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如何从“创造性破坏”转为“创造性建设”？

一个有全球性价值的命题。

全文3800字，读完约需要3分钟。

经济学家中，约瑟夫·熊彼特是很“不一样”的一位。

他没有沿着传统的经济学方向往前走，而是另辟蹊径去研究“创新”和“周期”，而且“很不幸”的与凯恩斯生在了一个时代，光芒始终被遮盖。

但近年来，熊彼特理论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他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生动地解释了新技术、新产品、新生产函数带来的市场变化和经济现象，影响着人们对创新和发展的看法。

比如，相比马车公司，汽车和铁路就是创造性破坏；相比报纸、邮局和电视，互联网、Email、短视频、VR就是创造性破坏，但正是这些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拉动着社会一轮又一轮的往前发展，如何看待新生事物出现带来的创造性破坏和创造性建设，就成为了一个时谈时新的话题。

01

数字技术的“创造性破坏”

10月29日，北京由新书店举办了一场罗汉堂新书《新普惠经济——数字技术如何推动普惠性增长》发布会。

在这场发布会上，参会的学者、专家、从业者和媒体人讨论的核心话题是两个关键词：创造性破坏和创造性建设。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新技术，引发了产品、市场、组织模式、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等全方位的变革和冲击，这种变革和冲击一方面是建设，另一方面也是“破坏”——对旧产品、旧市场、旧组织模式、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乃至人们旧心理秩序的破坏。

比如失业问题。与熊彼特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创造了“技术性失业”一词来描述暂时性失调，也有很多人担心数字技术带来的自动化、无人化、机器化彻底取代人力，导致长期的失业问题。

这样的例子能举出很多。比如线下店主如果不会开电商，生意就会越来越惨淡；人们习惯了用互联网、手机看资讯，那些不能顺利完成数字化转型的报纸、杂志、印刷工人就会面临失业；数字化技术还会让高速路口的收费员、流水线上的工人、物流人员面临失业的风险……

这很像100年前 T型车开始遍布美国街头的时候，马车夫和给马钉马掌的工匠突然发现自己没生意了。有人会说，这些人也可以去学着做司机或者去修汽车啊，但谈何容易，因为年龄、费用、学习门槛和能力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许多人遭受的冲击和“破坏”是实实在在的。

再比如贫富差距的问题。数字化技术创造了许多新的商业模式，比如微软生产软件这种边际成本趋近于0的商业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一个软件被研发出来以后就可以几乎零成本的复制，其主要的成本就是前期的研发，后期多赚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是利润。这种商业模式让比尔·盖茨以前人从未有过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而对于那些仍然从事着农业、手工业等传统行业的人来说，其收入增长模式仍然是线性的，而不是指数级的，那么当他们看到比尔·盖茨这样的巨富诞生时，难免会生出一种相对贫困的“被破坏感”。哪怕他的收入也在增长，但这种心理上的落差是客观存在的。

再比如经常被人们拿出来讨论的数字技术引发的大平台垄断的担忧、个人隐私被泄露和贩卖的担忧。微软、谷歌这样的巨头都曾一再被发起反垄断调查，脸书、推特经常面临滥用平台权力的指责，这背后是人们对数字技术平台的警惕、恐慌。

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现了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批评，比如美国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杰伦·拉尼尔就愤愤不平的列举了许多罪状：维基百科在提升群体智慧的同时，降低了个体的地位；网络匿名让创意失去源头，导致抄袭；网络上充斥着暴民的口水战；大的数字平台像八爪鱼一样侵蚀人们的生活，占有人们的隐私数据……

02

“创造性建设”：效率、增长与普惠

但是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当人们愤愤不平的抱怨数字技术的种种不好时，这种声音可能恰恰通过他们的脸书、推特、微信、微博这样的数字平台发出来的；当人们抱怨隐私被侵犯时，转头却又将自己的私照发在了朋友圈；当人们想把自己的家庭照片上传到云服务器上时，想来想去还是选择了大互联网公司的云平台……

这恰恰表明了数字化技术就像历史上所有出现的其他重要的新技术一样，比如蒸汽机、电力、石化工业、铁路、航空运输工具，它们一方面在破坏旧秩序，另一方面也在创造性的建设。

《新普惠经济》这本书里谈到了数字技术的种种创造性建设，比如促进了基于平台的协作，打破了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数字信息的生成和共享，使人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更复杂的文明；人们在技术的帮助下，拥有越来越强大的力量，能更好的使用材料能源和信息。

在我看来，这种“创造性建设”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但最核心的要义，不妨归结为三个关键词：效率，增长与普惠。

效率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长城上的烽火台点燃烟火传输信息到电报、电话、互联网，从人类学会驯养马匹做交通工具到发明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航天器，所有这些技术的升级最直接的“创造性建设”就是提升效率。

数字技术也不例外。门户网站、搜索引擎、聚合式资讯平台提升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效率；微博、微信提升了社交的效率；电商购物平台提升了购物的效率；数字化工作平台提升了产业协作的效率和人财物事审批的效率……

效率提升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快增长。一个电商双11就可以创造数千亿的成交额，一个数字化平台一年创造的交易额甚至超过一些国家一年的GDP，一个头部电商主播直播间一晚上销售额接近10亿，这在数字化技术出现之前完全不可想象。

还有许多增长可能未必能反映在GDP统计数据中，但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网上大量免费的资讯产品，免费的音乐和视频产品，免费的地图导航服务，免费的线上医学知识、法律知识、旅行指南……这些都让人们的福利得到了增长。

但从历史上来看，并非所有的增长都是均衡的、普惠的，而数字技术与其他技术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更有希望带来普惠性增长，为贫穷的人、边远地区的人、妇女创造就业和增收的机会。

《新普惠经济》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个叫沙集镇的地方，一个被互联网改变的乡村，总人口不到7万，却拥有超过1.6万个家具制造网点，2017年家具销售额达到90亿元，占全国家具总销售额的3.2%。

这一切的发生只是来自于一个偶然，一个回村的大学生买了一台台式电脑，开起了家具网店， 成为了百万富翁。他的成功立刻激励了周围的乡亲，人们纷纷模仿，做起了电商生意，形成了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家具集群，大大提升了村民的收入，推动了普惠性增长。

03

与其忧心忡忡，不如“创造性建设”

显然，数字化技术是带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带来了创造性破坏，另一方面也在进行创造性建设。

不管是创造性破坏，还是创造性建设，如果纯粹从经济和市场规律的角度来看，就像自然界新陈代谢、物竞天择一样，本是常态，不值得大惊小怪。

相反，为僵尸企业和落后产能、低效率的岗位硬性的去扶持，反倒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英国历史上就发生过对纺织品征收重税，以保护传统手工业者的情况。

在熊彼特眼里，创造性破坏再正常不过，它是经济发展不竭的动力所在，一轮轮创新带来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轮又一轮的景气周期。

但如果从政治学、社会学和普惠增长的角度来看，完全听命于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整体利益。就像约翰·多恩那首诗写的，“谁都不是一座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如果完全不考虑新技术带来的失业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极可能会引发社会的骚乱和不稳定，秩序受到冲击，安全遭受威胁，财产无法保障，最终会伤及所有人的利益。

所以，不管是政治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科学家，都理应考虑如何通过政策、法律、经济调节或技术手段，将创造性破坏的负面冲击尽可能降到可接受的程度，想办法推动普惠性增长。

《新普惠经济》这本书里用了专门的章节来讨论如何理解和应对数字技术对就业、竞争、平等和个人隐私保护的潜在不利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普遍担忧。

关于失业问题，这本书提出，数字技术的创造性破坏势必会淘汰一些人力和物质资本，如果不采取干预措施，帮助人们学习必要的技能，从事报酬更高的新工作，受影响的家庭就会遭受重创，因此必须要研究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如何构建能适应技术变革的人力资本，即重塑教育和培训系统。尤其是新兴国家要有所准备，尽早通过正规教育和培训来开发人力资本。

在隐私保护方面，书中提到了用数字技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收集数据之前应获得实际受益的数据拥有者的明确授权；存储环节进行数据脱敏，加密传输和存储；使用环节确定最小化授权原则；赋予用户删除个人数据的权利。

对于数字技术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这本书里也有讨论。认为应该通过为多数人提供机会，而不只是为少数才华横溢的创新者和企业家提供机会，数字技术就有可能实现更普惠性的增长。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投入方面更加普惠，更加关照穷人的利益和落后地区的利益，真正的降低使用数字技术的门槛，创造经济上的机会均等。

罗汉堂秘书长陈龙教授最后也认为，数字技术的创造性破坏不可避免，但不应因此否认数字经济的潜力。当然，正如与会的众多专家学者所言，探讨数字经济如何从创造性破坏走向创造性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研究课题，《新普惠经济》这本书只是开了一个头，未来还需要凝聚各方的力量共同进行研究。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可以打85分以上的书，因为它联合全球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研究了一个对社会有重要价值的命题，而且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一位与会的专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