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我们设计出团徽的90岁'敦煌少女'，尝遍人生坎坷，笑着活成传奇！
原作者：北洋君
10月16日，
神舟十三号在甘肃酒泉成功飞天。
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纪念日
中国三位航天员“伴日飞天”，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
而在距离酒泉不远的敦煌莫高窟，
穿越千年历史而来的492个洞窟中，
几乎窟窟壁画中有飞天。
这让北洋君想起了前几天
央视《吾家吾国》节目中讲的一位
90岁“敦煌少女”的故事。
从12岁起，她就
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临摹飞天，
在之后的岁月里，
她几乎用尽一生的心血，
把敦煌艺术运用到现代设计中。
21岁，她以敦煌元素设计出
“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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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块丝巾国礼
和平鸽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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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设计了中国共青团团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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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然流光溢彩的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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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宫的大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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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那朵被中央政府
选中赠送给香港特区的金色紫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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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她已经90岁了，
但仍是人们眼中
“永远的敦煌少女”……
她就是常沙娜，
然而，与“美和浪漫”始终相伴相随的
是她一生经历的坎坷，
少年失母、中年丧夫，
77岁，自己又罹患癌症，
在与磨难的抗争中，
90岁的她虽已经是皱纹满面，
可从内而外透出的
仍是少女时的生动与秀丽。
“岁月从不败美人”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
这位90岁“敦煌少女”的
传奇人生……
很多读者最早认识她，
是源于这张80多年前的老照片，
照片中，
她是萌态可掬的小女孩。
1931年3月，
常沙娜出生在法国里昂，
在她出生的地方有条名叫Saône的河流，
父亲常书鸿用这条河流的名字
给她起名叫“沙娜”。
1935年，常书鸿绘《沙娜像》
命运之手在冥冥中
为这个名字里带“沙”字的女孩
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敦煌，又名沙州。
然而在当时，谁也想象不到
这条“沙娜河”
会从法国蜿蜒奔向中国西北
那荒凉又神秘的艺术王国……
“父亲常书鸿是第一位进入
巴黎美术家协会的中国艺术家，
我家住在巴黎第14区48号，
周末、假日，我家成了
中国留学生（学艺术的）聚会的场所……
徐悲鸿和蒋碧薇
到巴黎办展览时也来做客。”
但是，父亲与一本书的偶遇，
永远改变了一家人的命运轨迹……
竟不知道在自己的故土
还有如此灿烂独特的艺术。
1943年，母亲带着她和弟弟
几度辗转在敦煌与父亲团聚。
虽然做足了思想准备，
多年之后，
常沙娜还清晰记得初到敦煌时的情形：
当时已是深夜，
母亲带着她和弟弟肚子都饿了，
爸爸却给每人端了三个碗：
一碗盐、一碗醋、一碗面。
打冰化开后当作饮用水
常书鸿是画家，
但到敦煌的头几年，
他根本拿不了画笔，
母亲出走那年常沙娜才14岁，
弟弟比她小10岁。
常沙娜从此中断了学业，
用柔弱的双肩
担负起照顾爸爸和弟弟的责任。
日子就像戈壁的黄沙那样粗粝苦涩，
然而，上天在苦难之外，
给了少女沙娜
另一种极为珍贵的甘甜。
千佛洞的蓝天明澈无比，
让她的心情豁然开朗。
不知不觉中，
常沙娜和父亲一样，
在这片荒凉又广阔的天地之中，
找到了自己一生的精神寄托。
她说：“那么多从未见过的
壁画、彩塑，
铺天盖地，色彩绚丽，
我不明白这是些什么，
只觉得好看，新鲜，神奇，
在明明暗暗的一个个洞窟走进走出，
就像游走在变幻莫测的梦境里。”
无数个日升月落，
她蹬着“蜈蚣梯”
爬进蜂房般的苍老洞窟，
用镜子反射阳光进洞，
或一手执小油灯一手临摹壁画：
“彩色的佛陀、菩萨
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
头顶上是节奏鲜明的
平棋、藻井图案，
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
佛传本生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
随着太阳转移，
洞里的光线越来越暗，
而我意犹未尽，难以住笔……”
1948年，十七岁的常沙娜
离开相依为命的父亲和弟弟，
到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
学习绘画及外国古代文化艺术。
虽身在国外，
但她一时一刻
没有忘记祖国，没有忘记敦煌。
1949年，一个消息激起了
常沙娜心中巨大的波澜，
新中国成立了！
她一刻都等不及要回去。
没有回国的路费，
她就每天晚上去陶瓷场打工，
靠着辛苦攒下的三百多美金，
终于买到一张回国的三等舱船票，
提前两年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不久，
常沙娜就迎来了
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际遇。
1950年年底，
周恩来总理跟常书鸿说，
你要在午门城楼上
搞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展览，
把你们临摹的东西搬到我们城楼上。
常书鸿高兴得不得了，
把常沙娜也叫去帮忙。
这次展览引起了很大轰动，
很多人都像当年的常书鸿一样
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这其中就包括后来
影响了常沙娜一生的人——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当时林徽因的身体已经十分不好。
但没去过敦煌的他们说，
再累也要坚持来看展览！
她扶着梁思成、林徽因，
陪一圈、歇一圈、说一圈，
再给他们进行讲解。
看了壁画上的古建筑，
他们难以抑制的高兴和激动
让常沙娜印象极深。
不久，常书鸿告诉女儿，
清华大学请她做助教，
在敦煌图案上配合林徽因做些工作。
本来准备去中央美院
继续走绘画道路的她，
成为林徽因的学生，
从此转向工艺美术、艺术设计
和艺术设计教育。
她说：“是林徽因先生决定了我
终身献身给艺术设计
和教学的人生方向。”
那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
正在研究景泰蓝艺术。
林徽因对常沙娜说，
沙娜你是搞敦煌的，
你对敦煌的图案很熟悉。
你结合敦煌的图案，
给景泰蓝做一些新的设计，
我们一块搞。
当时林徽因已经病得很严重，
只能在床上工作。
常沙娜每天都去看她，
林徽因边咳边坚持讲解，
一说起来，激动得满脸都发红。
这个情形，常沙娜每每回忆起来，
都感慨不已。
在林徽因的引导下，
常沙娜将所学的敦煌艺术元素
应用于现代生活和艺术创作，
成为国内最早从事
敦煌图案研究与教学的学者之一。
凭着在敦煌练就的童子功，
常沙娜很快拿出了一套
敦煌纹样景泰蓝工艺品，
让这一濒临失传的传统工艺重获新生。
1952年，
第一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在北京召开。
会议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礼品，
要反映现代的东西，
还要运用中国古代的文化元素。
在林徽因的推荐下，
常沙娜为会议设计了一套
十分美观的景泰蓝工艺品。
常沙娜还参照敦煌莫高窟藻井图案，
把飞天换成和平鸽，
设计出了一款礼品丝巾，
它和景泰蓝一起，
成了亚太会议上最抢手的礼品。
郭沫若说：“这是新中国第一份国礼。”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指示，
要兴建万人大礼堂等十大建筑。
刚二十几岁的常沙娜
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设计组，
当被问到有没有感到压力很大时，
她爽快地回答：
“没有，我感觉很好！
因为好多人一起。”
刚接触建筑设计的她什么也不懂，
“只知道用敦煌的图案弄一下”，
但建筑师说，
设计方案不能只追求美观，
而要注重跟功能的结合。
照明是亮的、通风口是暗的，
要把这些都考虑进你的设计里。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常沙娜常常是走路时也想，
吃饭时也想，
很多个深夜，
她都在灯下勾勾画画，
一个个方案推倒又重来，
有时一干就到了天亮。
后来，她运用敦煌的莲花图案，
把照明、通风和图案内容结合起来，
就像联珠一样美丽庄严。
400多个日夜后，
人民大会堂顺利竣工。
奉献宴会上，所有参与建设的人，
不管是设计者、制作者还是工人，
都到场了。
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宴会，
一个桌一个桌地敬酒，
向每一位奉献者表示祝贺和感谢，
大家激动得流下眼泪。
从那以后，常沙娜知道了：
“我们每一个搞设计的人，
都应该明白
我们不是一个人完成的，
完全是共同完成的，
是经历了很多的反反复复研究改造。
最后完成的。”
几十年来，常沙娜一直致力于
宣传敦煌的设计事业。
她将数不胜数敦煌元素
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和共同记忆里，
融进了我们的民族血脉里……
传统和现代
在她身上有奇妙的融合。
她从不追求所谓时尚潮流，
身上的衣服一穿十几年，
配色花样却永远典雅大方。
她说，我们是搞设计的，
我们的特色是五千年历史，
你就要尊重过去。
在另外一些方面，
她又十分“摩登”。
爱人去世多年，
她一个人料理生活，
独立得让人惊讶。
她最喜欢说“我有我的程序”，
自己能动手的绝不要别人帮忙。
她跟儿子的相处方式
也十分独特：
不跟儿子住，
也从不要求儿子陪伴。
一起吃饭，也都是你请我一顿，
下顿我就回请一次，
酷得不可思议。
这一切源于
她性格深处的那份
经历重重苦难后的倔强和坚强：
童年时代历经战乱，
少年时代母亲中途缺席，
她在大漠荒烟里“野蛮生长”。
第一次婚姻以草草离婚收场。
第二次婚姻她嫁给日语翻译崔泰山，
两次怀孕，都不幸流产，
45岁才生下儿子崔冬晖。
待到中年，丈夫又早早离世，
她跟年幼的儿子相依为命。
晚年时，命运又一次降下打击。
2008年，她得了乳腺癌，
手术、化疗、放疗，
病痛并没有影响她
对艺术、对生命蓬勃旺盛的热爱。
说起乳腺癌手术，
她毫不避讳地说：
“我这里是空的。”
“一下子给弄掉了。”
放化疗过程中，
她依然搞设计、不停地搞设计，
当院长、带学生，
听喜多郎的《丝绸之路》，
把那别人看起来非常痛苦的
日子过得很好。
她说：“我已经90多岁了，
我的经历很长，
喜怒哀乐什么都有，
所以都要经历就行了。”
她喜欢那句法国的谚语：
“你活得开心，这也是生活；
你活得很悲伤；这也是生活；
这就是生活，就是生命。”
每次去敦煌，
常沙娜总是按捺不住激动，
看少年时代临摹过壁画的珍贵洞窟 ；
看曾与家人共同生活过的黄泥小屋；
看父亲的墓地⋯⋯
就像父亲当年取下的名字那样，
常沙娜真的把自己的一生
活成了一条河。
她冲刷过激流险滩，
经历过海雨天风，
流淌过难以想象的神奇旅途，
终于变得宽广、深邃。
而敦煌就像她最丰盈的源头，
给了她源源不断的哺育和滋养。
她说，“不要说我老了，
我走不动了，我不干了，
'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
我能干多少就干多少。”
90岁了，她仍是永远的“敦煌少女”。
那个在洞中不知疲惫地
临摹壁画的少女，
那么生动，那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