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雜 項” 文 物 中 的 生 活 與 藝 術
所谓“杂项”，是当代博物馆用于分类的一个类目，大约凡是不属于旧日收藏项目如青铜器、玉器、瓷器、书画一类的器物，都可以放在这里。此外，若干零星入藏不成规模、不成系统者，也不妨尽入此中。即如金银饰品，染织刺绣，竹木牙角器，若非藏品可观，一般也都归之于杂项。至于杂项之中究竟包括哪一类器物，却是没有明确一致的说法，多依博物馆具体的藏品情况而定。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杂项文物中的竹木牙角器，大致包括家具小件如帽架、镜台，卫生用器如消息筒，娱戏用具如双陆、牙筹，又文玩摆件，日用杂器，或既可把玩又兼实用如香筒、香盒、蝈蝈笼之类。也有的除了质地之外，很难再以其他方式分类，比方说如意。总之这里多是古代生活史中使用历史很悠久的器具，虽然沿用过程中名称或式样不无变化，但实用与艺术的合一，总是历代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共同追求。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竹木牙角器，大致包括家具小件如帽架、镜台，卫生用器如消息筒，娱戏用具如双陆、牙筹，又文玩摆件，日用杂器，或既可把玩又兼实用如香筒、香盒、蝈蝈笼之类。有的除了质地之外，很难再以其他方式分类，比方说如意。总之这类文物多是古代生活史中使用历史很悠久的器具，虽然沿用过程中名称或式样不无变化，但实用与艺术的合一，总是历代设计者与使用者的共同追求。
可以归入家具类者，有帽架、镜台、药柜等。
冠架、帽架、帽筒，都是兴盛于清代，不过此前已经有了类似的器具。宋张师正《倦游杂录》“权顿幞头”条：“张逸密学知成都，善待僧。文鉴大师，蜀中民素所礼重。一日，文鉴谒张公，未及见，时华阳主簿张唐辅同候于客次，唐辅欲搔发，方脱乌巾，睥睨文鉴，罩于其首。文鉴大怒，喧呶。张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与此官人素不相熟，适来辄将幞头罩某面上。’张公问其故，唐辅对曰：‘某方头痒，取下幞头，无处顿放，见大师头闲，遂且权顿少时，不意其怒也。’张公大笑而已。”所谓“密学知成都”，即张逸以枢密直学士为成都主政。张唐辅之幽默谐谑，似乎只留下了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直到明清，笔记中仍见转录。不过当日取下幞头，究竟应该由何等器具承接，宋代实物留存至今者大约鲜见。倒是河北曲阳五代王处直墓东耳室东壁壁画（图一：1）中画出放置幞头之物，便是与梳妆用具放在一起的一个架子，一柱独撑，下边是个丁字座，上承幞头【1】。虽然无法看到顶端式样如何，但参照张唐辅“权顿幞头”的行事，其状如圆颅，可以推知也。出自山西大同金代道士阎德源墓的一具帽架恰为实证：帽架系由尽端做成如意花头的两根杨木十字交合为底座，座上插接的两根竹条十字交叉合成一个圆拱，直径34、通高14厘米【2】（图一：2）。架上原有一顶绒道冠，出土时已朽坏。
图一：1.五代王处直墓壁画（局部）
图一：2 帽架，大同金阎德源墓出土
清代冠架也如同承置幞头和道冠的架子一般依照冠的样式而制，架顶如伞，或如球，如灯笼，中心一柱贯通，下承圆座【3】（图二）。馆藏嵌银镶玉红木帽架高31.7厘米，伞盖式的架顶镶一个白玉环，银丝嵌出六枚芭蕉叶，蕉叶之间嵌六朵海石榴，竹节式的独柱，节间分别以银丝嵌饰如意云头、夔龙拐子和回纹，三种纹样并在圆座上再以银丝和白玉分层镶嵌（图三：1）。馆藏嵌银丝紫檀帽架与这一件造型与工艺都很相近，不过伞盖式的架顶做成一朵菊花，高29.7厘米。紫檀帽架的架顶则为四合如意式，下接的四足撑以及架座都是借用了家具中香几类腿足的做法，高27.5厘米（图三：2）。
图二 清黑漆描金帽架，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1.嵌银镶玉红木帽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三：2.嵌银丝紫檀帽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冠架在清代是起居室里的常设用器，宫廷如此——如故宫博物院养心殿三希堂、翠云馆西梢间等处的复原陈列【4】（图四），民间亦然。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四十回，道珍姑娘“见公子那头摘帽子，他便过去接帽子，掸帽子，架帽子，盖帽子”，正是很真实的生活细节，不过民间所用，以瓷帽筒为多。
图四 故宫博物院翠云馆西梢间陈设
图五 镜与镜架，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
铜镜照面，不妨手持，但若理妆，手持总多少有些不便，于是有镜架、镜台。元关汉卿作《温太真玉镜台》杂剧，主人公假托提亲，实欲诳娶表妹，遂将“玉镜台权为定物”交给姑母【5】。玉镜台似未见实物，不过元代却有式样、工艺俱佳的金花银镜台，如元末张士诚母曹氏墓出土的一件【6】（图五），与镜台在一起的还有一枚妆盘和一具金花银奁，奁盒里放着粉盒、油缸、梳篦、抿刷、剪子等一应梳妆用具。明清时代镜台的制作更从家具中取式，如上置屏风，下设抽屉，还有尺寸不小的台面，不仅可设镜架，且有余裕放置妆具，“台”下有柜或有屉，也可容物。有此一具，梳妆之事尽备。不过精工细作的明清镜台存世并不是很多，故宫藏明代黄花梨镜台即是一例【7】（图六）。馆藏清黄花梨镜台通高83、宽36.5、长51.3厘米。台座后面置一个五扇小屏风，中间斜支一个镜架，台面一周望柱栏杆，下设四个抽屉，足间有壸门式牙板。屏风和栏杆都镶绦环板，分别镂雕缠枝卷草、缠枝莲花、祥云舞凤，栏杆望柱的仰覆莲座上戏毬的是雄狮，抚幼狮的是雌狮，屏风搭脑高挑出带着挟风撩云之势的凤头，正中央一朵祥云托宝珠（图七）。
图六 明黄花梨妆台，故宫博物院藏图
图七 清黄花梨妆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馆藏明万历黑漆描金药柜通高94.1、长78.9、宽57厘米（图八）。造型取四面平亦即一封书的样式，下方三个明抽屉；打开柜门，两边各有一列十个抽屉，每屉分作三格；八十个三角形的抽屉层层环绕于柜子中间一个可以旋转的立轴，这是取了转轮经藏式做法。柜门和抽屉拉手以及四个腿足的包镶，都是黄铜件。柜门设两根腰串，是格扇门的样式。两扇柜门与柜子两侧上下分别描金菱花式开光，光内黑漆地上是朵朵流云间转腾上下的二龙抢珠。其外四角细描毬路纹铺地，压地绘桃、石榴、柿子等折枝瑞果。柜门腰串以及边框并柜门以下的抽屉部分，壸门式开光里都是描金龙赶珠。腿足间的牙板描金流云，腿足正面描金海水，两侧四个菱花式开光，内里也是二龙抢珠，其外四角却是黑漆地上的折枝花：桃花、牡丹、山茶、芍药、菊花、西番莲，边框则依势绘作缠枝花。两扇柜门内里，又是四幅湖石花树，湖石玲珑透漏，花木顾盼便妍，几只图案化的舞蝶虽然尺寸不合比例，却也平添装饰意趣。每个三角形抽屉的迎面都是姿态同中有异的双龙，双龙相向处的黄铜拉手便足成戏珠之意。拉手上方泥金为药签，墨书药名。柜子背面也是上下两幅画图，下方湖石桃花山茶，上方松竹梅岁寒三友。松树顶端一行“大明万历年制”楷书款。整个柜子的金色花纹都是以黑漆描文理，即《髹饰录》所云“黑漆理”。药柜原为一对，各可置药一百四十种，系宫廷御药房所用。另一件今藏故宫博物院。
图八 明万历黑漆描金药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关于巧工巧匠的纪事，在明清时代大量进入士大夫的笔记，工匠的技艺和设计构思固然堪夸，但工匠所追求的造型和纹饰近于文人趣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竹刻艺术即是突出的一项。此项工艺不以材质贵，力求工之巧，此外更有题材的选择，趋于雅，然而又要雅俗共赏才是最好。
竹刻兴盛于明清，笔筒的制作是大宗，与此近似者又有诗筒和香筒。王世襄《竹刻小言》引褚松窗《竹刻脞语》云：“截竹为筒，圆径一寸或七八分，高三寸余，置之案头或花下，分题斋中咏物零星诗稿，置之是中，谓之诗筒，明末清初最多。圆径相同，长七八寸者，用檀木作底盖，以铜作胆，刻山水人物，地镂空，置名香于内焚之，香气喷溢，置书案间或衾枕旁，补香篝之不足，名曰香筒。”《竹刻脞语》所云诗筒和香筒的大小之别或许是约略尺寸，不会是唯一的标准。一个大致的区别应是笔筒趋于矮壮，诗筒与香筒偏于细瘦，又香筒外表必镂空，内则置胆。明冯梦龙编《挂枝儿》中的“咏物”之部有题作“香筒”的两首，其一云：“香筒儿，我爱你玲珑剔透，一时间动了火其实难丢。煖温温，香喷喷，拢定双衣袖。只道心肠热，谁知有空头。少了些的温存也，就不着人的手。”其二云：“香筒儿，有一段湘妃的丰致。那一个妙人儿开动了你玉肌，眼儿漏洩了多少香和气。把两头儿拴住了，中间插一枝。到那火褪香残也，这一点热烘烘直到底。”此原是艳曲儿，意在以双关语讽咏情事，而于香筒的形容却最为周至。
香筒中的名品，自然首推上海宝山明朱守城夫妇墓所出朱小松款刘阮入天台香筒。王世襄《竹刻·此君经眼录》称它为“竹刻无上精品，第一重器”，“传世小松之作，构图之美，刀法之工，无一可与比拟”。馆藏竹雕五鬼闹判香筒（图九），取自康熙年间刘璋所作讽刺小说《斩鬼传》第七回《对芳樽两人赏明月，献美酒五鬼闹钟馗》中的情节：一日县尹不在，钟馗只得在园中大松树下无聊闷坐，却见五个鬼役走来谎称是县令侍从，“霎时筛上酒，也不用小杯，竟是荷叶大杯奉上”，“登时把钟馗劝的酩酊大醉”，于是捣虚鬼和伶俐鬼脱靴，“得料鬼偷了宝剑，轻薄鬼盗了笏板，撩乔鬼爬上了树，伸下足来，竟将纱帽夹的去了”。香筒图案同样是把故事场景安排在竹木松石间，只是五鬼的作乱略有不同：戴了一对大耳环在山石上倒提靴的是伶俐鬼，钟馗身后抱着剑的是得料鬼，钟馗脚下的一个小鬼倒拎了一柄骨朵，树杈上的撩乔鬼正打算点炮仗，轻薄鬼站在树梢上捂着耳朵。香筒通高21.9、口径3.8厘米。
图九 清竹雕五鬼闹判香筒，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钟馗斩鬼之说最早出现在晋代的《太上洞渊神咒经》，而斩鬼的钟馗在唐代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人物，并且在玄宗朝进入宫廷，至沈括《梦溪笔谈·续笔谈》，钟馗故事以更加丰富的情节而变得完整。然而在宋人的记载中，钟馗的当值均在岁末，多半是在跳钟馗的傩舞中领衔，又或作成画图悬于门户，如陆游《开岁》“绿襦新画卫门扉”。至清代，却又兼了端午，只是不大活跃于传统的驱鬼之傩，而是专在图画里用作祛邪镇恶。如前引《挂枝儿》所云，香筒本可纳于怀袖，《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即说到正月元旦里“袖香桶儿，戴闹蛾儿”。而纹样取作钟馗故事，正月里使用最为合宜。只是在刻意分判雅与俗的文人眼里，以此为饰当算作俗器——文震亨《长物志》卷七《器具》说“香筒”：“或雕镂故事人物，便称俗品，亦不必置怀袖间。”
竹刻工艺中又有一种名文竹，即翻黄竹刻，又称贴黄、竹黄。毛竹锯作竹筒，去节、去青，惟存竹筒内壁约三毫米厚的黄色薄层，蒸煮软化，然后翻转压平，使它细腻光润，胶合或镶嵌于木胎竹片，磨光后雕刻纹样。以竹黄之薄，通常以阴纹线刻为主，间采薄雕。竹黄工艺的流行虽推福建上杭，不过其他地区也不乏能工巧匠。清谢阶树《宜黄竹枝词》有云：“竹器精工胜棘猴，剥青刨白费雕锼。应家几代传孙子，秘法单方不可求。”自注曰：“神冈应氏某家者，织竹器最精。制竹之法，先斫青竹，用清水浸一日一夕，乃剥去竹外青皮，又刨去竹中白皮，惟中间一层青黄色者可用。其织簟席，能为鸟兽虫鱼花卉之形，极工巧坚致。又制文具什物亦工妙异常。予曾见一织字屏风，俱以竹为之，甚薄，而字之点画波磔之处，竟如摹搨。其妙如此，然应氏止以教其子孙，而不以教他人。故吾乡亦极为难得。他人虽效之，而亦不能工也。”【8】依诗人之说，宜黄应氏制品当时在本地即已难得，更不知是否传世，不过清代文竹巧工并且留存至今者尚有不少，清宫旧藏便有多件，馆藏清乾隆透雕文竹梅花式盒即是一例。此器造型取梅花，底有矮足，纹饰用贴黄。盖面中央依梅花五出之势镂作夔龙捧寿，其外环以回纹。侧墙五个开光，内里镂雕双夔龙。它可为陈设小件，也可贮香花、香料，透发香气。通高8.2、口径15.5、足径11.5厘米（图一〇）。馆藏文竹花卉扁壶构图清爽，很有笔墨点染之趣，一面露根水仙翠叶三五，花开一枝，左端疏荷半面，下方寥寥一丛秋海棠；一面兰花横逸，秋菊含霜，两侧铺首衔环。通高38.5、口径11.5、底径12厘米（图一一）。
图一〇 清乾隆透雕文竹梅花式盒，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一一 文竹花卉扁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消息筒是存置耳挖和消息子的小筒，明代即已流行，不过多是纳以耳挖、挑牙和镊子，奢华者用金银制作。放在文具匣或拜帖匣里的剔牙杖也有的是装在小筒里边。嘉靖时严嵩倒台，抄没家产的单子里列出花梨木拜帖匣中的诸般清玩，其中便有“剔牙杖一副连牙筒”。清代似以木做的牙签使用最普遍，其中柳木更为常见，此在宫廷似乎也不例外，如养心殿造办处档案雍正十年里的“木作”一项中即列有“柳木牙杖二千支”【9】。讲究者则有象牙，此便多作为佩件随身携带，同为雍正十年，前引档案载枪炮处制作小刀，刀底均束“铜规矩一，铜镊子一，方圆针二，象牙耳挖一，象牙牙杖一”。
牙签筒的式样在清代没有更多的创造，不过质地更为多样，比如用鳅角亦即海象牙制作。传世品中金银制作的似乎不很多见，竹制品却不乏秀巧可爱者。清徐康《前尘梦影录》提到：“张希黄耳消息小筩一事，留青阳文，渔父携一钓竿，钓丝之末小鱼一尾，作拨刺形，极生动，腰间系一捕鱼筩，旁有句曰‘风约约，雨霏霏，无数蜻蜓立钓丝’，下署‘希黄子两’小印。通体去地阳文。”【10】剔牙与剔牙筒本来都是寻常用具，货郎担中自然也有它一席，清董棨摹方薰《太平欢乐图》之四十六所绘，即是一例，图中牙签筒与各式荷包挂在一起，虽是省极了的几笔，但上端有系，下垂流苏，都交代得很清楚【11】（图一二）。旁有说明云：“今村镇间有提筐售卖荷包、眼镜并氂梳、牙刷、剔齿签之类，琐细具备，号杂货篮。”氂梳是牛角梳，剔齿签自是装在悬挑在长竿上面的牙签筒里。日人中川忠英《清俗纪闻》卷二有图题作“消息筒”，又“爬耳朵”、“消息子”，正可视作《欢乐图》中此物的一幅特写【12】（图一三）。
（左）图一二 《太平欢乐图·杂货篮》
（右）图一三 《清俗纪闻》中的消息筒
馆藏竹刻十八罗汉消息筒亦即牙签筒长11.9、径1.9厘米，装饰题材乃取自当时竹刻中的流行纹样（图一四）。罗汉又称阿罗汉，依梵文音译而成，意指声闻乘修证的最高境界，至此果位者，诸漏已尽，永离轮回，得大解脱。依其意义，罗汉又可译作应真、应供等。中国民间信仰的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及五百罗汉。有关他们的来历，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十六罗汉便是唐代玄奘译《法注记》中一一列举名称的十六尊者。十八罗汉则即十六罗汉之外再加上宾头卢和庆友，一说是迦叶和军徒钵叹。罗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善神，不但颇具神通，还兼有胸怀坦荡、不拘细节、孤高绝俗的本性。苏轼谪居海南时得五代前蜀画家张玄画十八大阿罗汉像，因作《十八大阿罗汉颂》，其后跋语有云：“轼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或凝为雪花桃李芍药，仅可指名。或云罗汉慈悲深重，急于接物，故多现神变。倘其然乎？今于海南得此十八罗汉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时修敬，遇夫妇生日，辄设供以祈年集福。”“多现神变”以及奇崛古怪的胡貌梵相，正是中土画家笔下罗汉像的主要特征。竹刻罗汉消息筒构图也多有来自绘画的成分。降龙、伏虎、抚狻猊、持如意、展经书、擎香炉、拈麈尾，负笠肩拐杖、扶膝而坐者，又击钹、击磬、敲木鱼、张臂、拊掌、合十、坦腹、托钵、捧壶者，俱以留青法出之。面目刻划极简，而意态姿容已足传其神。
图一四 竹刻十八罗汉消息筒，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范制葫芦的历史很悠久，不过虽曰可以远溯到战国，但可靠的实迹究竟难觅。据万历时人谢肇淛的记载，当日范制葫芦已见于市肆，不仅有方形，且有“突起成字为一首诗者”（《五杂组》卷十《物部二》），此系作者亲见，应属可信。而范制葫芦一事也有士人参与，黄宗羲《思旧录》“巢明盛”条说道：“巢明盛，字端明，嘉禾人。鼎革不离墓舍，种匏瓜用以制器。香炉瓶盒之类，款致精密，价等金玉，为《大匏赋》以见志。”这里的别寄家国之思且不论，所谓“香炉瓶盒之类，款致精密”，已可见范匏工艺之巧。后此数十年，这一项技艺更以进入清廷而兴盛发达。王世襄《中国葫芦》一书考证其事曰：“清宫艺匏始自康熙朝，种植之地在禁苑丰泽园，由内监司其事。”至乾隆朝，经康熙赏玩的葫芦器以“形制浑朴，较金玉之品似转胜之”（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八《恭咏壶卢罐》）而尤惬帝心，因此钟爱逾前，制作亦多。吴士鉴《清宫词》记其事曰：“匏秋老结深青，笵合方圆各异形。款识精镌题御玩，瓬陶而外有新铭。”注云：“园籞旷地，遍植匏，当结实之初，斫木成笵，其形或为瓶，或为盘，或为盂，镌以文字及各种花纹，纳匏于其中。及成熟时，各随其笵之方圆大小，自为一器，奇丽精巧，能夺天工，款识隆起，宛若甎文。乾隆间所制者，尤为朴雅。此御府文房之绝品也。”又夏仁虎《清宫词》：“天才巧制变匏瓠，幅幅龙鸾山水图。植物也能遵造化，不教依样画葫芦。”其下注云：“圣祖出新意，制各样模范，罩未结成葫芦上，迨长成，花纹隐起，制以成器。今得其一，价尚兼金。”故宫博物院有寿康宫旧藏康熙款匏制漆里碗【13】（图一五），便是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进呈皇太后葫芦器十九件中的“锦英含瑞金花椀四件”（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十八）之一。
图一五 康熙款匏制漆里碗，故宫博物院藏
馆藏匏器清六棱云寿纹瓶，高24.5、径15.6厘米，外底心有“乾隆赏玩”款，六棱略向内凹，瓶颈部分以涌起的海浪和低垂之蕉叶，又口沿的一周回纹组合为装饰带。瓶腹以仰覆莲花和上下呼应的祥云妆点六个团寿字，仍不离颂祷之意（图一六）。
图一六 乾隆赏玩六棱云寿纹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以匏器蓄养鸣虫，专为听它冬天里清音婉啭，此风俗之盛是在清代。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葫芦为笼虫之玩，从初结时，在枝上即扶令端正，待其长大，然后剪下，以丝绳系之，悬风中候干，雕为万眼罗及花卉之属，中剜一窍，四旁或作四穴，各嵌象牙骨角玻璃为门，喜蓄秋虫之人，笼虫于内，置怀间珍玩，俗呼叫哥哥笼……顾莼《葫芦虫笼》诗云：‘秋风采采绿藤牵，掩口争将骨角镌。好向壶中藏世界，吟怀别自有虫天。’”蒋士铨《铜絃词》卷下《沁园春·北方有虫名哥哥者戏咏》句云：“聒聒哥哥，南北之人，语音不同”，“腹乃皤然，背尤盎尔，长脚还堪比相公”。“向壶腹藏身，请君入罋，瓜瓤作饷，为尔开笼。”“聒聒”是北方人说话，即蝈蝈。蒋士铨生长于江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士，曾在京为官八年，此词大约作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南归之后【14】。清末成书的《北京风俗百图》中有《卖蝈蝈图》，图右说明云：“此中国卖蜗（蝈）蝈之图也。中国冬夏俱有蜗蝈。冬月有三种：黑紫色者名为山蜗蝈，乃山中向阳处生者；青色是嫩的；绿色者难得，乃系用蜗蝈子在暖处养成，人力为之，其价甚昂也。”图中画着卖蝈蝈的从怀里掏出蝈蝈笼来【15】（图一七），正是杨米人《都门竹枝词》所咏“二哥不叫叫三哥，处处相逢把式多。忽地怀中轻作响，葫芦里面叫蝈蝈”【16】。
图一七 《北京民间风俗百图·卖蝈蝈》
蝈蝈笼以葫芦范制成器之后，其表装饰尚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便是火画、押花、针划、刀刻。关于押花葫芦，王世襄《中国葫芦》一书专辟一节细述其详，略云：“押花葫芦者，取质坚而润之物体，如玛瑙、玉、象牙、牛角等，磨成钝刃，押、砑、挤、按葫芦表面，使呈现有如浮雕之花纹。”“押宜施之于葫芦，因其皮韧质疏，受按押自然下陷，故借运刃之轻重，可生高低起伏，凹凸阴阳，有如画图。”馆藏清押花湖石花木葫芦，高12.2、口径7厘米，木口，槟榔瓢亦即椰子壳镂雕山水蒙心，肚、腰、翻，三停匀称。按照《中国葫芦》的分类，此为油胡鲁葫芦，不过里面有一个铜丝簧，而油胡鲁葫芦通常无此装置（图一八：1）。又一件清押花云龙油胡鲁葫芦，高12、口径7厘米，象牙口，染绿牙镂雕荷叶莲花蒙心（图一八：2）。
图一八
1.押花湖石花木油胡鲁葫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2.押花湖石花木油胡鲁葫芦蒙心；
3.押花云龙油胡鲁葫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4.押花云龙油胡鲁葫芦蒙心
上古时代的中国是有犀牛的，其时用犀牛皮制甲，称犀甲，犀牛角制为酒器，名兕觥。不过秦汉以后，西南地区之外，北方犀牛已经鲜见，至唐代而更成珍稀。然而犀角制器的古老传统却不曾中断，本土罕见，则取于域外，自苏门答腊经由广州进口犀角的路线，大约汉代即已开通。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道当世犀角皆出自“诸蕃宝货所聚处”，广州蕃舶即其一。明清时代，蕃舶载至的犀角数量就更多，这一时期犀器制作的兴盛自是以此为重要条件。虽然唐代有犀杯，两宋有犀带銙，但犀雕工艺的发达究竟要推明清。明钱希言《狯园》卷十六《雕工》一则说道：吴中雕工凡数十家，今有顾师云之子小顾，沈其材之子宗彝，“两人并有巧思，皆名工也。其所刻檀梨、乌木、象齿、犀角以为卮盂罂缶诸器，备极精巧，有得心应手之妙”，“又用文犀雕百花篮为酒杯，种种花草具备，工致尤极”。吴中之外尚有漳州，所谓“货物通行旅，赀财聚富商。雕镂犀角巧，磨洗象牙光”，乃明季的海澄（今漳州）景象。
明清犀角制品多为犀杯，一方面它与审美趣味相关，如李渔《闲情偶寄》卷四《器玩部》道，宴集设酒具，金银器并非佳选，“富贵之家，犀则不妨常设，以其在珍宝之列而无炫耀之形”，“且美酒入犀杯，另是一种香气”。另一方面它与犀角的样态相关。天然犀角形若倒扣的一朵牵牛花，“花”根部分呈蜂窝状，绽放的“花”部中空，依形制器，做成“浅浅柔黄轻蜡透”的花叶杯，自然最为讨巧。花叶杯之外，犀角杯另外两类最常见的造型便是教子升天和张骞泛槎，二者都各有远源和近缘。仙人乘槎植根于张骞探河源的传说，却又糅合了来源不同的其他故事，即《史记》《汉书》的张骞出使大夏而穷河源，又西晋张华《博物志》海岛居人由海渚达天河得遇织女，后又添助得获支机石一枚的情节，以是成为一个自在仙的形象。南北朝以来直到明清，它便始终活跃在诗文中而成为传承久远的意象，虽然在不同的诗境里有着不同的寄意，但从容遨游天地间的基本内涵几乎是不变的。元朱碧山制银槎杯可推为同题作品之最，乘槎者却是移用了太乙真人莲叶舟的图式，把手里的支机石换作书卷，而为明清制品纷纷仿效。其实这时候的乘槎人究竟为谁已经不很明确，如上海博物馆藏“天成”款犀角雕仙人乘槎杯，故宫博物院藏“尤通”款犀角雕仙人乘槎杯。“天成”款者，乘槎仙人一手持如意，一手执书卷。馆藏一件清仙人乘槎犀角杯高10.3、长25.4厘米，样式与上海博物馆藏品很接近。犀杯因材施雕，顺犀角之势而成一具仙槎，犀角纹理浅深细密恍若水纹，牡丹、桃花结作舟篷，仙人手拈一柄拂尘斜倚花枝，槎身的宽敞处为杯，旁侧有圆洞与槎端的吸孔相通（图一九）。虽然它依旧保存了酒杯的形式，其实已成案头清玩，而不再是实用之具。
图一九 清仙人乘槎犀角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作为装饰纹样，教子升天最初大约是用于玉杯。清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有一则纪事，题作“宣和玉盃记”。关于玉盃样式，《记》曰：“宋宣和御府所藏玉盃三，其一内外莹洁，绝无纤瑕，盃口耸出螭头，小螭乘云而起，夭矫如生，名教子升天，真神物也。二名八面玲珑。三则单螭作把，外多花纹，钩碾精工，莹白过于教子，而神彩稍逊。”纪事中的玉杯虽已不存，但同此类型者仍有传世品，如《中国玉器全集》著录故宫收藏的一件宋代玉杯【17】（图二〇），宣和玉杯之一的单螭把杯，所谓“外多花纹，钩碾精工”，此杯庶几近之。
图二〇 白玉教子升天杯，故宫博物院藏
如同各式花杯依犀角样态而成型，教子升天也是依犀角之势制成敞口细腰的样式。馆藏清教子升天犀角杯一件，高9.8、最宽处9.4厘米，外壁四层装饰带俱施仿古纹，细腰处是兽面或曰饕餮纹，约略外翻的细窄口沿一周回纹，口衔花枝的螭虎弓腰伸颈攀援在杯口，长尾抵住杯身，遂成杯柄（图二一）。
图二一 清教子升天犀角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打双陆、斗叶子、投壶、蹴鞠、饮酒行令，都是明代常见的游戏，其中投壶一事渊源最古，双陆兴起的时代也不晚，只是至清代已经衰歇。
一般认为双陆原创自古印度，本名波罗塞戏，后秦释道朗译《涅槃经》有云“樗蒲、围棋、波罗塞戏……一切戏笑，悉不观作”，原属佛门应禁之戏。然而双陆入传中土之后，却是在一千多年里经历了不少戏剧性的演变。宋德金《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一文总结明以前的流传过程道：双陆自三世纪曹魏时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已在上层统治者中传播开来，被视之为‘胡戏’。唐朝时有许多‘胡俗’和外国文化传入中原，更是双陆盛行的时期。双陆在流行过程中，人们对它做了一些变动和改进，使之更加适应时人的趣味和要求，更为本土化。唐五代时期，双陆已逐渐融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两宋时期，双陆继续流行，在与两宋同时的辽国和金国，双陆被视为汉文化的象征而受到爱好者的青睐或反对者的抨击和限制。及至金末元初，在人们的心目中，双陆不惟是汉族文化的象征，‘会双陆’已作为品评‘天下’士人‘风流’的标准之一，成了域内各族士人所应具备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并且，从“佛门‘悉不观作’的应禁之戏，到元杂剧中成为和尚点化俗人的手段”【18】。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嵌螺钿木双陆局，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双陆局、黑白各半的双陆子三十枚并用于“视彩行马”的两个骰子，又元至顺本《事林广记》中的打双陆图，都是双陆史的印证。
图二二 双陆子，江阴明夏颧墓出土
图二三 象牙雕山水人物双陆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此戏在明代依然流行，江阴明夏颧墓出土双陆子三十枚【19】（图二二），故宫博物院藏明染牙刻花双陆子黑红各一枚【20】，还有一件明清之际的紫檀双陆局【21】。馆藏明象牙雕山水人物双陆子一对造型也是捣衣杵式，高10.4厘米，浅刻山水人物，颇有渴笔焦墨之意趣（图二三）。打双陆不仅是小说戏曲中的情节，也在绘画里用于表现闺秀生活，如辽宁省博物馆藏一幅约当晚明的《汉宫春晓图》【22】（图二四）。明代通俗类书《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卷十七录有《双陆规局》（图二五）。双陆的衰歇是在清代，行棋法也随之失传。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七十四回写群芳会聚时的各种游戏尚言及双陆，虽然描绘不及其他诸戏详尽，只是“打双陆嘉言述前贤”，不过掌红珠问道“当日双陆不知为何要用三骰”，前举《汉宫春晓图》中的双陆局上，正是三个骰子。
图二四 《汉宫春晓图》中的打双陆，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二五 双陆规局
关于牙筹，清顾禄《桐桥倚棹录》卷十一有一节专道此事：“牙筹，即酒筹也，亦有以骨为之者，可以乱真。摘西厢词句镌于上，有张生仿莺莺之戏，又有三藏取经，许宣寻妇名色。筹置筒中，团坐分掣。照筹上所刻仪注而行，乃饮中济胜之具。有以天地人和为筹，长短不齐，俗呼筹码，此为博局纪胜负之物。竹牌出于北寺骆驼桥，虎邱人加琢磨之功，而后售于人，其值遂昂，谓之水磨牌。今塘岸山街有十余店，兼卖各色骨牙簪、骨牙饰及消息、耳挖、骨牙杖，骨牙骰、骨牙牌、竹煤筩之属。蒋赓壎《酒筹》诗云：谁见西厢识面来，取经访妇更疑猜。酒人灯下团栾坐，笑当花枝斗几回。”牙筹一事，在顾氏笔下乃声情宛然的一幅姑苏风俗图，却又远不止姑苏，而是可以展绘于南北。所云“许宣寻妇”，当指白蛇故事。
图二六 清象牙《西厢记》酒筹连刻花牙筒二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刻花牙筒；2.象牙《西厢记》酒筹正面；3.象牙《西厢记》酒筹背面；4.刻花牙筒；5.象牙《西厢记》酒筹正面；6.象牙《西厢记》酒筹背面
馆藏中的清象牙《西厢记》酒筹连刻花牙筒两件，其一牙筒（图二六：1）通高9.7、口径5厘米，其表为桃花春燕图，内里酒筹一副凡二十五根，酒筹造型仿自栏杆望柱，一面即《酒筹》诗所云为《西厢记》中的唱词（图二六：2），一面是与唱词相应的饮酒方式（图二六：3）。比如“齐齐整整”，出自第三齣《墙角联吟》，原作“等待那齐齐整整，袅袅婷婷，姐姐莺莺”，背面便取了“齐齐整整”的意思，规定饮酒方式是“新衣一杯”。“一天星斗焕文章”，是同一齣里莺莺的唱词，于是依了此意令“善诗文一杯”。“春心荡”出自第二齣《僧房假遇》，原作“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因谐此意而令“新婚三杯”。又比如第十五齣《长亭送别》“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酒筹便取了“谁染霜林醉”，用“误读”的办法制为酒令，令“面红一杯”。酒筹连刻花牙筒之二（图二六：4），牙筒通高14.8、口径6.6厘米，内置酒筹一副凡一百单八根，上下平直的细长签子，编令形式与前件相同。比如一面摘自第一齣《佛殿奇逢》的“这般可喜娘儿罕曾见”，背面则规定“各说一美人”（图二六：5）；一面摘自第三齣《墙角联吟》“语句又轻，音律又清”，背面说规矩曰“知音律会唱者饮”（图二六：6）。凡此种种，都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做法。江苏镇江丹徒丁卯桥唐代金银器窖藏中有银鎏金龟负“论语玉烛”筹筒亦即笼台一具，笼台中置酒筹五十枚，它用了“误读”的办法把《论语》编排为饮酒的秩序亦即律令，饮与不饮、劝与被劝、饮多饮少，均依律令所规定的“饮、劝、处、放”四种情况而行事，而分别以五分、七分、十分、四十分为依令饮酒之章程【23】（图二七）。如“一箪食一瓢饮，自酌五分”，“君子之居何漏（陋）之有，自饮七分”，“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任劝十分”，“择其善者而从之，大器四十分”，等等。《红楼梦》第六十三回怡红院里“群芳夜宴”一节，道“晴雯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里面装着象牙花名签子，摇了一摇，放在当中。又取过骰子来，盛在盒内，摇了一摇，揭开一看，里面是五点，数至宝钗”。于是宝钗“将筒摇了一摇，伸手掣出一根，大家一看，只见签上画着一支牡丹，题着‘艳冠群芳’四字，下面又有镌的小字一句唐诗，道是‘任是无情也动人’，又注着：‘在席共贺一杯，此为群芳之冠，随意命人，不拘诗词雅谑，道一则以侑酒”。巧借酒宴中通常的娱戏，曹公写出夜宴中的人和人的运命。不过作者却不知道，后来者又把《红楼梦》故事也做成酒筹，继续搬演新的故事，如泸州博物馆收藏的一副象牙酒筹连筒【24】（图二八）。
图二七 镇江丹徒丁卯桥唐代金银器窖藏中的酒筹
图二八 红楼梦牙筹，泸州博物馆藏
谢肇淛《五杂组》卷六《人部二》说投壶曰：“投壶视诸戏最古雅，郭舍人投壶激矢令反，谓之‘骁’，一矢至百馀骁……今之投壶名最多，有春睡、听琴、倒插、卷帘、雁衔芦、翻蝴蝶等项，不下三十馀种。惟习之之至熟，自可心手相应.大率急则反，缓则斜，过急则睡。又有天壶高八尺馀，宾主坐地上，仰投之。西北士夫多习此戏。”郭舍人是汉武帝时宫中倡优，善投壶，见《西京杂记》卷五中的纪事。明《三才图会·人事》之十载录投壶图二十幅。明代通俗类书《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卷十七录《投壶新谱》，具列诸势并附插图，如“及地登科势”，图下注云：“二人对坐，每人手执三箭，离座三尺，将箭重投于地，再跳入壶，箭头向上，凡三次者为上。”图文对看，可大致会意（图二九）。故宫藏《朱瞻基行乐图》中，投壶也是九五之尊的“行乐”方式之一【25】（图三〇）。清代此戏不衰，李汝珍《镜花缘》描写林婉如等八人的投壶之戏——林婉如道：“俺们才投几个式子，都觉费事，莫若还把前日在公主那边投的几个旧套子再投一回，岂不省事……俺说个容易的，好活活准头，就是‘朝天一炷香’罢。”众人挨次投过，也有投上的，也有投不上的。邹婉春道：“我是‘苏秦背剑’。”米兰芬道：“我是‘姜太公钓鱼’。”闵兰荪道：“我是‘张果老倒骑驴’。”……众人都照著式子投了。紫芝走来，两手撮了一捆箭，朝壶中一投道：“我是‘乱劈柴’。”逗得众人好笑。清宫旧藏喻兰《仕女清娱图册》中绘有闺阁投壶之戏。
图二九 《文林聚宝万卷星罗》中的《投壶新谱》
图三〇 《朱瞻基行乐图》局部
馆藏明铜投壶通高49.5、足径16、腹径24厘米，口部最宽处21厘米，是典型的投壶式样：直颈、鼓腹、贯耳。壶口和一对贯耳回纹地上饰饕餮，直颈上伏一只螭虎，鼓腹满布卍字方胜，其上以瑞兽与铺首式兽头相间，下垂一周蕉叶，圈足环以回纹（图三一）。
图三一 铜投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状元筹的游戏，在清代最为盛行。或牙或骨，或竹或木做成筹，筹上排列科举功名，用六颗骰子掷彩，以定得注多寡。状元为最，得六十四注；榜眼、探花减半，为三十二注；以下各色名目依次递减，秀才为末，一注。最后计算筹子以分胜负。清顾禄《清嘉录》卷一“状元筹”一节记此戏曰：“取科目名色制筹为局戏，岁夕聚博，以六骰掷之，得状元者为胜，取及第争先之谶，谓之状元筹。有无名氏《状元筹乐府》云：‘升官图里夸捷径，科甲丛中更争胜。献岁惊闻笑口开，安用六经廿一史。一筹莫展者谁子，那不呼卢喝为雉。’又郭麐有诗云：‘屠苏饮后明灯灿，夜永宵寒人意倦。长筵试展红氍毹，男女分曹卜如愿。牙筹一握长短排，上有细字书官阶。玲珑骰子数用六，纷纷五色迷人目。就中状元贵无比，入手争看色为喜。无心一掷竟全红，失意终朝或三褫……’”“吴穀人祭酒《新年杂咏》小序云：‘状元筹，绯绿兼行，赢输计箸，闺阁中为消闲之戏。’”状元筹争胜固以元夕为盛，不过平日里也不妨以此遣闷。《镜花缘》第七十六回写群媛嬉游，也说到它——史幽探道：“我们才在菊花岩抢了一回状元筹，此时要到莲花塘听听亚兰姐姐笛子去。”紫芝道：“状元筹又不费心，倒也好顽，为何半途而废？”兰芝道：“只因幽探姐姐五红得了状元，正自欢喜，谁知不巧，我又掷了六红夺了过来，因此幽探姐姐不高兴，把状元筹歇了。”由小说家笔下，颇可见女儿之态。馆藏红木状元筹一副，凡一百五十二枝，“状元”一枝尺寸最著：长20.5、宽5.2厘米，“童生”一枝最短小：长10.3、宽1.5厘米，正是“绯绿兼行”，形制亦如郭麐诗所云“牙筹一握长短排，上有细字书官阶”（图三二）。晚清吴友如绘《海上百艳图》，其中的《妙手抡元》一幅，便是圆桌前四美玩状元筹的情景（图三三），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也正有一首咏其事：“不教黑白斗松楸，豪兴呼卢互结俦。蓦地六红齐入手，锦标夺得状元筹。”【26】
图三二 红木状元筹，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三三 吴友如《海上百艳图·妙手抡元》
关于16、17世纪中国象牙工艺的蓬勃发展，蔡玫芬曾谈到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在从事亚洲海上贸易的过程中对象牙的获取和运销，数量之巨乃至超过市场需求，竟至已无太多利益可图。正是在象牙货源如此充足且价格低廉的背景下，中国工匠才有可能大量创制象牙作品【27】。至于消费的一方，宫廷需求自然是大宗，地方官员进奉象牙制品为帝后祝寿，数量也很可观，如故宫藏一件大型牙雕群仙祝寿塔【28】（图三四），牙雕塔系由广东象牙作坊雕制，分片包装，运至宫廷造办处，再行组装。
图三四 牙雕群仙祝寿塔，故宫博物院藏
馆藏清象牙雕龙舟长98、宽35、高63厘米，原系清宫旧藏。从式样说，也可称作画舫。牙雕的做工、风格，以及群仙的服饰纹样、小猴跪献寿桃等细节处理，均与前述牙雕群仙祝寿塔十分接近，或可认为是出自同时同地的制作。画舫分三层，下面一层前边列着八仙。船头六仙：张果老抱着渔鼓简子，曹国舅持拍板，吕洞宾负剑，韩湘子持笛，何仙姑高擎一枝荷花，手拿拂尘的蓝采和头顶花篮；船舱里是铁拐李与汉钟离。第二层头里站着福禄寿三星；后边排着两溜万年青和手持拍板、云锣与笙、笛的一队女乐。船舱里是一身盛妆的老太太，两旁侍女持打扇，舱门外跪着一只头顶寿桃的小猴。顶层的华盖与彩幡之间是一对相风鸟。两侧摇桨童子凡十八，龙尾摇橹的是船娘（图三五）。
图三五 清象牙雕龙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三六
1.运送舍利，巴尔胡特大塔浮雕；2.八分舍利，桑奇大塔南门背面第三横梁右
骑象运送舍利的图像，在约当公元前2世纪建造的巴尔胡特大塔浮雕中已经出现，或布置在角柱的正侧两面，或是栏楯顶部的笠石之侧面【29】（图三六：1）。而这一图式，在公元1世纪前后建造的桑奇大塔以及桑奇之后的佛教艺术中尚继续沿用【30】（图三六：2）。精好之例，馆藏出自榆林窟的这一件牙雕龛像，可以称最。它与广为流行的携带式檀龛当属同一类，只不过制作材料用了象牙。“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有《相乐夫人檀龛赞并序》，所谓“敬造零龛，奉图真相。青莲皓月，争华蚊睫之端；宝树天花，竞爽鸿毛之际。纳须弥于纤芥，尝谓徒言；置由旬于方丈，今过其寔”云云，是体量小而图像精细为此类龛像特色也。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的檀龛宝相，宽6.3厘米，连座高19.3厘米，莲花座上是可以启闭的一个三连式佛龛，龛缘上下各有方便穿系的小孔以为佩带【31】。馆藏这一件象牙龛像则是对开的两片，中以一枚合页相连，因得开合之便。打开来，每片内里各有27个小格，每个小格各雕一个佛传故事；合起来，则两面各成一幅相同的骑象运送舍利图。除舍利容器由盒变成了塔，其他构图因素多与早期相类，高15.8、宽7.5、厚3.9厘米（图三七）。牙雕龛像的时代一说约当7、8世纪至11世纪，一说在6至8世纪【32】。似以后说为是。
图三七 牙雕龛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牙雕龛像未入藏之前，尚有一番曲折的经历。本世纪初笔者前往榆林窟考察，见大佛窟殿前门楣上方贴有末署“光绪三十一年六月”的一张墨书功德榜（图三八），正是记述这一件牙雕龛像在当地即安西县踏实堡一带的流传始末。略云：此像原系某僧获于石洞积沙中，自此显世，远近凡有水旱疾疫，求则必应，以是踏实乡民多获丰年。同治初年，因踏实一带遭逢变乱而造像失踪，变乱平息后，虽经寻得，复又失去，嗣后再四访询，几经周折，终得复归。民国时期，造像又险遭西北军阀马步芳部劫掠，赖道士郭言恒舍命护持，方幸免于难。1959年入藏本馆。
图三八 墨书功德榜
图三九 巩县石窟《帝妃礼佛图》局部
图四〇 银香炉，内蒙古赤峰宁城埋王沟辽墓出土
柄香炉是行香亦即手持香炉巡行之用器，南北朝时期已多见于佛教艺术，如巩县石窟中的《帝妃礼佛图》【33】（图三九）。它的早期样式通常是柄端成鹊尾式，因也称作鹊尾炉。以后又将宝子即盛放香料的容器添置于香炉柄，炉为象生莲花，宝子便为象生莲蓬，手柄则成莲茎。内蒙古赤峰宁城埋王沟辽墓出土一柄银香炉，以俯偃的一片荷叶作底，亭亭秀出的一茎莲花作炉，侧出的一枝作宝子，三枝结为一束，作成香炉的鹊尾柄，惟香宝子失盖【34】（图四〇）。《清异录·器具》“玉太古”条曰南唐焚香之器有“把子莲”，应即这一类样式。元代线香逐渐流行，不过柄香炉的使用仍在延续，山西繁峙公主寺明代壁画中的行香，便依然是传统方式【35】（图四一），当然此类壁画或不乏承袭旧有图式的成分。馆藏这一件清金漆柄香炉，高8.5、长27.5厘米，它也可以看作是把子莲的造型，柄端收束处尚略存鹊尾旧式，却是作成密叶娇花的一束芙蓉。顶端一朵大花的中心孔洞里设了一个细管用来插线香，花茎上裹着仿真的丝帛，中腰结系的一根金线也可见质感（图四二）。
图四一 山西繁峙公主寺明代壁画
图四二 金漆柄香炉，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关于如意的发展演变史，白化文《试释如意》一文阐发至为详尽。大略言之，如意有两种样式，其一爪杖式，其二云头式。前者，今所知最早的实物是曲阜鲁国故城出土一件东周牙雕爪杖。后者的出现，大约在五代，即佛教艺术中文殊菩萨手持如意的图像出现之前后。从此二物分作两途，爪杖式为痒和子，云头式则成为吉祥物【36】。清代是“如意呈祥”的极盛时期，宫廷中专供颁赐、馈赠、典礼之用，又逢年过节王公大臣呈进如意，取兆吉祥，婚嫁吉礼中也少它不得，并且又是居室陈设以及手中持物【37】（图四三）。质地多样，式样纷然，大小长短不一。或玉或金，或漆或竹或木，也有掐丝珐琅，也有三镶五镶。
图四三 杨柳青年画《麟吐玉书》（乾隆时期）局部，中国美术馆藏
馆藏黄杨木透雕如意长柄雕出石榴和灵芝，如意头上是一树鲜桃（图四四：1）。剔黑云龙山水如意的如意头则是一幅山水画，高山深涧，跨水接岸一弯拱桥，桥下川水奔流，山阜松柏之间殿阁高耸。由瓦子上的乾隆御题可知这一幅山水图却是暗含着《诗·小雅·天保》中的“九如”之颂，即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如日，如月，如南山，如松柏。“乾隆丁酉”，乃乾隆四十二年（图四四：2）。剔红如意的如意头是回纹地上一个底垂流苏上有提梁的花篮，花篮里满盛鲜桃、石榴和佛手。长柄中间瓦子上是湖石桃树和一对蝙蝠，柄端是蝙蝠衔磬磬下一对鲶鱼组成的谐音吉语“福庆年年”，背面通体剔刻卍字锦（图四四：3）。整体纹样自然是多福、多寿、多子的祝颂之意。这是清代装饰纹样使用频率最高的艺术语汇，不过梁章钜《浪迹续谈》卷八“三多”条却别有一番议论：“今人每以三多为颂祷之词，问其出典，辄以华封三祝应。然华封事见《庄子·天地篇》，尧观乎华，华封人祝曰：‘使圣人寿，使圣人富，使圣人多男子。’未尝指为三多也。三多事惟见《玉海》载杨文庄公徽之言曰：‘学者当取三多，乃看书多，持论多，著述多也。’此言甚有味。”此云宋人关于“三多”之说“甚有味”，或因作者认为如此“三多”，方是一种“多彩人生”。
图四四
1.清黄杨木透雕如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2.清剔黑云龙山水如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3.清剔红如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馆藏杂项文物中尚有若干招牌幌子，如用于米粮店的分别写着“公”“平”“交”“易”的蒲包式幌子（图四五），又一个做成南瓜样子的“本行自置糯米发客”幌子（图四六）。
图四五
1.清米粮店“公平交易”幌（“交”字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2.清米粮店“公平交易”幌（“易”字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四六 清“本行自置糯米发客”米粮店幌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招牌和幌子是商业发达的产物，一面是招徕顾客，一面也有竞争的意思。《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著然而不售，酒酸。”此“悬帜”，便是酒肆门前的招子，后世或称酒帘、青帘、望子，清代多称幌子。清翟灏《通俗编》卷二十六《器用》“望子”条曰：“《广韵》：‘青帘，酒家望子。’按今江以北，凡市贾所悬标识，悉呼望子。讹其音，乃云幌子。”把自家的经营内容做成形象以为招幌，大约宋代就已经很兴盛，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六《酒肆》一项曰酒店门前或“挂草葫芦、银马杓、银大碗”，这是以酒器作为标识的具象招幌，乃都城临安景象。元熊梦祥《析津志·风俗》一节说道：“市中医小儿者，门首以木刻板作小儿，儿在锦䙀中若方相模样为标榜。又有稳婆收生之家，门首以大红纸糊篾筐大鞋一双为记，专治妇人胎前产后以应病症，并有通血之药。”“医兽之家，门首地位上以大木刻作壶瓶状，长可一丈，以代赭石红之”；“灌药之所，门之前画大马为记。”这是元大都亦即今之北京的景象。辽宁省博物馆藏仇英《清明上河图》中所绘开设在通衢的“小儿内外方脉药室”、河桥边的“各色鲜鱼面”等店铺，都有具象招幌【38】（图四七）。清代各式招幌更为发达。清佚名《燕台口号一百首》之一：“幌子高低店铺排，蒲包三两作招牌。更寻纸架当门立，小匾茅房挂大街。”注云：“当铺及油店俱悬锡球于门首，名幌子，卖槟榔者点蒲包。又当街挂‘茅房在内’一小匾，并设草纸架。”写作年代约为嘉庆初年【39】。青木正儿编《北京风俗图谱》中绘出几十种晚清常见的幌子【40】（图四八），其中切面铺幌子的式样，已见于前举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各色鲜鱼面”，馆藏“公平交易”米粮店幌子也正与图中的两个面幌子式样相同。
图四七 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中的“各色鲜鱼面”，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四八 《北京风俗图谱》中的幌子
月饼模子、饽饽模子，清代都是常见之物，点心铺、蒸锅铺，皆所必备，因此专有“模子作”一行。齐如山《北京三百六十行》说“模子作”：“此虽简单，但非有真正师傅传授不可，不但花样美观，且深浅大小极费斟酌。因花样虽不同，而印出点心之分量则须一致，否则点心不易售卖，而此模子也无人购买了。”
图四九 月饼模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点心铺之外，家厨也或有备，不过精粗有别，乃至相差悬殊。《红楼梦》第七十五回里八月十五贾母在凸晶馆赏月，称贾珍送来的月饼好，贾珍笑道：“月饼是新来的一个专做点心的厨子，我试了试果然好，才敢做了孝敬。”月饼自制并不稀奇，这里讲究是做的好，模子想必也是精细的，纹样则不外月宫玉兔。馆藏团圆饼亦即月饼模子之一，长30.6、宽17.9、厚3.3厘米，背面有“十”二字，圆心里刻弯月下露出半面的广寒宫，台基旁、桂树下，有一只持杵捣药的玉兔。圆心外，仙山环绕，间以桂花枝（图四九：1）。天津博物馆藏一件月饼模子与此布局相似，纹样稍有不同，圆心里的广寒宫还刻出匾额（图五〇）。馆藏的另一件也是如此，模子长30.5、宽16.1、厚4.3厘米（图四九：2）。昔年中秋尚有祭月之俗，天津博物馆藏杨柳青年画《拱向蟾轮》所绘即是，此为光绪时期的作品【41】（图五一）。道光仪征厉秀芳《真州竹枝词》中有题作《大月饼》的一首，道是：“手捧香酥出画帘，拜陈时露玉纤纤。月宫见把团圞献，认送嫦娥镜一奁。”【42】这是巧借月宫神仙之眼来颂扬人间月饼了。
图五〇 月饼模子，天津博物馆藏
图五一 杨柳青年画《拱向蟾轮》，天津博物馆藏
制成鸳鸯“象生”的饽饽模子，长28、宽13.4、厚3.5厘米（图五二），它令人想到《红楼梦》中贾府里制作荷叶莲蓬汤的模子：第三十五回，宝玉受笞，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凤姐等进园来瞧宝玉，王夫人问他想什么吃，宝玉笑道：“也倒不想什么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叶儿小莲蓬的汤还好些。”凤姐一旁笑道：“听听，口味不算高贵，只是太磨了。巴巴的想这个吃了。”贾母便一叠声的叫人做去。四副汤模子问了管厨房的，问了管茶房的，都不见收，次后还是管金银器皿的送了来。薛姨妈先接过来瞧时，原来是个小匣子，里面装着四副银模子，都有一尺多长，一寸见方，上面凿着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也有莲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样，打得十分精巧。因笑向贾母王夫人道：“你们府上也都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若不说出来，我见这个也不认得这是作什么用的。”凤姐儿也不等人说话，便笑道：“姑妈那里晓得，这是旧年备膳，他们想的法儿，不知弄些什么面印出来，借点新荷叶的清香，全仗着好汤。究竟没意思，谁家常吃他了。”“究竟没意思”，不过是凤姐儿的掩饰之词，可人怜的模子制出来的面食，到底教人惦念。
图五二 饽饽模子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注释：
【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4页，图一一。
【2】大同市博物馆：《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本文照片承大同市博物馆提供。
【3】图例系沈阳故宫藏品，为笔者参观所见并摄影。
【4】朱家溍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清家具》（下册），图二六三，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2011年。
【5】杂剧原依《世说新语·假谲》中的温峤娶妇故事改编，玉镜台也是原作中的定亲之物。
【6】今藏苏州博物馆，本文照片为参观所摄。
【7】朱家溍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清家具》（上册），图二〇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2011年。按图版说明作“黄花梨龙凤纹五屏风式镜台”。
【8】谢阶树，江西宜黄人，嘉庆十三年进士。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第三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45页。
【9】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231页。
【10】徐康：《前尘梦影录》，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213页。
【11】许志浩编《太平欢乐图》，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92页。
【12】中川忠英：《清俗纪闻》卷二《居家》，东都书林堂宽政十一年（1799年）版。
【13】此为参观所见并摄影。
【14】邵海清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924页。
【15】《北京风俗百图》，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
【16】雷梦水等：《中华竹枝词》第一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17】杨伯达主编《中国玉器全集·5》，图版一○七，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年。按图版说明称作“白玉夔龙柄葵花式盌”。
【18】宋德金：《双陆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19】江阴县博物馆：《江阴县出土的明代医疗器具》图一五，《文物》1977年第2期。本文照片承江阴博物馆提供。
【20】朱家溍等：《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竹木牙角器》，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九一。
【21】陈增弼：《双陆》，《文物》1982年第4期。
【22】此为观展所见并摄影。
【23】镇江博物馆：《镇江出土金银器》，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24】此为参观所见并摄影。
【25】本文照片系参观所摄。
【26】雷梦水等：《中华竹枝词》第二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37页。
【27】蔡玫芬：《港埠的工艺：关于明末清初漳州工艺品二三事》，《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九辑，第56-57页。
【28】此系观展所见并摄影。
【29】本文所举图例今藏印度国家博物馆，为参观所见并摄影。
【30】此为实地考察所摄。
【31】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藏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32】阎文儒：《谈象牙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10期；梁丰：《“牙雕佛传造像”的释读及其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9年第1期。后说并认为它是中亚、西域的作品。
【33】本文照片为实地考察所摄。
【34】今藏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文照片为观展所摄。
【35】此系实地考察所见并摄影。
【36】白化文：《退士闲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7】本文所举图例系参观所见并摄影。
【38】此系观展所见并摄影。
【39】同【16】，第127页。
【40】青木正儿图编、内田道夫图说《北京风俗图谱》，平凡社，1986年。
【41】两件天津博物馆藏品，均为参观所见并摄影。
【42】又《月公纸》：“刊成一幅广寒宫，可是嫦娥坐此中。若论太阴应月母，小儿争向唤月公。”王利器等：《历代竹枝词》第三册，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40页。
原题：《风日常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杂项”文物中的生活与艺术》
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