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平凡又努力的好人——读《我和我的命》有感
这两天读了梁晓声的新作《我和我的命》，这本书是以“我”——一位80后女性方婉之的视角来记叙的，写尽了她短短38年的人生遭遇与不懈追求。
她们的追求：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本书中写了好几位年轻女性，她们生于改革开放之初，在阅读的过程中，就能明显感受到新一代女性与70年代之前的女性有多么的不同，在她们身上少了一些“苦难”、“隐忍”、“牺牲”，开始有更多的“觉醒”、“自由”、“自我追求”。当代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与父辈们有了巨大的差距，这是时代变迁带来的必然。
小说通过对几个年轻人奋斗故事的生动描写，讲述了人生与命运的深度纠葛，呈现出了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也思考了“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的深层问题。
主人公方婉之生于贵州的山区神仙顶，由于是家中第三个女孩，所以她被父母遗弃，幸运的是她又被“市长爸爸”和“校长妈妈”收养，在养父母家中度过了无忧无虑备受宠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个从小到大都是带着光环的女孩子，却在“校长妈妈”去世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养父再婚、生父一家的亲情“胁迫”、从大学里退学、到深圳打工、在上海结婚……方婉之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缩影，他们是社会中最普通的一员，没有良好的出生，没有显赫的背景，甚至没有足够的学历和技能，有的就是一身的拼劲儿和背水一战的勇气。
书中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深圳被列为经济特区，无数的打工人从全国各地涌向深圳，主人公也是其中一员，由于没有文凭，她只好从基层做起，干过帮厨、护工、流水线的总长，后来和好朋友李娟一起开店，她们正赶上了中国经济开始起飞的年代，亲身体验了改革年代的种种传奇，也在深圳收获了爱情、友情，重新领悟了亲情。
小说中写了几个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我”、李娟、倩倩、姚芸，她们都是经济特区开放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人，面对这商业大潮的冲击和诱惑，每个人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我”不怕吃苦受累，在深圳打工之余，还抽空上夜大拿到大专文凭，后来考上深圳居民证，成为一名深圳市民。
“我”的好朋友李娟出生农民之家，家庭负担很重，但是她有一股韧劲，由于没有后路可退，她在时代的浪潮中发挥自己的商业才能，从一名普通的打工妹，到超市店长，到接管丈夫的运输公司，后来成为商会副会长，区政协委员。李娟的命运是靠她自己改变的。
倩倩和姚芸相似，她们来深圳却不想过辛苦的打工生活，于是出卖自己的身体，前者被包养，后者做过小姐又被抓。这种现象，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每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不同，命运也就不同。
书中有一段话写了“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这决定了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实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观，是生活与命的关系的组合词；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
出生的命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但书中也告诉我们奋斗依旧是生活的主旋律，生活固然不易，但奋斗可以坚韧，生命依然昂扬。热爱生命，改写人生。
亲情互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在这本书里，也多次提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书中的主人公们也践行着这句话，每个人都被亲情所羁绊着。
这使我想起了《乡土中国》中所说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在庞大的亲戚圈里，无论远近亲疏，但凡出了一个“出人头地”的，其他的亲戚都或多或少的过来求情办事，家族里那个能力最强的，似乎也没有拒绝的余地，或主动或被动地帮助周围的亲属们。
“我”的“市长爸爸”就是这样，他说这叫“亲情扶贫”，“市长爸爸”有一帮事业有成的亲戚，也有一帮需要他资助的农民亲戚。“我”也如此，在外人眼里，“我”是市长的女儿，而实际上的“我”也被一帮穷乡僻壤的亲戚们困扰着。“我”无可奈何，又要倾力相助。“我”资助了外甥杨辉5000元，帮助他圆了海军梦，后来他成为军队的二副，“我”还承担了外甥赵凯的读书费用，赵凯毕业后，成为一家网站的主笔。对于大姐、二姐一家，“我”也给了不少钱。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作者还写了从神仙顶从“亲情扶贫”到“社会脱贫”的过程：台湾的耿先生向贵州扶贫投资，将台湾的高山茶移植到神仙顶村，从此，神仙顶村民家家有了可观的收入。
整本书读到后面时，我的心情还是挺愉悦的，书中的各个人物生活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改变。虽然大家都是平凡的人，但要做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好人，在平凡中不放弃努力，热爱生活，热爱生命。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