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到稳：略论清代的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大师
略论清代的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大师
徐到稳
作者简介：徐到稳（1985—），安徽庐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清代经学史、历史文献学。
学术界普遍认为清代经学大师辈出，但难以明确清代的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大师是哪些人。本文认为清代的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大师是王夫之、毛奇龄、顾栋高、江永、戴震、王念孙、焦循、孙诒让、廖平、康有为十位。认真探讨清代的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大师这类难题，不仅有助于深化经学史研究，而且有助于发展当今经学，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学术意义。
选编自《学衡》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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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文章或书对我们了解清代经学大师自然有帮助，不过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对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大师是哪些人缺乏广泛共识，对经学大师何以是经学大师也缺乏认真论证，冠某学者以“经学大师”称号的做法恐怕常常因人而异，难免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盲目性。这个问题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二十世纪中国浓厚的反传统思潮中，儒学常常被贴上了“封建”“落后”“反动”等等标签，成了被嘲讽、批判甚至鞭挞的对象；作为“儒学的核心”的经学，更是首当其冲。二十世纪不少经学（史）研究者敌视经学，断言经学“跟着封建残余势力的消灭而同归于尽”，[4]在价值和现实两部分都没有继续存在的可能。在“经学虚无主义”的指挥棒下，那些经学（史）研究者立足于“破”，对“经学斗争史”沉迷不醒，而对“清代的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大师是哪些人”这类难题视若无睹。改革开放之后，反传统思潮逐渐衰落，而经学浴火重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珍视。在今天，我们有必要高举“经学专业主义”光辉旗帜，化“破”为“立”，认真思考“清代的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大师是哪些人”这类难题。
[1] 陈澧《东塾集》卷三《礼记质疑序》，清光绪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
[2] 李慈铭《越缦堂文集》卷五《复王益吾祭酒书》，民国本。
[3] 牟小东《清代经学大师俞曲园》，《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赵本一《清代经学大师戴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屯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屯溪文史（第1辑）》，1987年，第41—53页；王超六《达官名宦与经学大师——张之洞与孙诒让》，政协瑞安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瑞安文史资料（第7辑）》，瑞安政协办公室，1989年，第48—52页；黄开国《一代经学大师廖平》，《文史杂志》1991年第3期；唐国平《“门秀三千”的经学大师俞樾》，《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李朝正《坎坷困顿 矢志不移——经学大师廖平治学历难述略》，《文史杂志》1993年第6期；陈祖武：《清代经学大师惠栋》，林庆彰主编《经学研究论丛（第一辑）》，台北圣环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李伏伽、廖幼平《经学大师廖平》，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4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5—673页；洪宇《两位经学大师的友谊佳话──傅青主拜访孙奇逢》，《史志学刊》1997年第2期；郑焱《经学大师王闿运》，郑焱《湖湘文化之都》，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33—137页；杨向奎《清末今文经学三大师对<春秋>经传的议论得失》，《管子学刊》1997年第2期；杨向奎《清末今文经学三大师对<春秋>经传的议论得失（续）》，《管子学刊》1997年第3期；乐华云《经学大师孙星衍在南京》，《南京史志》1998年第5期；刘衍文《谈今文学家的殿军廖季平大师》，刘衍文《寄庐杂笔》，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00—316页；莫久愚、赵英《经学大师汪中》，莫久愚、赵英主编《中国通史图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73—3174页；莫久愚、赵英《经学大师戴震》，莫久愚、赵英主编《中国通史图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274—3276页；林鲤《经学大师汪中》，林鲤主编《新编中华上下五千年》，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第2218—2219页；林鲤《经学大师戴震》，林鲤主编《新编中华上下五千年》，2000年，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第2353—2355页；卢德平《经学大师汪中》，卢德平主编《新编上下五千年》，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第4329—4332页；泰森《经学大师汪中》，泰森主编《新编上下五千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493—2496页；李殿元、李松涛《经学大师廖平》，李殿元、李松涛《巴蜀高劭振玄风——巴蜀百贤》，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0—225页；楼绍来《晚清经学大师俞樾的养生理论与实践》，《科学养生》2002年第7期；刘怀玉《经学大师阎若璩》，陈锐编《淮安历史名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64—67页；马腾《经学大师陈汉章》，《今日浙江》2003年第24期；吴娜、李绪堂、李勇《清代经学大师——郝懿行》，俞祖华、赵慧峰等《胶东历史上的文化名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第151—174页；蔡磊《经学大师汪中》，蔡磊主编《中华五千年风云纪实》，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第3711—3713页；王跃、马骥、雷文景《经学大师廖平》，王跃、马骥、雷文景《成都百年百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7—138页；李惠广《闲话蒿庵：经学大师张尔岐》，海天出版社，2009年；舒大刚《经学大师廖平评传》，《宜宾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何俊华、李殿元《廖平：融合古今中外学说的经学大师》，何俊华、李殿元《巴蜀百贤》，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72—176页；苏同炳《经学大师俞曲园》，苏同炳编《中国历史上的传奇性人物·下》，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115—126页；张廷芬编著《张稷若的传说：一个被神化的经学大师》，济南出版社，2012年；程璐《经学大师的“小说”情怀——以俞樾<耳邮>为例》，《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董建中《经学大师、大史学家、教育家王崧》，董建中《白族》，辽宁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186—187页；汪柏树《戴震与不疏园——从不疏园首称大弟子到四库全书馆首席经学大师》，《黄山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张远东，熊泽文编著《经学大师廖平》，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金小芳《经学大师皮锡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乐山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经学大师廖平》，乐山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编《乐山掌故》，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465—470页；朱汉民《穷经究史工辞章的经学大师——<皮锡瑞全集>所见皮氏学术真貌》，《光明日报》2018年4月14日，第11版；王跃《经学大师廖平记》，《四川省情》2019年第7期。
[4] 范文澜语。见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范文澜《范文澜全集（第1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页。
[5] “经学虚无主义”在二十一世纪仍有广泛影响。如章权才在2002年说：“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见章权才《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学术研究》2002年第2期。又如刘平中在2019年说：“随着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的倒台，靠依附在封建宗法专制大厦上的经学最终失去了继续统领人们思想、文化与学术发展的势力与能力，走到了自身历史发展的尽头。”见刘平中《辨古识今：郭沫若对廖平经学思想的改造与发挥》，《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此类言论在今日大陆学术界依旧盛行。
[6] 张海晏说：“经学大家阎若璩对姚际恒的学问十分推服。”见张海晏《姚际恒《诗经通论》研究（上）》，《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7] 陈国安说：“清初诗经学名家可述者贺贻孙、惠周惕、陆奎勋诸人。”见陈国安《明遗民诗经学著述五家论略》，《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8] 王伯祥、宋云彬说惠周惕、惠士奇“都是经学名家”。见王伯祥、宋云彬《开明中国历史讲义》，新星出版社，2015年，第341页。
[9] 戴维说：“惠栋是经学大家，文字训诂亦极精，阮元《校勘记》中多引其说以为正。”见戴维《春秋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57页。
[10] 陈志辉说：“此文作者，是苏州府长洲县人徐颋（1771—1823），次年殿试一甲第二名（榜眼）进士，其师为江声、钱大昕、段玉裁等乾嘉经学名家。”见陈志辉《乾嘉天算专门之学在科举考试中的渗透》，《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11] 苟莹莹说：“汪中向以经学名家著称于世，其在骈文方面取得的成就，易被学者们所忽略。”见苟莹莹《汪中骈文研究》，兰州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论文，2012年，第2页。
[12] 武倩说洪亮吉“与经学名家孙星衍并称‘孙洪’”。见武倩《从洪亮吉的<意言>管窥清代家庭规模与生计》，《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3期。
[13] 陈奇说：“邵晋涵解释的错误是明显的，清代其他一些经学名家如郝懿行、程瑶田等人也有类似的错误，郑珍一一予以指正。”见陈奇《郑珍<亲属记>对古代称谓的研究》，《黔东南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14] 罗检秋说：“俞樾是曾国藩器重的经学大家，名重士林。”见罗检秋《著书难为稻粱谋——<论语正义>的刊行及所见清代士人生活》，《清史研究》2016年第4期。
[15] 王振中说：“王闿运遍注群经，是近代的经学大家。”见王振中《王闿运<春秋公羊传笺>研究》，湖南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9年，摘要。
[16] 冯仰操说：“皮锡瑞为经学大家，却不排斥民间文化。”见冯仰操《歌谣仿作与地方启蒙——以《湘报》为对象》，《中国韵文学刊》2017年第4期。
[17] 郑万耕说：“著名经学大师、易学哲学的殿军王夫之特别重视《象传》，尤其推崇《大象传》。”见郑万耕《<周易·象传>及其教化观念》，《孔子研究》2013年第6期。
[18] 毛庆说：“毛奇龄为一代经学大师，特好辨正图书、排击异学，以驳难求胜。”见毛庆《<天问>研究四百年综论》，《文艺研究》2004年第3期。
[19] 一般认为：《经义述闻》是王引之根据其父王念孙论述以及自身见解撰写而成的，而《经传释词》由王引之独自撰写。近百年来，致疑二书中的王引之说为王念孙归美者不少。我们也认为王引之经学成就可疑。
[20] 黄珊说：“王念孙是经学大师，他的观点历来为后人所信服。”见黄珊《<荀子>“刑错而不用”考释》，《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3期。
[21] 徐立望说：“焦循作为经学大师，易学研究和《孟子正义》最为后世称道。”见徐立望《通儒抑或迂儒？——思想史之焦循研究》，《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
[22] 从来没有人写一部专著甚至一篇论文去认真论证顾炎武是经学大师，但学术界很多人默认他是经学大师，岂非咄咄怪事？其实不难理解。让一群没有经学基础的人领悟谁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学大师难于让一群没有音乐基础的人领悟谁是严格意义上的音乐大师，因为在当今世界音乐比经学有更广泛更坚实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