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路：读《周作人传》后的思考
先前，对于周作人的认识仅限于那几篇“有名”的散文，体味着所有人都体味到的“闲适”、“温和”、“苦闷”，另有一些被社会集体意识形态强加的“失节”、“躲避”、“反动”等等，“我”的个体意识是缺失的。阅读钱理群先生的《周作人传》之后，读者仿佛沿着传主的心路历程走了一遭，不能说完全把握其在历史坐标中的定位，至少对其精神特质及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有点滴的理解，还有——同情。
依我看，如果称“周作人”是一个悲剧，那便是由性格酿成的。钱理群先生在作传时，已经将周作人个体的感性生命融入于社会的审美文化领域。他所讲述的不只是周作人个人的挣扎、徘徊、矛盾、疑惧，也是近代中国群体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态。此书是围绕“周作人”写一个时代，借探寻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来展现整个思想文化发展史的一隅。所以，它必定指向特定社会文化形态中某些具有普适性的东西，这往往体现在审美情感与道德规范的冲突上。如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使周作人感受到来自外在世界的压力，为了获得某种安全感，或许他在理智上尝试接受过这些社会规范，甚至努力纳入自身生命的内核，但可惜被他“顺应自然本性”和“尊重独立个性”的生命冲动所排异，只好由现实生命的缺憾返回到对理想生活的渴求——“对于封建传统束缚下的自我及民族扭曲的人性，不自由的心灵，病态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秩序，怀着不满、厌倦以至痛恨，却又无可奈何。周作人也许觉得，只有沉浸在儿童（以及原始人）的世界里。他内心的痛苦、孤寂才稍稍得以缓解，稀释……对于他来说，这类研究意义不在于具体得出什么结论：它本身就构成了一种自我解脱。” 歌德有言：“谁要真正地认识描述生命之物，先得寻找精神本质的归宿，如果缺乏精神的沟通，那他就没有得到生命的全部。”
钱理群先生确实看重个体潜意识冲突力量的自我“对话”，而且重视时间流里历史的“我”与现在的“我”在性格上的呼應。比如，他在描述周作人“最初的记忆”时，为何选取了这样两个细节：一是咬了妹妹的大脚拇指，二是因没奶喝得了“馋痨病”。钱先生如此点评：“儿童的最初记忆，人的最初记忆，大抵都离不开本能的欲求。但谁会料到，对'人的本能的重视，竟会成为周作人以后人生选择的基础呢？” 显然，他是发现，正是这炽烈的本能欲望跟随、影响了周作人一生，直至他离社会轨道越来越远。“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每个早期阶段仍同由它发展而来的后期阶段并驾齐驱，同时存在。早期的精神状态可能在后来多少年内不显露出来，但是其力量却丝毫不会减弱，随时都可能成为头脑中各种势力的表现形式。” 钱先生认同弗洛伊德这一观点并实践之。我倒更觉得周作人是酒神狄奥尼索斯，于“狂醉”中感到生命的欢悦，忘却生命的痛苦，与世界融为一体——“所谓'吾言爱国，必有爱乡始，构成了民族主义、复古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周作人自然早已跃跃欲试的。但真要认真实行起来，却注定要碰壁：因为在这动荡的年代，一般人很懂得这类文化基础建设工作的意义，一些徒作空言的革命者更不屑一顾。……周作人已经习惯于这种寂寞了，他甚至从中感到一种乐趣。仿佛是有意与世俗抗衡，周作人更全面地展开了他对乡土文化地探寻。”
周作人是复杂个体同时又是带有“类”特点的典型。钱先生为其作传，亦是为同代知识分子立传。故不单他自身是部悲剧，他与周遭的人物、身处的时代也上演着矛盾性格的悲剧。钱理群先生于“兄弟失和”中一针见血：“他们最有独立个性，都是决定了什么就要干到底的男子汉，一旦开始错了，就只有一直滑下去，不会转弯，甚至也不会想到弥补，自然也无悔恨可言……这里毫无是非曲直可言，只能说是同样美好的人性，同样强大的个性彼此冲突，而不可解脱的悲剧。” 而在对“主张信教自由宣言”风波中，钱先生指出，这里存在认识误差。学者们“较多地肯定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积极意义”;而群众（特别是急进的青年学生）则更具体地感受着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质，“并激发起一种爱国主义激情，反对基督教的传入……” 我们感觉到某个伦理实体经自我分裂后进入每个人物，他们便各自携有一份伦理力量且认为自己这一种力量是最正义最合理的，因而在行动中固执己见。一方坚持必将激起另一方也同样坚定不移地推进自身所代表的伦理力量，双方互补相让，导致不可调和的“悲剧”冲突。其结局只能如美学大师黑格尔所言：“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事实上，黑格尔之“同归于尽”意味着片面伦理力量的彼此克服，最终胜利者依旧是“绝对理念”。那么，这“绝对精神”于周作人和他同时代的人，该是人为不可遏止的历史洪流吧？
曾偏狭地认为传记文学不过是些纪实文字。先哲亚里士多德说：“诗人之能事不在于叙述已发生的事实，而在于叙述或然或必然发生的事情。历史家与诗人之区别在于史家叙述已发生的史实，诗人则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诗较历史更有哲理，更为重要，因为诗偏于叙述一般，历史则偏于叙述个别。” 可以见得，文学的真实非历史真实，而是一种本质真实。它的目的不是描述存在之物，而是描写事物的必然趋势和本质规律。一个启示：首先，传记文学与纪实文字同有一个层次，即大量占有与准确把握史实材料。钱理群先生自言为写《周作人传》，花费了十余年时间搜集、整理历史资料。关于“兄弟失和”是较为读者关注的，个中原因，众说纷纭。他在讲述此事时，摘录了许多当事人及亲友的日记片断和回忆性文字后，评述道：“还是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得对：'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家庭内部的纠纷，旁观者为什么一定要乱插嘴，当'法官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吧。”其谨慎态度可见一斑。但传记文学又比纪实文字“行”得更远。它作为文学的一种，还具有审美特性，即需要传记作家的“表现”——有时甚至可以打破史料之时间发展的顺序，重新概括、整合。歌德道：“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艺术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 概言之，“再现”是“表现”的前提和手段，“表现”基于“再现”之上，为获得更高层次的“再现”。所以，在我看来，传记文学是“再现”与“表现”的融合，接受者可从“模仿说”和“表现说”统一的角度去欣赏。它便有了两种声音：一是来自传主，二是源于传记作者。两者均是传记的“主人”。由此，在他们中间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我们能感觉到，钱先生为周作人作传是坚持互相尊重的立场，因此他的独立意识和个性特征异常出彩。实际上，他写《周作人传》是表象，实质是在自我言说、自我审视、自我观照。当然钱先生本是率真之人，周作人特殊的经历也易于我们平等视之。
以此为例：1924年，出书即禁，国民愚昧，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启蒙救国梦破灭了。一部分人投笔从戎，一部分人以文学“为政治”，而周作人自然“没有硬着头皮去碰”，亦不会“扮演单相思的情人” ，他在蔼斯理的著作中找到了“一种很好的人生观”——“不介入，绝义务，只冷静观照，顺应自然” 。接着，钱先生描绘道：“……一天，周作人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偶尔看见著名的异馥斋丈许高的独木招牌，怦然心动，不觉伫立细观，而不禁神往起来，这斑驳的木牌自然表示着这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周作人一種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可惜这只是刹那间的幻想，回到现实中来，周作人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失落感：生活只是极端的干燥粗鄙，别的不说，在这旧京城里，竟吃不到传统的好点心……” 也许的确是在某一天偶尔瞥见了异馥斋的独木招牌后，周作人感伤于“北京的茶食”;也许的确是夫人的一次买菜，叫他回想起“故乡的野菜”;但那“怦然心动”，“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生活的幻想”，肯定是作者依照他的散文想象的。安德列？莫洛亚在论及作家和传主心灵契合之问题上声称：“撰写传记，这意味着要证实自己对人的信念。”周作人写“苦雨”写“喝茶”写“故乡的野菜”写“北京的茶食”，都是刻下了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理想、追求、个性在此复现。黑格尔说，他是“重新发现和认识了自己！”——那个怀旧、清冷、寂寥的周作人。是否在顾影自怜呢？而钱先生之于周作人，读者之于周作人，也是同样的“自证”和“补偿”——原来欣赏的还是我们自己。
关于传记的文学性，另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周作人传》中的很多史料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如钱理群先生于“台门之内”一节中，以散文化的笔调向读者娓娓道来：元宵汤圆，清明踏青，端午“五黄”，中秋赏月，重阳登高，过年拜岁……他也该认同汪曾祺先生所谓的“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吧，那绍兴当地民风民俗的描写多像我们江浙一带民间流传的年画呀。他是透过当时“周作人”儿童的眼睛和心灵，叫读者体味传统文化无穷魅力是如何滋养和润泽了周作人的心田。我们如果留心，其实钱先生已经把传记写作的基本流程呈现于众：以传主生平史实为本位，发撅其文学性，并将其文学化的表达。
参考文献：
[1]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页
[2]转引自周忠厚、陆贵山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3]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4]转引自童庆炳、程正民主编《文艺心理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5]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页
[6]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7]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8]转引自张秉真等《西方文艺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9]转引自张秉真等《西方文艺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9页
[10]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11]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12]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