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孩子困在抑郁中，是孩子病了还是社会病了？
10月10日，第30个世界精神卫生日， 由北京安定医院牵头的“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公布结果。
这项历经近9年的研究，对全国73000多名6~16岁少年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和资料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为17.5%。其中，焦虑障碍占4.7%，重性抑郁障碍占2.0%。
同日，“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24.6%”登上微博热搜。这一数据的来源是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团队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
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已进入我国公众的视线。由个体伤亡事件引发的一轮轮讨论，像是不断涌动的暗流，汇成家长、学校以及所有关心儿童青少年者的困惑和不安——我们的孩子越来越不开心了吗？青少年抑郁何以至此？
如果将儿童青少年的成长比作一场航行，抑郁症流行病调查数据和个案所揭示的现状，就像是一座突然出现在视野里的冰山。而在此之前，掌控舵盘的成人对这一危险的存在一无所知。
但这种手足无措的感受几乎是注定的——客观地讲，青少年抑郁症仍然是一个较新的议题。
知名媒体人张进2016年创办抑郁症患者社群“渡过”后，结识了许多抑郁症患者。他在讲述自己疗愈经历的书中写道，“由于病耻感的存在，主流社会对他们（抑郁症患者）的了解是扭曲和变形的，充斥着各种似是而非的想像。”
事实上，即便是资深的精神科医生也可能在青少年抑郁的临床诊治中感到困惑。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原副院长、主任医师姚贵忠对一位15岁的患者印象很深，这个孩子无论是学课内知识还是乐器，不费力气就能完成得很好。但那次问诊的过程，被姚贵忠比作一场“生死谈话”。
他直言，“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跟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去讨论他对人生的厌倦，怎么让他能够热爱生活。好像说什么，自己都觉得很苍白。”
在诊疗资源较少、社会支持系统不完整的当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和家庭，甚至一些医生和咨询师都深感自己在向未知的区域探索。而这种探索，在为更多患者消除盲区的同时，也在更新整个社会对少年儿童和他们所处环境的认知。
被忽视的青少年抑郁
“社会心理的延迟、变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是以牺牲青少年稳定、持久的心理认同为代价的”。
即使是在率先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儿童抑郁作为一种精神疾病，被广泛认同，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知历程，成人抑郁是可接受的，而成长期的儿童青少年或许只是暂时出现了“青春期的烦恼”。
比抑郁更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青少年自杀自伤事件。
2008年，安徽医科大学的孙莹等人对安徽农村地区10894名中学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当地中学生总体自伤报告率为 22.3％。
2011年，四川大学华西心理卫生中心调查了当地1312名中学生的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结果显示，有22.67％的人在近一年内曾有过非自杀性自伤行为，有63.36％的人曾采用多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自我伤害。
越来越多的报告，结论为“当地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发生率很高,应依据其主要危险因素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
然而仍有不少家长坚信，抑郁的孩子是在“装病”，或只是“心情不好”，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普遍怀疑严重的抑郁症在低龄人群中是否存在。其核心理由是，孩子们的心理和认知结构尚不成熟，不具备体验抑郁的能力。但这种推论随着越来越多的真实案例出现而瓦解。
研究者对儿童青少年群体抑郁症的存在一度迟疑不决，主流社会也往往表现出不解和否认，而且这种态度仍广泛存在。
毕竟，当理应得到了最多庇护和关注的孩子不再简单直接地表达情绪、对周遭失去兴趣，被颠覆的是绝大多数成年人对童年和青春期的美好想象。
共识和解释的匮乏像是笼罩患者和其亲属的迷雾，而在低龄抑郁症的案例中，这种状况很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而由于孩子们的社会化程度低，宣泄情绪和寻求帮助的途径也比成人更少。多位国内医生在采访中提到，非自杀性自伤是目前青少年患者中的常见症状。
但滞后的认知，并不能一厢情愿地掩盖青少年心境障碍的真实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无意的忽视”，才使得青少年抑郁问题，长期掩于冰山之下。
由于孩子们的社会化程度低，宣泄情绪和寻求帮助的途径也比成人更少。
姚贵忠也在临床中观察到了自伤行为，“孩子们，没有其他的能够宣泄的方式了，就只能伤害自己”。
北京回龙观医院主攻青少年抑郁的医生王智雄大夫告诉八点健闻，青少年抑郁要比成人抑郁更复杂，伴有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情况不少见，有些症状，比如命令性幻听或妄想会增加青少年儿童抑郁患者的自杀自伤行为。
与成人抑郁不同，儿童青少年抑郁出现时更为隐蔽，发生风险更高，是成人的4-5倍，且有一个缓慢而长期的发展过程，而孩子们自我觉察力低，易被忽视，因此，家长的认知，极大的影响了儿童青少年患者的干预时间和治疗方向。
但是，当孩子情绪低落、易怒、无价值感，注意力不集中，还伴有睡眠、饮食障碍等躯体症状，少有家长能认识并接受，孩子的“行为问题”，可能是一类精神疾病。
认知不到位、觉得抑郁不过是“想不开”，强烈的病耻感，社会对抑郁症的误解甚至嘲讽，使得患者往往“讳疾忌医”， 调查显示，我国抑郁患者群体就诊率极低，不足20%。
2016年，一项纳入72402名调查对象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流行率的合并值为15.4%， 而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提及，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
《中国青少年发展报告》还显示，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有近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
青少年抑郁，以精神疾病之名，作为一种社会问题，终于被看见了。
黑暗中摸索的家庭
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自杀自伤事件见诸报端，当人们开始意识到“青少年心境障碍”的存在，便开始追问“为什么？”，便开始反思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反思教育体系对“提升心理素质”的忽视，反思自杀事件报道带来了“传染”，反思不合理的原生家庭养育模式导致了孩子抑郁。
但过度关注“为什么”，反而忽视了“怎么办”，家有心理情绪障碍患儿的3000万家庭在缺乏体系支撑的黑暗中，踽踽独行，举步维艰。
王智雄大夫告诉八点健闻，与成人抑郁相比，青少年抑郁的诊治要更为复杂，一是二者接诊方式不同，青少年的自我觉察力低，需要医生耐心引导才能描述清楚症状，二是在症状及解决方案上，也有差异，比如成人抑郁首次发作，很可能最终确诊便是抑郁，而十二三岁的青少年首发抑郁，接下来要高度警惕转变为双相情感障碍的可能。
但我国专业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500人，且主要集中在个别城市，甚至一些省会城市也没有专业儿童精神科。
“十七八岁的孩子，应该是看儿童精神科，这些知识也都是后面才知道的”，很多家长就医时，不知道儿童精神科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没有找对医生。
在一次又一次地就诊过程中，上海的杨女士终于知道了，“见医生前需要做好笔记，睡眠时长、睡眠质量、购物需求、精神状态、饭量、注意力、社交、学习.......要在5~10分钟内快速地把准确的信息提供给医生，医生才能更好的确诊”。
专业的儿童精神科医生在接诊时，理论上，接诊时间要明显长于成人，一般为半小时左右，但由于医疗资源的匮乏，实际问诊过程中，少则五分钟，多则十几分钟，半小时的接诊时间，很难实现。
青少年抑郁是一类病因不明、诊断主观性比躯体疾病较强的疾病，而交流不足、对某些精神和心理症状问诊不到位、诊断仓促，则可能会导致误诊。
精神康复诊所港川三益的创始人兼技术总监陈美玉博士告诉八点健闻，青少年抑郁是一种“生物-心理-社会”疾病，治疗方案由专业医生负责，但心理治疗与精神康复却是由心理咨询师、精神康复及社会支持体系完成。
与其他疾病不同，治愈抑郁并不能全部指望药物，一次发作平息也不是治疗的终点。陈美玉博士告诉八点健闻，青少年抑郁治疗的期望是“恢复社会功能”，学生要复学，要社交，要回归社会生活。
青少年抑郁患者群体休学率极高，但“抑郁的孩子一旦休了学,复学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社交能力退化，极度社恐，注意力无法集中，嗜睡，情绪波动大，校方、教师、同学以及其他学生家长，并没有宽容“问题学生”的义务。
“抑郁的孩子一旦休了学,复学是非常困难的，我家孩子去年复学，就上了一天，给他带了饭去，结果周边有同学,他连饭盒都不敢拿出来，就在座位上坐了整整的一天”，一位被抑郁症困扰的孩子的家长马宁告诉八点健闻，“这样的案例，我身边比比皆是，很多小朋友，上了一节课，就又回家了”。
即便恢复效果良好，但抑郁常有反复，在长期教育生涯中，抑郁是抹不掉的“不良印记”，“这段休学经历，你不敢写在简历上，甚至高中抑郁的话，人家大学都不想收，大学休学最长两年，两年之后就要重新开始，都是压力.......”。
儿科精神医生、心理咨询师、社会支持体系，各自的基本盘还未成形，形成联合治疗方案，更是难上加难。
从青少年抑郁被看见，到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合力托举患病的青少年，再到医疗、心理、精神康复领域配合攻克一种病因不明、无相对客观的诊断技术、无特效药的精神类疾病，一切才刚刚开始。
对于绝大数孩子罹患中重度抑郁、休学在家的家长来说，复学太奢侈了，“我们现在做家长的，要陪伴孩子，不做预期，不看过去，不看未来，活在当下。”
矿井中的金丝雀
姚贵忠做精神科医生已经30多年，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专项是成人精神分裂症。但这几年，他感觉自己“有些改行了”——诊室里的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其中青少年的比例明显提高。
“不可想象的忙碌”，姚贵忠这样描述北大六院的儿科门诊现状。正常情况下，一位医生如果从中午开始出诊，大概在四点半结束。但现在“加班至晚上十一二点，连轴转”几乎成为儿科医生的一种常态。为了分担陡增的就诊需求，不少像姚贵忠一样的成人科医生也开始接诊青少年患者。
在近期《财新》刊载的一篇专访中，北京安定医院院长、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王刚也提到，到医院来看病、住院的青少年绝对数比以前明显增加是临床最突出的感受，“北京安定医院一般要求16岁以下患者收入儿科病房，现在儿科病房已经住满，床位非常紧张，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只能住在成人病房。”
但多位专家也提醒道，由于历史数据的缺失，目前无法得出我国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提升的明确结论。
作为一种“货真价实”的疾病，抑郁症是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青少年抑郁家庭指南》指出，与其他躯体疾病不同，人们往往对精神病症为什么发生更加关注，在个案早期过度纠结于病因甚至可能耽误干预的时机。但在完成诊断之后，追究诱发病情的原因对治疗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面对规模扩大的青少年患者群体，许多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和咨询师都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些更棘手的案例中。
家庭，是未成年人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陈美琴兼职从事自杀干预、心理咨询的6年时间里，接触最多的案例便是青少年抑郁症。而她时常感到家长和孩子同样需要接受咨询。甚至，由于家长本人拒绝咨询，一些案例很难按计划开展下去。
家长的觉察和成长决定着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疗愈可能，而家庭也的确是孩子成长的最直接的土壤。在“原生家庭可以解释人生的一切不幸”成为流行的概念之后，将青少年出现抑郁归咎于家长的失职和过错，几乎是最自然的倾向。
但，家长真的是一切问题的源头吗？
一位上海家长在孩子患抑郁症后结识了许多相似经历的家庭，她的观察是，“ 特别穷凶极恶的家长几乎没有，都是平均数。普通的家长，普通的家庭，会犯小错误，也关心孩子。”
那孩子的情绪问题是如何出现的？这位家长认同的说法是，孩子作为家庭中最弱小的成员，会成为整个家庭焦虑和痛苦的承接者，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焦虑大概都让小孩子来承接了。”
姚贵忠医生也表示，将孩子的抑郁症简单归咎于家长是不准确的，家长也是被时代所裹挟 的个体，是社会大趋势的被动依从者。
“设身处地想想，孩子现在这生活要让我们过一下试试会怎么样？”姚贵忠现在每次出诊都会遇到处在不同升学节点的孩子。从七点钟起床，一天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干一件事，每天晚上都让你加班，周末你还得加班——这本来是一个段子，但对照日常所见案例，姚贵忠认为这段描述相当写实。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从小学到进入大学的全部生活都处在这种状态里，出现抑郁几乎是自然的。
时代的车轮飞速滚动，所有身处其中的人都本能地努力跟上。但正如姚贵忠所说，为孩子营造具体生活环境的大人，应该做出相对独立的判断——“这个考学、升学到底有多重要？比如孩子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成绩，是不是就不要在学习上使劲给他们压力，接受他们现在的这种状态？大人不接受，孩子自己也就不接受，这是个挺大的问题。”
尽管青少年抑郁症具有独特的临床表征，但同处一个时代和社会，成人和孩子精神困境的根源并不是割裂的。
心理咨询师徐凯文有20年执业经验，他在2016年左右提出了“空心病”的概念，用以描述越来越多的非典型抑郁症患者。
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他们会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的人际关系通常是良好的，但是他们身处其中却深感疲惫。他们对生物治疗不敏感，甚至无效。传统心理治疗也疗效不佳。”这些患者“都受害于一种强烈的社会价值观，即人生的目的只是追求金钱、地位，学习和工作只不过是追求这一目的的手段。”
“患者对于人生价值这一终极问题的困惑超出了情绪、行为和认知这些咨询师惯常介入的层面。”
姚贵忠在面对那位认为生活没有意义的15岁少年时，也体会到患者的问题根源已经超越医学范畴——“这完全不是通过谈话能解决的。这件事只有通过他自己去生活、去体验，然后慢慢培养出一种对自己的生活能够能够选择的（信念），他才慢慢知道生活的意义在哪儿。但是我们现在没有给他们提供选择，我们评价孩子的标准很单一，他们除了学习没有别的选择。”
那是个让姚贵忠印象最为深刻的抑郁少年就诊者，无论是学课内知识还是乐器，不费力气就能完成得很好，然而，他不快乐。
过去，英国煤矿工人在进入矿井时，通常会带上一只金丝雀。如果鸟儿停止了欢快的叫声，矿工就知道有害气体和污染物可能增加了，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孩子就像是矿井中的金丝雀，他们可能比成年人更早、更剧烈地感知到外界环境的变化。当他们反常地沉默，应该被所有人当成一种警醒。
给予耐心，而不是急于贴上标签
世界卫生组织曾公布一项数据，多达50%的成年人精神障碍起病于青少年时期。在出现抑郁症状之初，这些成年患者常被视作性格有问题。而在问题被隐藏、压抑多年后，病情往往已经非常复杂，发展为难治型抑郁症。
尽管面对一小部分难治型案例中，资深的精神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也可能感到现有办法的局限。但这不意味着要被动地回应青少年抑郁症的问题。
青少年期的一些特性使这一年龄段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显得尤为重要。《青少年抑郁家庭指南》对此指出，占首要位置的原因是，如果不接受治疗，青少年的正常生活和发展都可能受到严重伤害，并且，留级或休学不是全部的后果，“在这一情绪成长和改变的重要时期，这些疾病会从根本上造成发展过程的停滞。”
幸而，在青少年期发病的抑郁症患者多数病程较短，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许便意味着更大的治愈可能性。
姚贵忠提到，儿童青少年抑郁症与成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可变性。这一方面导致孩子更容易出现冲动自杀的情况，但在另外一方面，不稳定性中也包含着转机的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生活阅历增加，仍在成长的抑郁症患者有可能寻找到新的稳定状态。
自伤与自杀，是几乎每一位面对青少年抑郁的医生都特别提到的。从事心理咨询多年的陈美琴则将自己对这些抑郁少年的感受表达为“心疼”，她提到，很多抑郁症自杀的孩子，“哪怕在自杀前有一个人能够觉察到，能够给他一些温暖，也许都不会走这一步。“
周围人看似不起眼的善意和关怀可能将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孩子从绝路上拉回来，误解和厌弃则起到相反的作用。在她与这些抑郁少年们的接触中，时时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一位四年前被诊断为抑郁症、目前转为轻度的17岁患者谈到自己对社会和亲人支持的渴望，“在抑郁期间，只要家人对你好，哪怕一点点都是可以察觉到的，心情就会改变很多，变好很多。”
给予耐心，而不是急于贴上标签——无论是对未成年人抑郁症治疗还是其本来的成长教育，这一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
感谢渡过创始人张进在本文成稿过程中给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