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地名后悔的城市”

　　这两年有不少人列举了一些“改地名后悔的城市”，将它们的“原名”和“今名”对比，对比完吐槽，吐槽完写成文章，并把写完的文章发在微信或其他地方，让它们流传开来。其中被列举得比较多的城市包括（据说原名汝南的）驻马店、（据说原名常山的）石家庄、（据说原名徽州的）黄山、（据说原名兰陵的）枣庄、（据说原名广陵的）扬州、（据说原名陈仓的）宝鸡、（据说原名琅琊的）临沂、（据说原名姑苏的）苏州、（据说原名庐州的）合肥、（据说原名九原的）包头、（据说原名幽州的）保定、（据说原名月港的）漳州、（据说原名云中的）托克托、（据说原名长安的）西安等；而他们吐槽的内容包括“驻马店四世三公袁绍”、“石家庄赵子龙”、“枣庄王高长恭”、“扬州散”、“保定张飞”、“持节托克托”等。

　　当然，他们也未见得要把这些地名“改回去”，毕竟他们也知道改个地名成本很高，操作起来也有很多麻烦；他们只是追忆过去，认为古名高雅，今名与之相比太俗不可耐了，把古名改成今名太有伤风雅了，于是替“改名”的人后悔。

　　他们的文章在网络上流传之后，跟风者大有人在，甚至“归德改名商丘”都被他们拿来说事了（就好像只要改名，不管怎么改都一定不好似的）；但也有人理性分析之后发现他们的观点问题颇多。

　　首先，他们列举的那些古名和今名真的都有可比性吗？汉代的郡名和现代的市名确实有可比性，把汉代的郡名和现代的县名，或者汉代的县名和现代的市名拿来比较也说得过去，可是拿“月港”跟“漳州”对比是怎么回事？月港是一个港口（最多包括港口及其周边的一小片区域），而漳州是一座城市，拿港口名跟市名作对比有什么意义？另一方面，“幽州”和“保定”有可比性吗？幽州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州，地跨现在的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省市以及朝鲜半岛北部，且东汉时期，幽州的治所根本不在现在的保定范围内！张飞是幽州涿郡人，为什么有些文章提赵云、袁绍等人的时候提的是郡名，而提张飞时非要提州名呢？复仇者不由得怀疑某些文章的作者是觉得“涿郡”和“涿州”（县级市，由保定市代管）或“保定”对比没有什么反差效果，于是用了州名。

　　其次，就算是那些有可比性的地名，今名真的都是由古名改来的吗？“黄山”（作为一个地级市的名称）可以认为是这样（1986年县级黄山市由徽州地区代管，1987撤销徽州地区、屯溪市和县级黄山市，设立地级黄山市），但其他的地名呢？就拿石家庄来说，石家庄原本是正定县一个小村庄，近代由于修京汉铁路时在此设站，之后又有两条铁路在此交汇而成为铁路枢纽，所以逆袭成大城市，而常山郡早在唐朝就被废置了（正定县可视为其继承者），请问“石家庄”这个地名是由“常山”改来的吗？类似的城市还有枣庄（本为小村庄，因为矿业而兴起）、驻马店（多认为由驿站兴起）等，且兰陵县、汝南县等至今仍然存在，看来不要说有没有把高雅的名字改低俗了，连改名之说本身是否成立都大有问题。

　　再次，那些所谓的今名也不一定历史短。就拿“扬州”来说，扬州是上古九州之一，若说改名，哪个名字才是被改的？

　　当然以上三点都不是本文的重点，本文的重点是，针对拿今名的字面意思说事，认为今名不好的观点（如“枣庄王”是大地主，“黄山”是山名，“驻马店”这一地名既尴尬又老土，“包头”是路边烧烤摊），谈谈就地名本身的含义而言，古名真的比今名高雅吗？

　　就拿“汝南”来说，“汝南”的不就是“汝水之南”的意思吗？这样的地名有什么高雅可言？如果用山或水的名字+东西南北也算高雅的话，为什么没人说济南、淮南、淮北、鸡西、渭南、黄南、海东、海南（州）、海西、海北、山南等市或自治州的名字高雅？难不成把枣庄改名“微东”，把包头改名“黄北”就高雅了？至于驻马店，一听到“驻马店”三个字能马上联想到驿站，感觉这里只是个连小镇都够不上的地方似的；平心而论，这个名字听起来确实很一般，不过如果随着汉语的发展，人们忘了“驻马店”是什么意思了呢？

　　对此，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曲阜。大家一听到“曲阜”两个字马上想到那是孔子的家乡，不禁肃然起敬，可是你知道“曲阜”的含义吗？告诉大家，“阜”是土山的意思，“曲阜”即“弯曲的土山”；“曲阜”之名最早见于《礼记》，东汉应劭解释道：“鲁城中有阜，委曲长七、八里，故名曲阜”——这还不如“驻马店”呢，起码驿站不像土山一样，从济南坐高铁到徐州的一路上两边到处都是。人们之所以不吐槽“曲阜”这个名字，是由于大家明白“驻马店”是什么意思，而不查资料的话，很少有人知道“阜”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泗水从曲阜市范围内穿过，且曲阜的主城区位于泗水之南，如果按照“汝南”的命名方式，曲阜应该被命名为什么自己想吧！

　　再说常山和徽州。常山是恒山的别名，且不说现在的恒山跟汉朝的常山（恒山）根本不是一座山，现在的恒山根本不在石家庄的范围内，拿“常山”跟“石家庄”对比有什么意义，就说如果用一座山命名一座城市高雅的话，为什么“黄山”作为地名就不好呢？而“徽州”二字的来历说出来也有失风雅——徽州原名歙州，宋徽宗时期，当地爆发了方腊起义，而“徽”是绳索的一种，于是宋徽宗将起义镇压下去之后用“徽”字作为地名，以示束缚之意。

　　再说兰陵和广陵。“兰陵”的意思就是“长兰花的高地”，这比“枣庄”高雅在哪里？与之相似，广陵也只是由于此地多丘陵而得名而已。

　　再说陈仓。“陈仓”得名于陈仓山，而“陈仓山”得名于夏、商时期的雍州陈国，如果“陈仓”高雅的话，是不是山西境内有一个地名叫“晋仓”，河南境内有一个地名叫“宋仓”，湖北境内有一个地名叫“楚仓”也算高雅呢？反倒是“宝鸡”多少有些寓意（这个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这里不一一赘述，想知道的请自行查阅资料，但可以告诉大家，各种说法都是由传说作背景且有寓意的）。

　　再说琅琊。汉代有琅琊郡，同时也有临沂县；“琅琊”得名于山名，复仇者未查清此名由来，不过“临沂”可以确定是“临近沂水” 意思，其意义跟“汝南”相当，只是没有注明东西南北，因此前者未见得比后者高雅。

　　再说姑苏。上古时期有一个叫“胥”的人物，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今天的苏州这个地方，因此这个地方被命名为“姑胥”，而当地“胥”和“苏”同音，因此“姑胥”又被称为“姑苏”，而“姑”为当地土语语气助词，无实际意义——难道地名加一个无实际意义的语气助词就高雅了？

　　再说庐州，“庐州”这个名字得名于周朝所封的庐国，而“合肥”这个名称来源于当地的东淝河与南淝河，而“淝水”又被称为“肥水”，所以这个地方有了“合淝”、“合肥”两个名称。由此可见“庐州”和“合肥”都是就地命名。

　　再说九原。“九原”意义颇多，主要有指九州大地，指春秋时晋国卿大夫的墓地，后泛指墓地（“九泉”一词类似）；而看那些文章的作者的意思，这里的“九原”指秦代九原郡的所在地；至于那个地方为什么用“九原”二字命名，说法不一，多认为是“九”是（十进制下的）数字（不是数）当中最大的，而那个地方是当时中原人活动范围的极限，因此被命名为“九原”；看来这个地名多少还是有些寓意的，论高雅性，确实比（根据当地的山或水）就地命名或以人名命名强。不过另一方面，“包头”的意思也不是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意为“有鹿的地方”——怎么样？感受到诗情画意了吗？

　　至于幽州和月港，如果说今名是由这两个古名改来的话，那么由“幽州”改来的地名遍布华北、东北乃至朝鲜半岛，而由“月港”改来的地名也只有漳州市的古港口，这两个地名无法跟“保定”或“漳州”对应；而如果用古代的郡名和当代的市名对比，“涿郡”和“涿州”或“涿州市”的专有名词部分没有变化，跟“保定”比也没有什么反差可言；漳州这个地方古属闽中郡（论含义，这个地名跟黔东南、黔南、黔西南、台北、台中、台南等地名一个级别，谈不上高雅），其的范围包括现在的若干个城市，此后当地经过多次行政调整，由武则天在此敕建漳州郡，才有了可以作为今天的漳州市前身的行政区域，因此可认为“漳州”这个地名实际上没改。

　　由此可见，那些文章的作者提到的城市，其今名多稀松平常，但其古名也多没有什么高雅的含义，其中仅有的两对有对比性、古名高雅且古今反差比较明显的是“云中”和“托克托”、“长安”和“西安”。

　　然而就在这两组对比当中，“云中”和“托克托”的对比也是有问题的——确实，“云中”之名多认为来源于赵武灵王时期的神话传说（和“宝鸡”得名相似），有寓意，这比来自人名的“托克托”高雅；但问题是为什么非要拿“托克托”跟“云中”对比呢？历史上的云中郡范围变化较大，其治所曾位于今天的托克托，也曾位于今天的大同，如果说用人名命名的“托克托”没什么寓意，请问“大同”这个名称如何？

　　看来经得起推敲的只有“长安”和“西安”的对比——前者有“长治久安”之意，且西汉、唐等朝代在此定都（当然汉长安城和唐长安城的位置不同）时作为首都的名称，而后者得名于明朝（那个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已经东移了，且那个地方已经叫“奉元路”了）设立的西安府，显得低了一格，这大概就是首都名称和远离首都的西部城市名称的区别吧！

　　至于“扬州散”、“石家庄赵子龙”等确实可笑，但其可笑是因为原话说的是当时的名称，不能强行改成其他名称，跟原来的名称是否高雅没关系——比如你说“烟花三月下广陵”，不是和“扬州散”一样可笑吗？再比如，如果连云港市由于种种原因被改名为“花果山市”，想必这会和“徽州地区”改名“黄山市”一样会成为原作者的槽点，但如果孙悟空不说自己是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氏，而说自己是江苏省连云港人氏，不是也和“我乃石家庄赵子龙也”一样可笑吗？像曲阜那样的地名完全与高雅无关，但如果汉代或唐代朝廷把这个地名改了，无论改得多高雅，我们也只能说孔老夫子的家乡是曲阜。总之，可笑是因为改了原话，不是因为原话提到的地方有了新的名字。

　　综上所述，即便假设改名之说真的成立，那些古名也多只是就地命名，其由来很平常，没有什么寓意可言，谈不上高雅，即使有寓意的也不一定是什么好的寓意，高雅者只占少数；而相应的今名也是这样，就地命名者多，有寓意者少，高雅者更少。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的发展，人们产生了“改地名后悔”的感想，而根据上文分析，产生这一感想的原因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很多古地名的由来已少为人所知，其中一些如果不查资料的话，人们很难想到它的来历，二是人们对部分今名的由来不甚清楚，因此对其产生了误解。

　　其实人名又何尝不是这样？如果不了解其对应的英文单词及那些单词的英文意思的话，人们也会觉得“培根”等姓高大上；但知道了这些词的意思的话，人们会觉得它们也很平常。

　　也可能有人会说，有些古地名释义之后确实很平常，但听起来的感觉好。

　　那请问“洛阳”这个地名好不好？如果作为东汉、西晋等朝代都城的洛阳在宋代或其他时期被改了名，相比这又是一对类似“长安”和“西安”的对比吧！然而“洛阳”听起来有“落阳”的感觉，听起来有日薄西山之感。所谓感觉好，多是因为它用了几百年甚至一千、两千多年，有历史沉淀感。

　　看来，那些古老的地名相比于今名而言，仅剩的优势就是用的年头长、有历史沉淀感了。

　　其实，一个地名即使来历十分平凡，叫上几百年的话人们就听熟悉了；就算叫上几百年不行，叫上一千年的话人们也听熟悉了；如果在这几百年或一千年当中，这个地方出过什么大人物，或者发生过什么重大历史事件，人们就会知道一个或多个带有这个地名的典故，这样这个地名就有历史沉淀感了；所以地名还是不要轻易改——如果汝南城一直是汝河南边那一带的核心城区，没有衰落，驻马店也没有兴起，那么那个地方当然是叫“汝南市”好。

　　但这只是由于沿用原有地名方便，和地名是否高雅、是否有寓意、是否听起来感觉好是两回事，因此如果由于经济原因（如上文提到的石家庄、枣庄）、政治原因（如上文提到的西安，当初朱元璋曾有意迁都于此，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落实，如果明朝真的迁都于此了，想必这个地方不会再叫“西安”了）或行政调整需要（如临沂，东汉天下分为十三个州，琅琊郡属徐州，到了南北朝时期，州越分越细，琅琊郡属沂州，后隋朝为了改变地方政区划分过细的局面，调整了行政区划方式，把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琅琊郡被撤），用B地名比用A地名更符合实际情况的话，沿用A地名就不方便了，那改名（实际上还未必是改名）就没问题了。

　　在这种前提下，如果B地是A地下辖的一个小地方，后来B地的行政级别提高了，A地成了B地下辖的地方的话，这个地方的地名由A变成B就什么可惋惜的了，所谓的历史沉淀感也不重要了。当然你要是惋惜某座城市原本鹤立鸡群，后来衰落了的话也没问题，但这跟城市名称有什么关系？作为四大古都之一的洛阳现在还叫“洛阳”，不是连省会都不是了吗？如果西安现在不叫“西安”，而叫“大兴”（现在北京市的一个区的名字），想必人们会认为这个名字比“西安”还不如；但隋朝就有一座大兴城，它是隋朝的都城，并且这座城后来被修缮成了唐长安城，其遗址就位于现在的西安市。

　　那如果完全是主动改名呢？这确实会造成许多不便，所以复仇者说如果汝南没有衰落，驻马店也没有兴起，汝河南边的那个地方还是叫“汝南市”好；而“徽州地区”被改为“黄山市”而非“徽州市”之所以会引起较大争议也是这样。但这也得一分为二地看，有些地名确实改得不好，但也有改得好的，比如湖南的大庸市（这个地名最早来源于春秋时期的庸国，后明朝在此设立大庸县，1988年又升级为市）由于其境内的张家界景区而被改名“张家界”之后名扬海内外。

　　此外，时间能够抹杀很多记忆，也能够让我们有条件创造新的值得记忆的事物，比如歙州是隋朝设立的，经过五百多年，当地人早已对这个地名熟悉了，而宋徽宗将其改名为“徽州”完全是主动改的（不是歙州衰落，而当时有一个叫“徽县”的地方兴起，徽县成了中心城市），且寓意并不好；然而八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这个新的地名已经熟悉了，对它的来历却逐渐淡忘了，且当地形成了特色文化，这样反倒是改掉它容易引起人们的惋惜。

　　不过真正意义上被改掉又值得惋惜的地名毕竟是少数，所以我们可以追溯一下一座城市的历史及其名称的由来，后悔什么的就少谈吧！

　　当然，以上说的基本上是由于看了古名和今名之后感觉今名不好，又误以为今名都是古名改来的而发感慨的人，不过有些地方也能隐约看出来，有些人发感慨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本来就以厚古薄今为目的宣扬今名不好，甚至纯粹是起哄——例如拿“幽州”跟“保定”对比的人，再例如说“归德”改名“商丘”不好（前者有些寓意，但若论历史沉淀感，怎么看也是来源于商朝的“商丘”更有历史沉淀感吧，为什么这里又拿寓意说事了呢？）的人，说“大庸”改名“张家界”不好的人——复仇者最后劝这些人还是免开尊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