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最高境界,不是智慧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传统文化“善”与“美”的交汇点,是全民族陶写心声的普遍方式。本书精选若干性格养成、道德修养有关的古诗名句,按内容把它们分成“修身”“立志”“家国”“爱民”“德行”“为官”“交友”七类,以相应的道德关键词命名,简明扼要、清晰生动地讲述诗歌涉及的历史人物故事,展示中国人高尚的道德情怀。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两个显著的特征,其一是浓厚的道德倾向,其二是浓郁的审美倾向。用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善”和“美”。对“善”和“美”的不懈追求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努力提升自身的人生境界的原初动力,是他们为五千年的光辉文化所奠定的核心内蕴。

首先,中华文化中最高的境界是道德而不是智慧。这种道德是界定在人生范围之内,它并不是对神灵旨意的遵从,而是人们内心的自律。儒家尤其强调道德不应是外在的强制性规定而应是内心情感的合理流向,任何外在的仁义举动都是内心德性的自然体现。正如孔子、孟子的格言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无论你是修身养性还是施惠及人,都会在内心产生极大的愉悦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正是指这种境界。

相对而言,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往往是出于对神灵的敬畏和服从,等而下之者甚至出于对天国入场券的期待,总之或多或少地出于外在因素的驱动。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自身的创造力量的民族。当古代西方人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时,中华的先民们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心。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并不是作为人类异己力量的诸神,而是人类自身力量的凝聚和升华。

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及其周围的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发明者。既然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匐在神灵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在先民们的心目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内心,也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其次,中华先民们的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他们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思路,他们擅长于借助具体的形象来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

《周易》中的卦象、汉字的象形都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体现。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具有偏重于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特征。先民们在追求真理时,往往不重视局部的细致分析,而重视综合的整体把握;往往不是站在所究事物之外做理性的研究,而投身于事物之中进行感性体验。正因如此,中华的先民们在创造自己的光辉文化时,不是沉溺于烦琐周密的逻辑推理,也不追求苦行僧式的宗教行为,他们从日常人伦中追求仁爱心和幸福感,他们以审美的态度在平凡生活中获得愉悦感。孔子欣赏“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庄子崇尚“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终极真理,正是先秦思想家共有的审美倾向的典型表现。

那么,“善”和“美”这两个特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交汇于何处呢? 应该说有许许多多的交汇点,然而最显著、最光华夺目的交汇点无疑是古代诗歌。由于“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中华先民们对诗歌本质的共同认识,所以中国的古代诗歌既不是颂神乐歌,更不会被哲学家逐出理想国。中国诗歌的创作主体是人,它所表现的客体也是人,它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先民们的诗歌创作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就像《诗大序》所描绘的那样“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个过程无须乞灵于神祇的参与,也不会导致迷失自我心智的迷狂状态。虽然在远古时代,诗是与乐、舞密不可分的,但是在表意的明晰性上诗当然是首屈一指的,而且诗歌的载体——文字的稳固性又远胜于乐、舞,所以诗的地位日趋重要。诗歌终于成为全民族陶写心声的普遍方式,中华大地也就成了一个诗国。

孔子恺切周至地以学诗来教育子弟,《诗经》得以跻身于儒家经典之列;《老子》全书皆为韵文,几可视为一首长篇哲理诗;《庄子》中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形象使全书充满着诗意,书中关于“言不尽意” “得意忘言”的命题为后代诗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儒、道两家一正一反,分别从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方面浇灌了后代诗人的心田。在古代中国,诗人成为全社会所仰慕的崇高称呼,贵为帝王者也想获取这顶桂冠。既然中华文化赋予诗歌以无比强大的功能,使其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态,那么诗歌必然会成为中华文化中最为耀眼的闪光点,中华文化崇尚道德的性质也就必然会在诗歌身上发出异彩,更不用说诗歌本身就具有美的本质了。

在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的志士仁人,这些志士仁人往往本身就是杰出的诗人,他们用优美的诗句表达了内心对人生道德境界的追求,诗歌成为他们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和飘泊江湖的少陵野老已经凭借其壮丽诗篇而在中国人民心中获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已凝聚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诗中。到了近代,谭嗣同在燕京狱中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句诗宣示以身殉国的精神,留学异国的鲁迅用“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来表达对祖国的满腔热爱。试问,除了诗歌之外,还有什么文化形态可以更简洁而完整地展示出如此高尚的道德情怀?又有什么文化形态可以在后人心上烙下更深刻的印痕?

现代西方的诗歌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道德因素应被从诗国摒除,认为过于强调道德会损害诗美,这种观点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完全不适用的。中国的诗歌史上也不乏唯美主义的风格倾向,但从来就没有占据过主流的地位。中国人崇尚的伟大诗人必须具备伟大的人格,中国人热爱的优秀诗篇必须蕴含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国历代的读者评论诗人时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衡量诗作时则坚持文情并茂的要求,正是出于对古典诗歌中所蕴含的道德意义的深刻体认。

所以,当后代的读者诵读那些家喻户晓的古代诗歌名篇时,他们在获得审美愉悦感的同时也在道德上接受了熏陶。这种熏陶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它是伴随着美的意境和动人的形象而悄悄地进入你的内心的,它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样无声地滋润着你的心田,帮助你把自己的精神境界向着崇高的目标升华。前代的读者对于这种熏陶作用是非常重视的,他们甚至以主动接受的姿态在自己的阅读行为中强化了这种熏陶作用,从而增强了作品中所蕴含的道德力量。

汉初的贾谊遇谗南谪路经湘水时,作赋追吊屈原,以屈赋中所蕴含的舍身报国的精神作为自己的榜样。当北宋的宗泽因报国无路而忧愤成疾时,他长吟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杜诗来表明心志。在日常的和平生活中,“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词句会催人奋发图强。在抵御外侮的战争时期,无数的爱国志士把“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两句诗当作鼓励自己为国捐躯的座右铭。这种优良的阅读传统已经在过去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它在今天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亲爱的读者,当您在日常生活中担心自己陷入卑微琐屑的境地而难以自拔时,何不读读古人的名句警策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呢? 当您受到名缰利锁的束缚而难以摆脱时,何不读读古人的光辉格言来增强自己修身励志的力量呢? 当您阅读严肃的德育教材而感到有些枯燥时,何不换取读起来相当轻松,而又能从审美的愉悦感中获得道德熏陶的本书来试试呢?

本书从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歌文本中精选出特别富于道德意义的名句一百三十余则,按内容把它们分成“修身”“立志”“家国”“爱民”“德行”“为官”“交友”七大类,为每条正文提炼出道德关键词,目的就是想引导读者比较简捷地从古代诗歌的宝库中获得您所需要的富有道德意义的格言,并帮助读者比较准确地理解这些格言的道德意蕴。如果亲爱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分享我们在编写本书时所感受到的愉悦,那将是对我们的最大鼓励和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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