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的主观：一种自我分析的尝试

我希望使我的一些读者，无论男女，能够通过我的叙述，成功地认识到自己的经历、困难、问题、悲伤，等等，并从他们的现实身份而非某种崇高的观点和视角出发，采取一些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行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使我感到更快乐的事情了。

――布迪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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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到12月，布迪厄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小书《自我分析纲要》，次年1月23日，布迪厄溘然长逝。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本小书并不是布迪厄在人生暮年为自己撰写的一本自传，布迪厄特意强调了他对自传这种体裁的反感。在布迪厄本人看来，这是一本采用他毕生追求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用最客观的分析来为最主观的服务”——对自我进行社会学式分析的尝试性文本。

 

《自我分析纲要》这本小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布迪厄并没有给每个章节起一个标题。在第一部分，布迪厄直言，这本纲要是其解释和理解自己的努力。在这种努力中，布迪厄依靠对自己人生历程中一些片段进行社会学式的客观化分析，把这些片段放置于其作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的整个过程中进行考察，在这里，他尽力深化它们，并把它们系统化。布迪厄坦言，由于其“在社会空间中行程广泛，以及这种形成连接但不加以调和的诸世界在实践中的不相信”，他并不能保证借助社会学工具对自我进行的分析能够达到一个预设的理想目标。依布迪厄风格，这并非自谦之语。不过，在这本短小的纲要式文本中，布迪厄的自我分析无疑是成功的。

在接下来的文本中，布迪厄并非按照其成长的时间路线来进行自我分析,而是从其作为一个法国知识分子、社会科学研究者、大学教授，对其所处的法国知识分子场域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布迪厄回顾了自己50年代左右进入哲学场时的状态，对巴黎高师的知识分子场域进行了批判反思——法国哲学界的“不落地”、大学对知识场的文学迷恋让他十分反感，而这些都反映出当时理论与经验、一般与特殊、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立。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布迪厄转向了团队式（研究中心）的社会学研究。

在第三部分，布迪厄谈到了萨特、康吉扬、雷蒙·阿隆等学者对他个人、对巴黎高师学术风向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促使布迪厄对社会学场进行反思，促进了他对把他导向这个场的社会和学校教育轨迹进行反思。由此，布迪厄又谈到阿尔及利亚的兵役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等地的人类学调查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促使他与学校教育经验决裂，对社会学和社会学家产生了具有相当强的批判性观念，使得他对知识分子的个人或集体立场产生一种幻灭。正是这些诸多经历使其由哲学转向社会学，“发狂的工作也是一种通过关注别人来填补巨大空虚和摆脱绝望的方式；放弃哲学的高贵，趋向贫民窟的苦难也是对我少年时代非现实主义的一种牺牲式赎罪；艰难的回归一种清除学校教育修辞的习癖和秘诀的语言也标志着一种新生的纯洁。”在这种自我反思与对大学制度的批判过程中，布迪厄建立了自己的实践理论与一套研究方法论。

在第四部分开篇，布迪厄说道：“这种关于自我分析的纲要，若不为与出身地位相关的配置之形成留有一席之地，就无法进行……”由此，布迪厄讲述了其家庭出生、寄宿生活的经历对其“习性”复杂的影响，出生地区文化的特殊性、从农民家庭到底层公务员家庭——家庭阶层的变动、父母及父母家族关系对布迪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正如福楼拜在《狂人回忆》所写：经历过寄宿生活的人，十二岁时几乎懂得了生活的全部。布迪厄说道：“在寄宿学校的经历无疑在我的配置的形成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尤其使我倾向于对社会关系采取一种（福楼拜式的）现实主义的和战斗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我的童年的教育中就以存在，它与和平的、说教的和中立的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看来，资产阶级生活的被保护经历鼓励了后一种观念（尤其当这种生活掺杂了基督教和道德主义时）……其实自相矛盾地，我相当适应这个深受憎恶的世界，乃至我考虑出去的可能性时毫无兴致，我最终爱上了在差不多空无一人的学校里安安静静度过的星期天（尽管学监急于把我赶出我躲在里面读书的教室）。漫长假期丝毫也不让我愉快，因为上中学把我置于社会疏离中，这种疏离给我带来了烦恼和孤独。”

高度的学校教育认可与低等的社会出身之间的极大的差距带来的双重经验对布迪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紧张与矛盾占据的分裂的习性”——这种“对立面的重合”无疑有助于持久地建立一种与学校教育制度的双重的、矛盾的关系，这种关系由反抗与服从、决裂与期待组成，也许是与本身也是双重的和矛盾的自我之间的一种关系的根源……在这里，字里行间中都能看到习性、“跃变”对布迪厄产生的深远的影响——无论是在此个性还是在学术研究上。“也许在这种情况下，出身于某些人喜欢说的'低等阶级’这个事实，提供了方法论手册上没教授的品行：毫不轻视经验的琐碎，关注卑微的对象，拒绝轰动的决裂和惊人的喧闹，坚持谨慎的贵族主义……”习性与场域之间的迟滞性使得布迪厄无论是在个人风格还是学术风格上都显得独特、甚至与主流格格不入，就像在本篇最后谈及其研究和政治立场时，布迪厄说的一段话：

“在必须当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我有意强调自己是韦伯或涂尔干一派的。当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不是，但我从未沉湎于反共产主义，而他们不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他们经常迎合反共产主义……”

自以为彻底地摆脱礼仪和习惯的知识世界，在布迪厄看来总是被极度的因循守旧占据着，而这种因循守旧作为斥力一直作用于布迪厄。使他对知识世界产生非常矛盾的情感，这种情感正是那种双重距离的根源。

在简短的第五部分，布迪厄再次面向读者谈了谈其撰写这本《自我分析纲要》的目的：我希望使我的一些读者，无论男女，能够通过我的叙述，成功地认识到自己的经历、困难、问题、悲伤，等等，并从他们的现实身份而非某种崇高的观点和视角出发，采取一些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行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使我感到更快乐的事情了。

在布迪厄的理论建构中，“[（习性）（资本）]+场域=实践”是其核心理论之一，而其低微的出生与超凡的学术成就造成了他复杂的习性，这种习性又与他更为复杂的人生经历与学术历程（或许可以进一步阐述：经济的、学术的、社会的、文化的资本的特殊性与复杂的习性，在经历多次变动的场域中对布迪厄产生的复杂的作用）使得他在学术上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实践理论。

作为一本“把最客观的分析用来为最主观的服务”的自我分析纲要，布迪厄很成功的做到了“对客观的客观化分析”。据我所知。将自我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分析的学者寥寥，而布迪厄能够做到用自己构建的理论分析自己的习性、所处的场域，以及由资本、习性、场域的复杂作用对自己以及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不得不说是一种突破。

同为法国社会学家的迪迪埃·埃里蓬在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参加已有二十多年未见过面的父亲的葬礼时，撰写了一本《回归故里》，从其作为一个社会学者的此在出发，对其成长历程、生活环境的变迁从阶级视角进行了社会学式的分析，与布迪厄的《自我分析纲要》颇为相似。在埃里蓬这本书里，他也提到了布迪厄这本小书，“当布尔迪厄创作这本著作时，他向我展示了他的手稿，并与我讨论了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将这些内容写入我 2004 年（也就是他的书出版的那年）的日记”，埃里蓬没有提到他撰写这本书是否是受了布迪厄的影响，但是，在本书里，他对布迪厄的《自我分析纲要》进行了讨论，“我在皮埃尔·布尔迪厄去世前一个月完成并寄给他的德国编辑的一本小书《自我分析纲要》中发现了一个形象，他就是少年时期的我的放大版……”不过，埃里蓬接下来对布迪厄这本“自我分析”的小书展开了一下几个方面的批评：

第一，埃里蓬认为布迪厄在描述自己青年时光的部分，他选择书写的内容以及书写这些内容的方式，让人觉得这本书的目的对他来说是描绘他个人的（不良）性格，而非社会驱力构成的逻辑。书中有太多的保留和克制，他没有胆量继续揭开面纱，他提供的信息是断断续续的，且无疑省略了一些关键方面。他没有说出的事实比说出来的更多。第二，布迪厄没有透露任何那些对他来说重要的、赋予他知识和思想品味的东西，因为他可能正沉浸于对这些思想和知识的完全排斥中。也就是说，布迪厄表达了他对法国知识界与知识分子的反感，但是却没有说清楚他从中获得了什么？为什么其他与他阶级相同、拥有相同价值观的平民孩子都没有向他一样登堂入室，在学术界开疆拓土？

当然，埃里蓬也提到，面对他的批评，布迪厄曾回应道，当书籍在法国出版的时候（已经在德国出版），他想要修改这些内容。但他没有时间这样做。有限的时间常常创造无限的遗憾，布迪厄想要修改他的自我分析纲要但死亡之神已经不再给予他更多的时间，今天我们也没有了机会阅读他更为丰富的自我分析文本。

作者：[法] 皮埃尔·布迪厄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译者：刘晖 
出版年：2017-1-15

作者：[法] 迪迪埃·埃里蓬

译者：王献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年：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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