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能改变艺术世界吗?田霏宇对谈Acute Art总监丹尼尔·伯恩鲍姆

世 界陷入了停顿,人们不再旅行,但艺术并没有停滞不前。妮娜·香奈尔·阿布尼(Nina Chanel Abney)、达伦·巴德(Darren Bader)、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曹斐、KAWS和阿丽莎·柯维德(Alicja Kwade)等艺术家使用增强现实技术(Augmented Reality,下文简称AR)创作的作品在各大洲之间架起了一座具有创造性的桥梁。现在,它们共同出现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幻景:当代艺术与增强现实”中——这是迄今为止在艺术机构中规模最大的AR展览。

这种沉浸式的新技术能改变全球艺术世界吗?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Philip Tinari)和AR艺术平台Acute Art艺术总监丹尼尔·伯恩鲍姆(Daniel Birnbaum)就此次联合展览、博物馆的未来,以及如何让艺术产业减少浪费等问题进行了对谈。

(左侧)田霏宇

图片:Photo courtesy of the UCCA

(右侧)丹尼尔·伯恩鲍姆

图片:John Scarisbrick

丹尼尔·伯恩鲍姆:我现在坐在伦敦的我家厨房里。回想我们的合作,我想到了发电站乐队(Kraftwerk),这个团体是德国的电子乐先驱,乐队创始成员包括Ralf Hütter和Florian Schneider,他们总是随身携带着笔记本电脑。通过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他们在伦敦、马德里、巴黎、柏林、莫斯科、阿姆斯特丹、罗马和斯德哥尔摩同时举行音乐会——在这些城市中,各有一组预先编程的机器人演奏他们的音乐(这即是他们提出的“机器人流行乐”概念)

这不再是属于未来主义的愿景。我们都有便携式电脑,可以接触到无数分布在全球的文化活动。而今天,我们甚至不需要任何预先编程的机器人——AR技术能让一切简单得多。

你怎么看?艺术世界如果希望在没有疯狂旅行的情况下保持全球对话,那么这些工具是必要的吗?

田霏宇:2020年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是,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必要的。当我们在春天从中国的疫情封锁中走出来时,迅速组织了一个名为“紧急中的沉思”的群展,有26位国际艺术家参展。一年前,如果没有这些国际艺术家或他们的团队在现场——如Pierre Huyghe、Mika Rottenberg、Wolfgang Tillmans和Lawrence Abu Hamdan等——完成布展工作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次的结果却很好。

今年晚些时候,我们又通过Zoom推进并落地了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的作品展。接下来是一个更复杂的展览“非物质/再物质:计算机艺术简史”,许多先锋数字艺术家实际上是在欧洲或北美登陆我们的电脑系统来调整他们作品的。

当前的展览“幻景”可以说是这个线索中的“高潮部分”——在这里,我们的展览本就是虚拟的,但同时它也是在与我们的环境和空间密切相关的情况下策划的。它要求观者亲临现场,与这些并不占据物理空间的作品进行互动。我想,这不仅可以为艺术家继续与AR技术合作提供一个尝鲜的机会,也可以为博物馆/美术馆在未来几年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

妮娜·香奈尔·阿布尼,《想象伙伴》,2020

图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 Acute Art, and UCCA

丹尼尔·伯恩鲍姆:近年来,不少使用虚拟技术的作品仍遵循旧的展览方式在进行展示。不过我认为我们的合作展示一种这样的潜力:妮娜·香奈尔·阿布尼作品《想象伙伴》(Imaginary Friend)中的人物形象盘旋在半空中,似乎在祈福。达伦·巴德的作品里,女孩肩头有一个十字架,身边跟着一只活泼的小狗,似乎打破了某种宗教寓意。KAWS的标志性“同伴”(COMPANION)系列漂浮在空中,仿佛没有重量。人们对它们的反应如何?

田霏宇:每天早上,当我来到UCCA,想起我们的公共区域被所有这些虚拟角色和物品环绕着——它们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这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即使你无法用肉眼看到他们,你也会意识到自己闯入了“它们的空间”,或者即使不用应用程序,也能在脑海中“看到”作品。于我而言,他们开始变得像老朋友一样。

丹尼尔·伯恩鲍姆:你最感到惊喜的是什么?

田霏宇:曹斐的《永不消逝的电波AR:李新星》(The Eternal Wave AR: Li Nova)是有一点“怪诞”的。这个幽灵般的小男孩突然出现在我们的大厅里,做作业,被一群漂浮的小海龟包围,观众看到他便会立刻做出反应,这种现象真是太棒了。

曹斐的《永不消逝的电波AR:李新星》,2019

图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 Acute Art, and UCCA

丹尼尔·伯恩鲍姆:每隔一段时间就可能会有一种新的视觉技术出现,它改变艺术的本质。作家Douglas Coupland表示,VR和AR的引入代表了一种转变,其颠覆程度堪比电视甚至电的使用。当一种新的艺术媒介出现时,总会有这样的“实验窗口期”——这可能是一段比较混乱和夸张的时期,因为此时事物还没有被定义。有时候,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段时期才是最有趣的……

田霏宇:看着观众在现场学习掌握这项新技术,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它是一件新事物,就意味着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再加上中国互联网有特殊性,这意味着,下载一个新的应用程序并解锁其中包含的作品,不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当首件作品出现时,总是会有这种的惊喜时刻,就好像观众与这个装置开始建立一种新联系,它可能成为艺术的容器。
丹尼尔·伯恩鲍姆:目前,人们对于病毒的反应似乎是对于气候危机的一种“彩排”,这是围绕新冠疫情的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一些博物馆/美术馆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让它们变得不那么吸引人的其他原因又是什么?我想知道,这些新的可能性是否会改变博物馆/美术馆的功能?
田霏宇:我认为博物馆的功能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连接一个社群,而最直接的方式是把人们聚集在一个公共空间。这就是我认为这次展览最吸引我的地方:它并非脱离了实体,而是创造了一种与博物馆/美术馆物理环境的强烈联系。展览刚刚开放不久,我们的团队反馈说,在开幕后的这段时间,他们收到来自观众的询问量是前所未有的,互动也很多。当然,部分原因是前沿技术,关于如何使用应用程序或激活作品有很多问题,但也有一种共同的惊奇感。

在UCCA,观众通过Acute Art的应用程序浏览AR作品

图片:Courtesy Acute Art and UCCA

丹尼尔·伯恩鲍姆:我们需要新型的机构吗?

田霏宇:目前这种长期的放缓态势让我们能够更仔细地思考每个项目的内容。我认为这是一种“新意向性”: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完全停止国际巡回展览,而是要有一个更清晰的想法,什么应该进入艺术机构,观众应该从艺术机构中得到什么。另一种趋势是机构将发挥“照料”的功能——照料自己的员工、所覆盖的社群,甚至是艺术家。这段困难时期使我们与周围环境的联系变得更加深入。另外有一个例子,一个新兴艺术家奖项——华宇青年奖每年都在这个时候颁奖,但在今年缩减规模的形势下,我们决定在UCCA的空间展出15位入围艺术家的38件作品,并策划了三场讲座及展览影像单元。

丹尼尔·伯恩鲍姆:显然,过去二十年来主导国际艺术世界的艺博会和双年展模式,对于参与艺术生态的观众来说,似乎是不可接受的。当物理环境与虚拟连接在一起时,也许我们会需要混合的空间。成千上万的人飞到另一个大陆去买卖同样通过飞机运到那里的艺术品,似乎不再是最理想的交易方式。

田霏宇:但不知为何,这些线下活动方式更适合作为一种中立的存在。当你把艺博会搬到网上时,马上就会遇到文化差异——中国的藏家在试图登录各大国际画廊的线上展厅时,大几率会发出疑问:为什么下载速度这么慢?为什么没有类似淘宝上的那种即时聊天的功能?

达伦·巴德,《爱》(LOVE),2019

图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 Acute Art, and UCCA

丹尼尔·伯恩鲍姆:这种形式的全球主义将会终结。但什么能取代它呢?地方主义的新形式?

田霏宇:去年12月,我的朋友Kyle Chayka在弗里兹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一群艺术评论家在国际间转战多年后,已经完全习惯了世界的各种“奇观”。我们都认识一些艺术经纪人、画廊主、策展人和收藏家,他们社交平台上发送的内容每隔几天就会换一个城市。我想,我们都知道这种模式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希望在下个阶段中,我们仍然会有出行的机会,但也许物理层面上出行将是维系这种体系运行的最“极端”的一种方式。从博物馆/美术馆的角度来看,我们总是会希望做一些更国际化的项目——项目本身要更扎实、更强大。

丹尼尔·伯恩鲍姆:但从生态角度看,数字技术并非完全无害。服务器消耗大量电力,绿色能源革命要达到碳中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技术能拯救我们吗?

田霏宇:我发现John Gerrard的作品在这里非常有启发意义——他的《Western Flag》占据了我们所有AR作品后面的墙。在“非物质/再物质:计算机艺术简史”展览中,他和其他艺术家的许多作品都是关于虚拟世界的物理足迹。我经常站在作品附近,看着我们的工作人员收到从各种O2O软件送来的快递,它把一切送到你家门口,这要归功于对快递小哥们的严格管理和算法模式,但这种劳动力本身仍然是不稳定的。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无定之云》(Uncertain Cloud, 2020);KAWS,《宇宙假期》(HOLIDAY SPACE, 2020)

图片:Courtesy of the artists, Acute Art, and UCCA

丹尼尔·伯恩鲍姆:《无人居住的地球》(The Uninhabitable Earth)一书的作者David Wallace-Wells谈到过硅谷的“科技教堂”,以及相信不断加速发展的智能将拯救地球的信念。但他也提出,在一个平均气温已经升高6摄氏度的星球上,又有多少人会使用AR技术?另一方面,AR可能会帮助我们改变行为模式。

田霏宇:我想,除了尽自己的一份力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所在的机构更负责任,还可以尝试做一些提高意识的事情。比如我看到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的《太阳伙伴》出现在我们场馆入口处的阶梯座位上,就感觉它仿佛在提醒我们,不能再安静地停留太久。

丹尼尔·伯恩鲍姆:你认为这些艺术形式在中国会比在欧洲和美国更快地被接受吗?

田霏宇:我很喜欢的一点是,19世纪和20世纪僵化的等级制度没有在这里扎根,这意味着,除了政府因素外,公众的心态还是比较开放的。

不过,要和这些AR作品合影还是不太容易实现的(除非用一部手机刷、再用另一部手机拍,但这对于最敏捷的网红来说都非常困难)。除了加强与物理空间的连接(通过使观众站在一个特定地点、扫描特定位置),这个展览也存在一种关系,你可能需要请一位工作人员来帮助你与喜欢的作品合影。幸运的是,至少目前,新冠疫情的防控形势不错,人们也不再害怕接触彼此的设备。

*“幻景:当代艺术与增强现实”正在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将持续至2021年2月10日。

文丨Daniel Birnbaum & Philip Tin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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