事略》等学术论文数十篇，著有《厂肆衡水帮估史稿》《衡水地区桐城学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