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创新，不是功能、工序、外观和使用模式上的'创新'，这些更应该被称作革新，中国早已是一个革新超级大国。经济学界有一个所谓'达维多定律'，说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的企业将自动占据50%的市场份额，跟随者哪怕做得再完美，也只能和其他人一起去分享剩下的一半。这种新一代产品的产生必须建立在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上，这才是我所说的创新。就像别人还在搞4G，你已经在搞5G；别人还在琢磨硅基芯片的精度，你已经在研究量子计算，等等。革新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尽量提升生产效率，创新则是技术水平的飞跃，是降维打击。由于拥有巨大的消费应用市场、政府对高技术基础设施不计成本的投入、以及上亿熟练技工的消化吸收和改进能力，只要让中国掌握了一件有应用前景的新技术，中国就能迅速把它实用化、市场化和规模化，把它做到'让别人无路可走'，这确实是我们巨大的优势。遗憾的是，这些新技术都是舶来品，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发生在国外而不是国内。好比你们家浇灌的花园是公认的最大的、最美的，浇灌技术也是最有效率的，但活水的源头却接在别人家的管子上，而不是自己家地里打井打出来的，只要别人把管道一堵上，立刻捉襟见肘。美国已经开始非常严肃的、积极的推进高校和研究机构与中国的彻底脱钩，如果欧日以色列紧跟美国的步伐，我们创新的源泉立刻面临枯竭的尴尬。你会说，华为在5G领域不就走在世界最前列吗？不错，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华为虽然是一个让国人自豪的品牌，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际化公司，我们并不知道华为在5G技术最前沿取得的成就有多少是它国外的研究院所取得的。我认真翻阅了华为2019年的年报，华为很聪明的没有披露它的研发团队和研发费用的国别构成，但有消息佐证，仅在欧洲一地华为雇佣的当地研发人员就在1.3万人以上。且有公开证据显示，华为大量的基础研究是在海外进行的。以对5G技术基础算法至关重要的数学理论研究为例，早在1999年，华为就已经在俄罗斯设立了数学研究所，又于2016年6月份在法国设立了数学研究中心，广泛吸收两个国家顶尖的数学人才为华为所用。华为为什么选择在法国和俄罗斯设立数学研究中心？数学界有一个堪比诺贝尔奖的自己的奖项，菲尔兹奖，菲尔兹奖历届得主中法国和俄罗斯占比仅次于美国，合计占到了1/3强，我们中国藉的菲尔兹奖得主有几位呢？零。我们公司的创业投资基金定向与中国某最顶级高等学府的师生创业团队合作，因为工作关系，我比较了解这些中国最顶尖理工科团队正在研发和推广的技术，基本上都是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那种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人无我有的技术呢？一项没有。有一家我特别欣赏的企业，这家公司专门从事企业级闪存技术研发，据说其产品的技术水平比华为团队正在研究的还要高半代，已引起部队的高度关注， 可惜其创始人还是从硅谷回国发展的美籍华人。如果西方国家基础研究的大门彻底向我们关闭，我们下一个人才金矿要去哪里挖掘呢？我上面说的可不是孤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但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法兰克福车展上，竟然没有一家中国汽车公司展示自己的新概念汽车，甚至连一家参展的中国配件公司都没有。中国也是世界上医疗消费最大的市场，但是尽管政府和企业不断的重金投入，每一年全世界最顶级的生物创新药名单中，没有一项是中国公司研发出来的。中国有世界最大的水产品消费市场，却造不出大吨位超低温远洋捕捞渔船，由于面对着日本的技术封锁，不得不把前苏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货当作宝贝。中国人早已证明自己是非常适合理论研究的，生物学的证据表明，东亚人种位列世界智商最高的种族之列，在海外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比比皆是，但是为何我们中国自身的基础研究、创新能力如此薄弱呢？基础科学的创新突破是人类进化的重要表征和推动力。我们就以进化为例来说明创新的本质。达尔文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他看来，物种为适应环境而产生微小的、偶然的连续变化，这种变化不断累加，是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达尔文理论在实践中一直被质疑，因为生物学家发现这种微小的变异是不能被遗传的，下一代又回到老样子。什么会被遗传呢？'突变'。按量子物理泰斗薛定谔的说法，这就是基因分子中的量子跃迁。打个比方，秃头的出现不是一代一代头发逐渐减少的结果，是突然有那么一天，在一群头发茂密的后代中间就突然出现了一个谢顶的，而只有这个人的基因能将这个生物特征遗传给下一代。量子跃迁必须是罕有事件，如果突变非常频繁，以至一个体内出现了十几个不同的突变，生物体在还没有得到改良之前，就会因为与所习惯的环境不协调而消亡了。 创新就是人类知识发展中的基因突变，和循序渐进的积累和改良不同，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往往使人类社会发生能量跃迁。爱迪生有句名言：天才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作家辛迪迈尔斯很调皮地加了一句：但是如果没有那1%的灵感，世界上所有的汗水也就仅仅是一桶水而已。和生物遗传一样，真正的创新必须是罕有的事件，从古至今在各个自然学科中做出过划时代贡献的巨匠也就那么几千人，甚至更少。和自然界对遗传突变只能被动的接纳和吸收不同，人类社会可以用自己的力量鼓励或阻挠这种科学突变的产生。哥白尼的日心说就是天文学上的巨大创新，结果一直受到教会的迫害。1513年就提出的日心说，18世纪后半期才在欧洲大多数高等学校得到承认，此时离理论的提出已经过去快300年。所以创新精神要想在一个社会蔚然成风，这个社会必须要对发生跃迁的异类有极大的包容。扪心自问，我们对这样的异类有包容吗？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像中国如此拜金和寻求即时回报的社会，似乎快速积累物质财富应该是所有人唯一值得努力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泯灭一切个人的的独立性和天然禀赋。有个笑话，有一个人声称他发明了一台自动理发机，人只要把脑袋伸到这个机器里，一按按钮机器一旋转，马上就理好了。有人质疑：这不可能，每一个人的头型和发式都是不同的呀。发明家回答说：'你说的不错，在脑袋伸进机器之前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的教育体系就像这飞速旋转的剃刀，无视因材施教的古训，削足适履，批量生产出唯利是图的匠人。网传有一位初一的女生，因为成绩偏科，所写的30万字小说被父亲一怒之下撕掉；后来又有东北的小学生钟美美，因模仿班主任走红，居然被当地的教育局约谈。我特别想对这些成人说，中国不缺文秘，不缺码农，更不缺会计师、金融分析师，中国缺的是这样有独立思想的小说家和喜剧表演天才。任正非说他在俄罗斯曾经见过一个男孩儿，这个男孩儿对金钱毫无兴趣，也不想谈恋爱，甚至对华为是谁都没概念，一心琢磨希奇古怪的数学问题。华为很耐心的培养他，容许他自由发展的空间，最后这个男孩儿因为数学理论上的突破为华为做出重大贡献。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孩子在中国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吗？好的话被父母拉去做课外补习，不幸的话估计已经在蓝翔技校。1997年，我的一个朋友回国拜访中科院化学所，回来后兴致勃勃的给我看化学所赠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匹昂首挺胸的骏马雕塑，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你看看基座上的那几个字'。你想象不到中国最顶级的研究机构在他们赠送的礼品上所写的四个大字：日进斗金！这可是23年前的事，这23年中间，我们的研究机构和高校们是把名利看淡了，还是变得更拜金了？格局上更宏大了，还是更短视了？对国家基金和科研项目是更严肃认真了，还是更加玩世不恭了？难怪我们的一个大学校长参加中美校长对话，提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你们学校怎么创收？'对方听得莫名其妙。科研机构如此，创业投资环境同样如此。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归来，创立了国内首屈一指的针对心血管疾病的医疗器械设备公司，他每天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在利益高度板结的国内医疗器械市场快速取得突破，可当投资人听说他的土地十年前是以每亩70万元的价格买入，现在已经涨了十倍以上时，投资人开玩笑说：'恭喜你，你已经创业成功了！' 金钱，甚至都不能砸出中国足球的成功，怎么可能换来伟大的思想！ 除了盛行的拜金主义和投机心理以外，大一统社会对思想权力的垄断本身对科学创新就是一种阻碍。创新是什么，创新的本质就是做不一样的事情。大一统的社会，别说做不一样的事情，连想不一样的东西都不行。日心说虽然受到教会的压制，但那时的欧洲远不是铁板一块，这一类的学说还可以在欧洲众多君主的掩护下私相授受，终于等来理性撕破神权帷幕的高光时刻。而在真正的大一统社会，除非受到最高意志的直接关怀和认可，这种突变简直就无处存身。哥伦布怎么发现的新大陆？他的资助人是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哥伦布本人可不是西班牙人，他是意大利人，为了完成他宏伟的航海计划，他先后游说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葡萄牙，反正是西欧的海上强权他基本都忽悠了一遍，十几年之间到处碰壁，最后终于在西班牙找到了他的'天使投资人'。伊莎贝拉对他进行了六年的尽调以后才终于做出投资的决定。1492年8月3号，哥伦布率三艘小船从巴罗斯港出航的时候，我估计伊莎贝拉和她的合伙人斐迪南二世是做好血本无归的思想准备的。相比较哥伦布，地球另一头的一个伟大航海家，郑和，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明成祖支持他下西洋的时候，船队规模动辄200艘，船员27,000人，最大的宝船2500吨，几乎是以一个帝国的全部力量做后勤保障，相比较之下，哥伦布船队之寒酸简直是央企和乡镇企业的区别，这是郑和幸运的地方。但他又是不幸的，明英宗上来了，新皇帝对航海没兴趣，基本上是一夜之间回到了'寸板不得出洋'的海禁政策，连七次下西洋的档案都不知所终，作为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身后没有留下任何值得宣扬的科技遗产，甚至连宝船的真正模样现在也只能靠猜测。幸与不幸，都是一个原因，就是君权的操纵。哥伦布面对的是一群相互竞争的小王国，格局看似偏狭，却给创新者施展的空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在那个中央帝国，在一个凭领导意志办事的地方，任何科学发展，必然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没有多元化竞争给天才创造容忍与容错的环境，谈什么持久创新。现在有那么多的战狼，动辄吹嘘中国军事科技如何了得，恨不得已经超英赶美。大家玩中国象棋，知道车马炮的炮应该怎么写吗？石字边的“砲”才是古老的写法。砲者，掷石机而已。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火炮是15世纪得自葡萄牙人的佛朗机，此时距火药输入欧洲才刚刚两百年，人家就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了。我们自己的军工制造，从明朝中期开始，就是一部引入和抄袭的历史，永远在折腾，从来没创新。我们能不能再低调一些，再坚韧一些，再实事求是一些，因为我们离自主创新实在还很远。
(中国的高科技之痛，十年过去了，为什么现在还是这样？--听了难受）
（疫情影响下的世界各国经济负增长，看到那个红点了吗？--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