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不能出马斯克专题系列（4）开放即是创新
卫星与网络
专注军民融合的报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依靠社会力量，为推动我国卫星网络通信的规划、建设、应用以及研发、生产提供全面的信息服务。
在当下的航天与经济社会格局中，完全开放才能充分推动创新。这不仅仅是谁赚钱的问题，更是整个航天向何处去的战略问题。
开放即是创新
创新是发明出从前没有的东西，这就决定了不是什么体制都能创新。我们回顾科技史，可以发现创新是一种很奇怪的活动，在各种政治制度之下，都曾发生过科技和艺术的创新高潮。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文艺复兴时期、君主立宪的英国……。近代以来，科技创新的高潮发生在欧洲、美国与苏联。这三个实体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政治制度，却都在科技创新上做出了重大成绩。哪怕是纳粹时期的德国，也在航天与航空技术上开创了新的时代。战后的美国、苏联乃至中国航天，很大程度上是在德国导弹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冯·布劳恩本人亲自前往美国，主持了阿波罗工程的技术工作。
这表明，科技创新有它自身的规律，而不能仅仅归因于社会制度。
会员制开放与完全开放
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德国、美国和苏联的创新从何而来。
可以发现，其实这三个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国家提出一个大略的发展方向，资助多家科研单位向不同的方向探索。这个发展方向往往是“我要战胜某某国家”，也可以是“我们要抵达某个未知的所在”。
德国的科研实体是大量传统家族企业，这些家族往往子弟众多，其中那些醉心于科学的人在家族背景和国家意志的双重支持下，静下心来钻研自己喜欢的领域，直到有所成就。最近声名鹊起的德国OHB AG公司也是这么一个家族企业。
苏联的科研实体是各种国力研究机构。苏联在航空航天领域往往平行设立多个设计局，以宗师级的人物领衔，还用这些人的名字为设计局命名。这些设计局彼此竞争，有才华、有天分的年轻设计师如果得到政治领导人赏识，就会有机会成立自己的设计局。而老设计局如果连续竞标失败，可能会被降级，失去总体单位资格。甚至于在载人航天，苏联也有科罗廖夫和切洛梅两个设计局，后者曾经设计过“钻石”军事空间站和“质子”火箭，并实施了成功的太空飞行。
苏、德的体制，可以看做一种“会员制开放”。而美国的体制则更进一步，是一种“完全开放”。美国航宇局的一切合同都向社会公开招标，美国空军的合同虽然基本上都被几个宇航巨头包揽，但法律上并未限制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竞标资格，美国国会还会经常问责，防止政府与业界巨头走得太近，断绝了中小企业的中标机会。至于说商业企业的航天采购合同，更是毫无门第之见。如果一家企业有潜力在航天中作出成绩，风险投资也会持积极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企业能否获得航天合同，唯一的制约条件就是自己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中的航天创新思维非常活跃，且不说马斯克和布兰森，另有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考虑在小行星上采矿了。换作其他国家，或许人们会嘲笑后者“八字还没有一撇”，不要说投资，连认真讨论的机会都没有。但是，谁又能说清小卫星采矿的前景离我们有多远呢？
其优劣如何
上述三种体制的优劣如何，如今看来是很明显的。
由于苏联解体，俄罗斯无力支持大量科研机构同时运作，被迫进行了大规模的机构合并和重组，“会员制开放”也难以为继。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俄罗斯航天的创新速度急剧下降，连现有成熟系统的运行也似乎出了问题。因此，我们只能转向德国来讨论“会员制开放”的优劣。德国在战后的欧洲航天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国际空间站研制了不少舱段，也为阿里安火箭提供了大量分系统。OHB AG公司在伽利略系统和“小型GEO”卫星平台上的成就得到业界公认。不过我们还是必须承认，战后德国并没有创新出什么引发宇航事业升级换代的技术和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世界已经不是两强争霸的年代。任何国家都不再有“我要战胜某某国家”的强烈欲望。这意味着国家意志在引领创新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在不断削弱。这也是美国载人航天乃至整个航天产业裹足不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时候，更需要开放的体制和开放的社会态度，不但要为航天寻求解决方案，还要为航天寻找方向。很显然，创新和探索越多样化，找到正确方向的可能性就越高。显然，会员制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及完全开放体系的。
关于格里格·维勒
在最近的卫星通信领域，出现了一个可能颠覆产业格局的家伙，此人也是马斯克的朋友，更是竞争对手。格里格·维勒最近是卫星通信界的名人，他不但启动了O3B这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中圆轨道通信星座，还在努力打造648颗卫星组成的OneWeb（译为“一网”）全球低轨道通信星座。
维勒认为，卫星行业过度依赖陈旧的技术和不合理的风险规避理念。多年以来，卫星行业一直没有把创新当做产业亮点。他们虽然富有产业经验，但一直都把收取年租费当做最重要的事情。他相信小卫星有很好的前景。当人们对卫星了解得越来越多，对宇宙环境了解得越来越多，就会探索出更多的可能性。随着卫星变得更加便宜，新的机会就会不断出现。
一网星座的主要目标，是向世界上所有人提供便宜的互联网接入。就现在的互联网市场来说，一些只有很少人口的地区依然不能上网。即使有静止轨道卫星的存在，因为地面站价钱很贵、转发器的租金也很贵，所以就算有波束覆盖，也没有人购买终端和服务。
但是把这些人的数量加起来，就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所以维勒给一网星座的定位是，不与其他卫星运营商竞争，专门服务这些连不上网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社会对维勒采取了欢迎甚至拥抱的态度。无论O3B还是一网，融资都很成功，商业拓展也得到了大力支持。重要的是，这两个星座的使用费都非常便宜，对典型用户来说，O3B的速度比传统静止轨道卫星快12倍，价钱只有十分之一。一网会更便宜。
马斯克也打算搞一个类似的星座，规模比一网大得多。他俩谁能在竞争中胜出，是件值得期待的事情。但期待之外，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为什么这种人都出在美国呢？
垄断集团的存在价值
我们前面所说的会员制开放，其中的“会员”往往是垄断利益集团。
垄断利益集团的利弊是个长期争议的话题。但必须注意的是，哪怕这个垄断集团全心全意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哪怕这个垄断集团在内部搞方案竞争，它的创新能力也是非常薄弱的。这是因为利益集团对于某个创新是否可取，终归有一个评判机制。这个评判或者由负责人作出，或者由小范围委员会作出，是一种主观判断。如果主观判断失误，可能让整个国家的领域发展陷入僵局。因此，国有垄断集团往往不敢也不愿意搞大胆创新，只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在美国的成功案例后面。这等于是默认并且接受了自己的落后，而且是落后至少一代。垄断集团可能在跟踪、学习方面有很高的效率，“美国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但是当美国也处在摸索期的时候，垄断集团的研发队伍可能被迫裹足不前。
或许有人会说，苏联第一个发射了人造卫星和宇航员，比美国还早。但需要注意的是，苏联只是第一个把卫星和宇航员变成现实而已。宇宙飞行的概念甚至宇航员的概念，都不是苏联提出的。当航天进入商业应用时代后，无论苏联还是俄罗斯都表现出了严重的创新匮乏。
垄断集团运营着国有资产，或许从体制上就不允许它去冒险。那么，向民营企业开放，让他们去承担创新的重任和风险，应该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当然，垄断利益集团也可以为创新做出自己独有的贡献。例如在诸多创新企业中，选择一些认为有前途的加以投资甚至收购。这在美国的航天史乃至整个工业史上都屡见不鲜。在欧洲和中国也有类似的案例。这些创新企业的价值得到了肯定，技术和产品融入了航天器的大系统，推动了航天的发展。
一些体制比较健康的垄断利益集团也会受到创新企业的刺激，放下架子、把自己放在同等地位进行竞争。近期比较显著的例子，就是美国波音公司第一个拿到了商业载人运输的合同，比马斯克还早。这些强大的垄断集团有雄厚的技术实力和扎实的功底，一旦完成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会对民营创新企业形成可怕的竞争压力，反过来促进后者采取更加积极进取的态度，而不会沦为新一代的垄断利益集团成员。
因此，在当下的航天与经济社会格局中，完全开放才能充分推动创新。这不仅仅是谁赚钱的问题，更是整个航天向何处去的战略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