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我的大半生，属于古老的中国

2020-11-02 04:11

华人号：文化百科

伍连德：我的大半生，属于古老的中国

前不久，位于东堂子4号的伍连德北京故居腾退完毕。他在国内唯一的家属代表黄建堃接受本报专访，讲述了伍连德的传奇故事。

从1911年起，伍连德在东堂子胡同4号居住了20余年。1960年伍连德去世后，家人遵照其遗嘱，把这所院落无偿捐献给了中华医学会。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每当发生卫生防疫事件，人们都会想起伍连德。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伍连德的事迹被大家反复重温。直到今天，伍连德一生为百姓解除病痛，随时随地捍卫中国主权、永远以祖国为重的爱国精神依然感动着中国人。

站在东堂子胡同口，一栋红砖小楼别具风格，虽然被100多年的风雨洗得褪了色，但古槐映罩下的阁楼依然显出不凡气质。伍连德在自传里说，“我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古老的中国，我衷心地希望她永远幸福繁荣！”

伍连德故居今后如何使用受到广泛关注。日前，伍连德在中国的唯一家属代表黄建堃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他希望伍连德故居将来能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能在这里呈现一百多年前的宝贵史料，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历史，从中感受作为中国人的自豪和责任。

椰油灯下走出剑桥“学霸”

伍连德的父亲伍祺学16岁从广东新会卷着铺盖闯南洋，跟着金匠学手艺，出徒后自己开了间金铺。为了生意上有个帮手，25岁时伍祺学迎娶了年仅13岁的华侨女子林彩繁。1879年3月10日，伍连德出生在南洋槟榔屿。他父母养育了15个孩子，活下来11个，5男6女。伍连德是第八个孩子。

槟城在马来半岛的西北部，当时是英国的海峡殖民地。伍连德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唐人街租的房子：楼下是金铺，楼上一家人住。街上有华人，有印度人，还有打鱼为生的马来人。各民族混居，从小锻炼了伍连德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对于生长在槟城的华人来说，他们永远是中国人。

七岁那年，伍连德入学大英义塾(英国人办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因为家里贫穷，住得也很拥挤。晚上吃饭时一家人点一盏煤油灯，吃完饭以后就不准再点了，伍连德看书只能靠一个小小的椰油灯，可是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那时学校刚刚设立了女皇奖学金，每年授予两名优秀学生200英镑奖学金，并提供船票去英国深造。这是华人子弟唯一的上进途径，竞争十分激烈。可伍连德连中了四年。16岁时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获得去英国读书的资格，可惜没有达到17岁的法定年龄，没去成，只拿了奖学金。这期间伍连德突然生了一场大病，连续高烧不退。中医束手无策，西医摇摇头说只能试试看。就在家人打算给他准备后事时，病情竟自然好转起来。伍连德那时便跟父母表达了学医的想法。

1896年，伍连德参加女皇奖学金选拔考试，以第一名的成绩拿到了通往剑桥大学的通行证。起初家里不放他走，特别是他妈妈比较保守，怕他剪辫子，怕他找一个洋媳妇。父亲也担心他身体不能适应。后来在二哥的坚定支持下，他最终踏上了去英国读书的路。

伍连德靠着200英镑奖学金，来到英国剑桥大学苦读。同一时间，他的二舅被派到英国建造军舰。家里的五个舅舅最让伍连德骄傲，因为五兄弟同在北洋水师服役，这在当时也极为罕见。三舅林国裕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牺牲，二舅林国祥是广宇舰的管带，在作战时受了伤。初到英国的伍连德生活窘迫，二舅有时就带他改善伙食。他受二舅影响很大，二舅的部下们也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并且跟伍连德年纪相仿，经常给他讲甲午海战的事。少年伍连德受到很大触动，立志要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只用了五年零三个月，伍连德便完成了原本需要七年完成的学业，成为1896届剑桥大学135名医学生中第一位获得医学学士学位的学生。此后他又在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参与科研，并且赴欧洲大陆分别在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年仅24岁就获得了医学博士资格。1905年，伍连德在剑桥大学一共获得五个学位：文学学士、医学学士、外科学士、文学硕士和医学博士。

歧视，激起更多爱国心

临回国之前，伍连德看到槟城招收行政医官，意气风发的他做好了应聘的准备。没想到主事人看了他的学历、奖项，以及各种研习经历后对他说，“你完全够格，但是你不能担任行政医官，只能做助手。”伍连德惊问为什么。“根据规定，医生只能由纯英国血统的白种人担任。”伍连德目瞪口呆。对华人的歧视极大地触动了伍连德，也在他心底烙下印记——“祖国！只有中国，才是自己的祖国。”

后来伍连德去吉隆坡热带病研究所进修时，遇见了一位令他怦然心动的女孩。女孩叫黄淑琼，她的爸爸黄乃裳是福建著名侨领、维新派代表人物。像她这样出身良好、中西合璧、相貌不凡的女子，当时有很多追求者，作为一个刚毕业的小医生，伍连德最不被看好。没想到让两颗年轻的心彼此贴近的是共同的背景和爱国情怀。一次谈天时伍连德说起他的两个舅舅都参加过甲午海战，越说越激动。一转头却惊呆了。一旁的黄淑琼正在流泪，一问才知道她的三叔黄乃模也参加了甲午海战，是邓世昌“致远舰”的副管带，壮烈牺牲。同样热切的爱国之情在两人心头涌起。

1905年，伍连德与黄淑琼在新加坡举办了婚礼。婚后返回槟城行医。他看到很多华人都吸毒、赌博，便立志改变家乡面貌，希望华人能振作起来。伍连德提倡反毒反赌，年纪轻轻就当了槟城反毒协会的会长，和好友一起办报纸宣传禁毒。后来遭到利益集团的诬告，英国法官非常蛮横无理，“判你有罪就是有罪”。

就在这时，伍连德接到直隶总督袁世凯发来的电报，请他到中国出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很快，伍连德关掉医院，订了船票，启程回国。他感到自己对中国知之甚少，临上船前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利用在轮船上的一个半月“恶补”。

听伍大人的！

伍连德在故友程璧光的引荐下，成为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他开始不知疲倦地工作，同时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国语。他采用西方国家重视实践的办法，健全实验室和建立临床门诊，让学生多动手多观摩。短短两年，陆军军医学堂迅速摆脱日本人的影响，成为现代化的医学院校，开始为中国军队输送合格的军医。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降临。1910年12月18日，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的伍连德意外接到外务部急电，“火速进京”。施肇基召见伍连德，他才知道哈尔滨一带发生大规模疫病，已经一个月了。施肇基非常着急，“疫病突起，地方上没有能力控制，俄、日双方向朝廷施加压力，都要求独自主持北满防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危机之下，伍连德接受了外务部的任命，他平静地说，“施大人，我没有什么要求，为国家效力是我的荣幸。”

当时人们对这场疫病完全没有认识。日本派出研究人员到哈尔滨，解剖了上千只老鼠都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但是疫情还在肆虐，而且死亡率非常高。当时报纸曾载，一个俄国官员带着夫人从火车站到江边，几公里的路，他们亲眼看到沿途倒下了十几个人；一个挑着担卖花生、瓜子的小贩，卖着卖着突然间倒地死去，花生瓜子被路人抢光。

伍连德只带了一个中文比他好些的助手，飞奔哈尔滨。他们圣诞节当天下午到达，第二天就去走访调查，很快得知一个旅店老板的夫人染疫而死。伍连德和助手立刻前往，反复做当事人家属的工作后，才把尸体带到诊所做解剖，确诊是鼠疫杆菌。当时的外国专家都难以置信，是中国人做了第一例尸体解剖。

调查中，伍连德发现买卖旱獭皮的商人和猎人染病的比较多，他推测传染源可能不是老鼠，但非常凶险。他马上向总督报告，并且按照约定直接向外务部施肇基用英文发送了九条措施。

但同时在东北做调研的日本人、俄国人还认为是腺鼠疫，并认为这个病是通过老鼠传播，而不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当时就职于北洋医学堂的法国军医迈斯尼也因此与伍连德各持己见，闹到外务部。在施肇基的支持下，伍连德才得以继续主持满洲防疫。

就在此时，哈尔滨的疫情急转直下：24小时内死亡达到50人，鼠疫已经从局部流行变成全面暴发。俄国方面和日本方面却迟迟不配合隔离方案。当时俄国铁路医院收治了一批鼠疫病人，院长是俄国著名的细菌学家，他们给自己的医生注射了鼠疫血清。

迈斯尼也到铁路医院给病人检查，因没戴口罩，第三天便染病发烧。见到闻讯赶来救治他的伍连德，迈斯尼吃力地说：“伍博士，你是对的。”仅仅过了三天，迈斯尼便去世。所有的人都震惊了，也同时真正意识到了鼠疫的凶险。

伍连德召集全城官员开会，不同以往的是，所有官员早早就聚集在防疫部门前等着他。面对一片混乱和不知所措，道台于泗兴大声说：“听伍大人的！”

袁世凯眼中的国士

伍连德设计了简易加厚口罩，下令大量赶制，供应全体防疫人员使用。他还下令准备充足的硫磺和石炭酸等消毒剂。地方官员迅速行动起来，呼吁老百姓观测体温、戴伍氏口罩。伍连德又果断调来120辆火车车厢，当作隔离病房，在疫情中心傅家甸分出红黄蓝白四个区进行隔离。每个区合理配置了医生、助理、警察。病人不许出来，政府提供食品，在重要道路派兵封锁。

然而让伍连德不解的是，又一个月过去，到了1月30日，病死率还居高不下。他推断肯定有重大的遗漏点，于是重新做社会调查。最后到疫区坟场一看，大吃一惊。天寒地冻之间，两千两百多具尸体没有掩盖地露天摆放着！现场的五六个工人干一天才能掩埋一口棺材，太多的尸体根本处理不过来。他看到坟场上不仅野狗、野猫窜来窜去，还有人来偷东西，都造成了新的传染源。伍连德还发现，有些小旅店怕影响生意，只要发现咳嗽、发烧的人，就扔到大街上。而半夜被扔出去的病人有很多是被冻死的。

伍连德意识到，只有把全部尸体焚烧，才能彻底消除隐患。可在1911年的中国，人死后讲究入土为安，绝大多数人根本没听说过“火化”，这让他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伍连德把当地的士绅官员请到坟场，看到眼前的惨状，每一个人都被震惊得脸色沉重。官府召集全城所有头面人物做工作，国难当头，大家一致签字同意焚化。

1911年4月3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在奉天开幕，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伍连德一致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各国科学家高度赞扬了伍连德的工作，包括以发现鼠疫杆菌而闻名的北里柴三郎。大家称伍连德为“鼠疫斗士”。肃亲王面见伍连德，恳请他留任民政部卫生司司长，负责全国卫生防疫。但伍连德说“东北的鼠疫虽然已经消失，但并不等于灭绝，我还得回去建立鼠疫管理机构”。

第二年，伍连德在西伯利亚野外考察时，接到家书，才得知一个多月前，六个月大的三子长明因细菌性感染，治疗无效去世。夫人怕影响他在哈尔滨的工作，没有告诉他。

因东北防疫有功，伍连德被清政府授予协参领，并获二等双龙勋章。1913年伍连德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召见，见面后两人都很感慨。袁世凯说，“初次请你时，原本是想把陆军军医学堂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没想到得到一位国士。”

1921年，东北第二次肺鼠疫来袭，伍连德再次深入疫区，消灭疫情。日本占领东北后，曾经将伍连德秘密抓捕关到沈阳一个地下室。一天清晨，伍连德看见外面有人在打水，就顺着窗户缝递出去一张名片和一块钱，叮嘱他无论如何把名片送到英国领事馆。在英国领事馆的斡旋下，伍连德获得解救。日本后来在浙江、湖南等地进行了鼠疫细菌战。那时伍连德已不在国内，他当年的助手伯力士领导了湖南常德鼠疫细菌阻击战。

建医院、抗霍乱，晚年归乡

伍连德在中国服务的30年间，创建了中国现代医学体系。他创建了中华医学会，并担任第一、二任会长，他还主持创办了20多所医院或医学院校，力主收回港口卫生检疫权，他还是中国禁毒的主要人物。1915年，财政总长周学熙和伍连德商议，想在北京建一所结核病疗养院。伍连德认为，北京最需要的是一所在城区为老百姓服务的现代化医院，周学熙对此深以为然。此后不久伍连德在东堂子胡同4号买下一块地，请德国人设计建造了一座宅院，在北京安家。

当年的伍连德，只要在北京，就会骑上自行车，从东堂子胡同的家中出发，经过故宫、景山、北海，来到中央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地，晚上再骑车从原路返回。中央医院建成后，赢得一片盛赞，尤其是像电梯、暖气、X光机，这样的超前配置，老百姓大多都还没有见过。

伍连德在东堂子胡同4号居住了20余年，将自己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洛克菲勒签订筹建协和医院后，伍连德在这里开家宴，夫人黄淑琼主持接待洛克菲勒基金会一行人，高朋满座，宾主尽欢。

伍连德在东堂子居住期间，经常是上海、北京两地跑。当时上海发生了一次霍乱，发现零号病人是一个海员。那时外国人霸占着海关检疫权，对中国人和外国人两个政策，外国人随便进，检都不检。伍连德力主拿回检疫权并出任海关检疫处处长。黄建堃听家人说起过，“现在吴淞口的小白楼就是当时的海关检疫处，停在吴淞口的轮船经过检疫才可以进来，而且当时还在那建了个医院，一旦发现病人当时就能处置，不会传进来。”

伍连德与夫人黄淑琼虽然一生聚少离多，但夫人对他的帮助很大。在北京居住期间，黄淑琼用英文写了中国的四大美人，在国外出版后很受欢迎，最后一本《貂蝉》没写完就去世了。紧接着，伍连德在上海的家被日本飞机炸得粉碎。伍连德大受打击，1937年，他自上海返回故乡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