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夫 | 朱熹：禅宗的高明只是一个“不动心”
朱熹：禅宗的高明只是一个“不动心”
宋明理学为消除佛老在精神境界方面的强大影响力，不得不重构儒学的“内圣”体系。理学的内圣体系在哲学上被称为“心性论”。而禅宗的“明心见性”说对儒家的冲击最大，是朱熹重点批判的对象。
一、朱熹认为，禅宗的“明心见性”是不讲理的
在朱熹以前，很多儒家学者被禅宗的心性所吸引。朱熹对此非常不满。比如徐子融，认同禅宗的明心见性之说，提出石头、草木都有人性。朱熹批评说：
“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错处是认心为性，正与佛氏相似。”
佛教不断地把心剥落，最后只剩下一个“见性”。殊不知佛教的那个性，就是儒家的心，佛教的那个心，就是儒家的那个意，都没有儒家“正心诚意”那样高妙。
朱熹认为，“理”为天地之间最高的存在，而“心”不过是人的感知活动而已，作为主体活动的心，它的最终目的在于体认“天理”。圣人对于人的各种日常感知活动，如视、听、言、动、思等，都有一个“理”在规定着，视听言动都遵循着某种“理”。佛教则不同，它只跟着感觉走，毫不讲“理”，跟告子的“生之谓性”是同一个思路。也就是说，佛教论性，离开人的社会性，将人的思维降到了动物本能的水平，因而是不道德的。无论是佛教的心还是性，都缺乏道德意识。
二、禅宗对朱熹批评的回应
禅宗所说的“心”，是本体性的“真心”或“如来藏”，是无生灭的真常存在，但朱熹不承认佛教这种玄妙的理论。朱熹认为佛教心性论的要害在“作用是性”。此语源于禅宗东土祖师菩提达摩在南印度对波罗提王传法的故事。这个情节后来被大慧宗杲编入《正法眼藏》中，并作注曰：“今敢问诸人，那个是佛性？那个是精魂？”其实，禅宗的这个故事早就流传了，在唐末的临济义玄那里就有过讨论：
“道流，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在目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本是一精明，分为六和合，一心既无，随处解脱，山僧恁么说，意在甚处？只为道流一切驰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闲机境。”
显然，禅宗说的“作用是性”并非朱熹理解的意思。临济义玄的解释比较清楚，所谓“心法无形，通贯十方”，就是本体的心，而具体的认识、知觉作用乃是众人的心识变现，是“驰求心”，正因为众人有驰求心，而不见性，故不能成佛。
朱熹的门人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朱熹不理会这个，他回答说：佛家的形而上的“性”不过是故弄玄虚，实际上讲的都是形而下的“心”。
三 朱熹认为，儒家与佛教心性论有根本的区别
朱熹提出儒家与佛教心性论的区别是：佛教的高明不过是一个“不动心”，但它毕竟无是非，无公私，无正邪，最后是无“天理”，终归是“无用”之学。佛教要去累（烦恼），儒家也要去累，但是，儒家必须区分是非、公私、正邪，以符合“天理”。也就是说，儒家所说的心是社会的道德之心，儒家所说的性是社会道德生活的理，儒家永远不会把心性放到人间的伦理生活之外，要在承担人间的社会责任中去累，而佛教以“明心见性”为目标，是去是非，无公私，抛弃了社会责任。
客观而言，朱熹所批判的是小乘佛教的离世修行，而不是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故他的判断是有偏差的。禅宗提出的超越精神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空间，但未必如朱熹所指责的那样是不道德的。从心理学来分析，佛教的“不染一尘，不舍一法”比朱熹所提倡的“不动心”更能够去累，更能达到精神的自由。毕竟，精神生活与伦理生活不是完全同一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