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昊 | 抗战时期沦陷区民族意识传播媒介研究——以文学期刊为视角

冯昊

文学期刊在现代文学活动中处于一个重要位置，文学期刊的创办为民族意识的传播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沦陷区文学期刊得以生存，既是由于日伪当局统治的需要，也是因为创办者以“不涉政治”“传承文化”等多种理由争取出版发行的结果。事实上，文学期刊的编辑者通过体例的编排、信息的控制以及对作品的选择等手段，让整个编辑过程体现中华民族意识，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因而大多数沦陷区文学期刊中蕴含民族意识也是其应有之义，从而反映中华民族稳定的价值观结构，沉淀着深沉的民族情感。沦陷区文学期刊是特殊时期传播民族意识的有效空间，期刊的编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用期刊媒介反映了维护民族文化血脉的自觉选择。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说：“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借助现代媒介，“民族”想象甚至能够“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1]，对民族产生认同感与归宿感。此中的“小说”与“报纸”换成“文学”与“期刊”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上，在现代文学场域中，“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2]，文学期刊无疑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是作品的产生、传播还是作家的生存，都与现代文学期刊有着重要、密切的联系。沦陷时期，在民族文化受到异族压制的背景下，民族意识的传播存在极大的风险，考察此时文学期刊何为，将有利于我们对沦陷区文学进行整体把握。

一 期刊管制与意识突围

沦陷区文学期刊得以产生，首先应该是日伪当局出于统治的需要。从日本侵略者来说，他们需要在军事占领与经济掠夺的同时，得到文化、宣传上的有力配合，从根本上清洗人们的反抗意识，植入“奴化”思想。“早在1938年，近卫声明已提出'新文化创造’问题”，认为“大陆文学应当属于报道文学”，而有的人甚至还提出，大陆文化“属于日本文化里的一新的部门”[3]。日本侵略者对于沦陷区文学期刊创办的心理预期是直接的、强制性的“宣传”需要，因而他们无所顾忌地要求沦陷区文学定位于“报道文学”。与此同时，汪伪政府为了配合日本“主子”的意旨，给伪政府造成“文化繁荣”的局面，以获得“民心”，一方面加紧对文学期刊的管制，如1941年1月25日公布的《出版法》，规定报刊书籍出版品须经伪宣传部发给登记证后始可发行，并禁止刊载一切不利于日伪的图文言论。[4]另一方面也积极地创办一些刊物，以贯彻日伪的文化宣传政策：

“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与友邦日本及东亚各国，尽其至善至大之协力，期一面促进大东亚战争之完遂，一面力谋中国文化之再建与发展及东亚文化之融合与创造，时而贡献于新秩序之世界文化。”[5]

由此可知，沦陷区期刊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日伪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允许创办，因而从总体上看，沦陷区的文学期刊也必定受制于沦陷区当局的管制；从理论上说，所有沦陷区的文学期刊都必须围绕着日伪所宣称的“中心思想”服务，是日伪所宣称的“东亚文化”链条上的一环。

然而，文学期刊中创作的自由追求与日伪统制制度的规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尽管沦陷区统治当局采用种种手段对文学期刊加以严格的检查，控制与规范文学期刊刊发的作品，甚至采用了不少的文学奖励等激励机制来引导沦陷区作家的写作方向，但这一切都在“沦陷”这一特殊场域生发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也因为它的特殊而使文学期刊的面目显得非常丰富而复杂。事实上，日伪当局允许创办文学期刊就为一切具体形态的呈现提供了可能，包括文学期刊最终承载并传播“民族意识”的实现。

一些期刊的创办者以不涉政治的理由而获得出版发行期刊的权力。如《大众》的编辑者在创刊时说明办刊的理由是：

“世间一切动物，凡是有一张嘴的，总要饮要食，除此以外，更要说话。鸟喝喝而言，鸡喔喔而言，马萧萧而言，蛙阁阁而言，至于我们人类，就应该侃侃而言。只要有一日活着，我们便一日要饮食，也一日要说话。不论何时何地，我们总不能长期沉默，一语不发；我们每日对于任何样的天气，也不免要赞叹一声，或者埋怨一声。”[6]

以“说话”为创办刊物的理由也实在是沦陷区这一特殊语境下的无奈选择，事实上这也道出了沦陷区作家写作的困境，即“有话不能说”的压抑状态。这一类刊物基本以“不谈政治”为宗旨，撒清一切可能的麻烦，争取一份难得的说话空间。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真的是为了说话而说话。《大众》“发刊献辞”里说得好：

“我们今日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谈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遍地烽烟，万方多难，以我们鲁钝，亦觉不忍再谈。”[7]

在言与不言之间，是痛苦的心理抉择，既不能谈政治，又不愿在国家蒙难、同胞受辱之时昧着良心谈“风月”，因而这些期刊的文章就特殊地耐人寻味了。这种两难心理则成为沦陷区期刊中民族意识生存的“肥沃土壤”。

《大众》月刊创刊号，上海：大众出版社印行

更多期刊的产生以“传承文化”的面目出现。“文化”在沦陷时期是一个非常宽泛而常用的词汇。日本侵略者为了宣扬所谓的“民族协和”要提倡“文化”，汪伪政府为了获得所谓的现代民族政府的合法性，出于策略的需要也要标榜文化的正统根源。因而，以“文化”的名义创办刊物不失为一条非常好的理由。如《东方学报》创刊号上编辑人继圣就说：

“我们身处世界烽火的今日，能苟全余生于乱世，已属不幸中之大幸；但回顾事变八年以来，国家危如累卵，人民水火日深，以至文化事业的衰落，国民道德的降低，影响于整个中华民族前途者至巨，若令长此以往，非仅文化国家的中国将无文化可言，并且数干年来整个国家的命运，将遭受到严重后果，言念及此，实不胜惶悚。但是，现实与理想虽形矛盾，我们却不能消极等待；战事虽烈，我们却不能因而不去创造文化；生活虽艰，我们却不能因而逃避我们所应负的责任；讥者虽众，我们却不能因'不识时务’之言而裹足不前。我们要打破一切困难，不顾一切时讥，做我们所应该做的事，力量虽微，若能对建设文化有所小小贡献，则我辈责任已尽，微力已达，虽万死犹无愧于我民族国家。这是我们编这本杂志的小小动机。”[8]

这段话把办刊只为传承文化的理由表达得淋漓尽致。沦陷后期，著名的《春秋》杂志也同样是以“提倡文艺为归，以介绍知识”[9]理由行刊于世的。

沦陷区文学期刊之所以能够出现“民族意识”的印迹，显然与办刊人有关。办刊者的背景与主编者的意识形态也会对期刊的风格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上海“孤岛”沦陷后复刊的《杂志》，成为隶属于袁殊任社长的《新中国报》系统的刊物。从第9卷第5期起，由袁殊、恽逸群、鲁风（罗烽）先后任社长，吴诚之任主编。《新中国报》与此刊表面上看是以日本驻沪领事馆为靠山，而实际上其负责人袁殊、恽逸群、鲁风、吴诚之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此刊第二次复刊及其负责人安排均得到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同意，这是该刊能得以长期出刊、保持其“中立”姿态而又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关键所在。

《杂志》月刊（半月刊）第九卷第五期，

上海：杂志社编辑发行

而《天地》更受其主编苏青身份的影响。作为一位女性作家，个人的身世遭遇及婚姻坎坷的创伤体验，使苏青十分关心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她在《天地》发刊词中就宣称“提倡女性写作”，并列举五大理由为佐证。[10]长达21期的《天地》也确实发表了不少女性作家的作品，并从整体上显示出女性作家注重感情抒写的散文特色。

《天地》月刊创刊号，上海：天地出版社发行

真实的情感自然不免有乱世人生的感叹、家园颓败的忧伤，《春秋》发行人冯宝善同日本侵略者有血恨深仇，其兄冯梦云曾因抗日战争爆发后主办《抗战日报》被日本人关押并杀害。[11]就在其兄被害的第二年，由冯宝善担任发行人、陈蝶衣出任编辑的《春秋》创刊，因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春秋》上会出现老舍、巴金、靳以等进步作家的文章。

当然，也有一些刊物，极力鼓吹日伪“国策”“中心思想”，甚至提供大量版面刊登日伪文人消遣之作。这类刊物大多属于日伪官办，或者有浓厚日伪背景，编辑者又是逆流之辈。例如于1940年1月创办的《国艺》月刊，作为“中国文艺协会”的会刊，其背景决定该刊“野心勃勃要一统南方文坛”，“为全国文艺界的轴心”的政治使命，加上其编辑有“中国文艺协会编辑委员会”①的背景，致使该刊刊载了不少汪伪政府官员的文章，如梁鸿志的《己卯上己西园楔集诗序》、汪精卫的《中秋之什》等。然而，汉奸文人的装庸附雅以及遗老暮气的熏染，使《国艺》在沦陷区文坛并未造成多大影响，倒是大量的旧体诗词使其几乎成了汪伪政府文人的应酬消遣之地。这类期刊民族意识自然是十分薄弱。

《国艺》月刊创刊号，南京：中国文艺协会发行

二 背景影响与复杂形态

沦陷区文学期刊的分类有很多种，根据其生存条件，大致可分为三种：沦陷区日伪官办或者有着浓厚官方背景的期刊、依靠民间团体或者学术机构支持且主要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期刊以及依靠市场化运作谋取生存的期刊。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期刊中，民族意识的具体形态也各不相同。

依靠沦陷区当局支持、有日伪官方背景的期刊，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它们的编辑一般是日伪组织的成员，刊物大都刊发过有日伪政府背景文人的作品，同时为了配合“国策”需要而刊发了不少“时局”作品与信息。由于日伪严格的出版管制制度，此类刊物在沦陷区数量较多。如属于华北沦陷区的有：1939年9月创刊的《中国文艺》有着日本北支军报道部操纵的武德报社背景，刊中设有“专载”“特载”等栏目，经常刊登一些反动政治论文，甚至一些政治性文学作品，以配合时局政策需要；1944年1月创刊的《中国文学》是伪华北作家协会会刊；《中国公论》实际上是新民会的宣传刊物；《东亚联盟》则是“中国东亚联盟协会”的会刊，该会的社长缪斌身为伪政权的要员。属于华东沦陷区的此类刊物有：前面提到过的《国艺》有着伪南京政府的背景，其他如《同声》的主编龙榆生受汪精卫之邀先后出任其幕僚和伪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声》周刊也获得了汪伪政府要人的支持；《古今》②创办人朱朴身为汪伪党政要员，并受到汪伪政府内如周佛海等人的帮助。属于东北沦陷区的此类刊物有：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创办的《新满洲》、由日人大内隆雄担任总编辑的《麒麟》以及作为伪满政府的“满洲文艺家协会”中文机关杂志的《艺文志》等等。

然而，具有沦陷区当局官方背景的刊物具体表现也是十分复杂的，其中影响因素涉及编辑人员的民族身份、作家的写作倾向以及文学期刊所体现的艺术追求。如《中国文艺》作为一个专门的文艺刊物，编辑尽量利用一些自由的权限发表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而这些优秀的作品“没有歌颂大东亚精神”，表明“作家或者有意对敌伪的纲领加以客观条件允许的抵制，或者对于奴化宣传不感兴趣”[12]。

《中国文艺》月刊创刊号，北京：中国文艺社发行

《新满洲》虽然在“异态的时空下，根本没有可能在这种准官办的杂志中发表不符'时局’的言论”[13]，但由中国知识分子编辑的《新满洲》杂志，以刊发大量纯文学性的作品这种“消极”的反抗方式来抵制日伪的政治宣传，间接体现反抗意识。此外，如华东沦陷区的《古今》虽然刊发了不少汪伪文化要员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江亢虎等人的作品，但总体而言，又有趋向于回避当下政治影响、大量刊发文史掌故以及人物纪事类作品的倾向。编辑者朱朴在“休刊辞”中也尽力回避该刊的官方背景，宣称“古今出版的动机不过为我个人遗愁寄痛之托”，“检讨过去古今上所发表的文字，大都是属于怀古伤今之作”[14]。虽然不免有与日伪政治撇清的嫌疑，但也反映出编辑者对于官方背景的顾忌，其所说所刊大都是怀古伤今之作也大体属实，其中甚至不乏借史宣扬民族意识之作。如朴之在《漫谈古今》中誓言《古今》在“这个空谷足音的时代，尤应坚守素志，决不迁就时俗”[15]。众异在《爱居阁脞谈》的《纲巾》[16]一节中写“明社既屋，清帝入主中原”之时，遗民之不愿薙发者，宁愿保持明朝“纲巾之制”亦不忍背弃，甚至不惜以身相殉的忠烈之事。读者不难感受作者对民族危难之际民族气节的颂扬与呼吁。

《古今》月刊（半月刊）创刊号，

上海：古今出版社发行

相对于有着“官方背景”的文学期刊，依靠独立的民间或学术机构资助而创办的期刊，相对而言显得更为超脱。由于沦陷区强行的文化控制，此类刊物的创办与发展受到诸多约束，因而数量也并不太多。如东北沦陷区有南满营口商中由王痕青主编的《余霞》，北满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第一师范学校漪澜读书会的会刊《漪澜》，陈凝秋主编的哈尔滨寒流社的社刊《寒流》，赵梦园主编的奉天白光社的《白光》，“新京”的胜利艺术社所出的《艺海》，奉天文艺画报社的《文艺画报》。花喜露等人创办的油印《星火》月刊，由小松任著作人（编辑）、城岛舟礼任发行人的《艺文志》季刊③，由王秋萤做编辑的《文选》等等。[17]华北沦陷区此类刊物有：1938年11月由北京私营的东方书店于星垣任发行者，方纪生、陆离主编的《朔风》月刊，1939年由燕京大学吴兴华等人创办的小型文艺刊物《篱树》，由燕京大学师生合办的小型文艺刊物《燕京文学》，1939年4月由燕京大学与辅仁大学两校文学青年创办的《文苑》（第二期起由辅仁大学独立支持并改名为《辅仁文苑》），1939年由北京汇文中学神父创办的《荣耀》，1939年10月由李戏鱼主编的《覆瓿》，1940年1月伪北京大学文学院创办的《文艺杂志》，“北大文学会”创办的《北大文学》，等等。华东沦陷区此类刊物有：1943年8月由当时社会上和学校中的一些文学青年创办，郑兆年主编、兆年书屋发行的《碧流》半月刊；1944年1月，郑兆年任社长、马博良任总编辑的《文潮》月刊；1944年署华东文学会编刊发行、实际是华东大学文学系师生创办的《华东文学会丛刊》等等。

一般来看，这类文学刊物依靠的资源单一，力量薄弱，因而维持的时间都不太长，长的如《辅仁学刊》也只出了11期，一般的只在几期之内。一些刊物甚至创办一期就停办，如王秋萤于1933年10月创办的《飘零》、1943年6月徐祖正等人以“北大文学会”名义创办的《北大文学丛刊》、1944年1月由文艺生活社编辑的《文艺生活》半月刊等都因种种原因只出一期即终刊。总而言之，依靠民间团体或独立学术机构创办的刊物在沦陷区可谓是难得地拥有相对独立的言说空间，虽然它们不能直接发表反对侵略行为的作品，但它们以文学的名义拒绝了日伪“政治”的玷污，难能可贵地保持了刊物清白的品格。这些刊物也有脱离现实、注重文学艺术本身的倾向，但它们在严肃的艺术追求中为民族文化的延续作出了贡献。以《辅仁文苑》为例，该刊前身为《文苑》，“是辅仁和燕京的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所刊的'友谊的纯文艺集刊’”，自第2辑起由具有教会背景的辅仁大学单独支持，目的是“使同学们有个练习写作的技能，发表研究的心得”[18]的园地，该刊刊发了大量文艺作品。

《辅仁文苑》季刊，

北京：辅仁大学文苑社编辑出版

《华东文学会丛刊》也是面向该校“爱好文学的同学”的刊物，胡山源在创刊卷首刊发的《请你回答你自己》就嘱咐文学青年不要“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其素志”[19]，鼓励学生在民族危难之际，既要维持文学的艺术立场，更要坚守个体高洁的情操。

沦陷区文学期刊中依靠市场谋取生存的刊物则不同于以上两类刊物。此类刊物基本是以私人或者社会资金维持运作，既没有被纳入日伪政治宣传的轨道以获得财政支援，也没有像教会大学那样的学术机构支持的背景，它们必须靠刊物的广告与销量的收入来维持期刊的生存。此类刊物相对其他几种类型的期刊而言，数量上在各个沦陷区显得并不均衡。东北沦陷区由于日本侵略者策划成立了相对独立的伪满洲国，文化统制十分严格，“国策”文化色彩浓郁，加上文化市场并没有自由开放，因而依靠市场运作生存的期刊微乎其微，有之也只是介于官办与市场运作之间而已。如1943年8月先后由张风墀、李寿顺编辑的《青年文化》月刊，是由民间团体“满洲青少年文化社”刊行，该刊属创办人自己投资，依靠市场生存，有较明显的商业意识，杂志的开篇和结尾处时常刊登多达十几页关于各种产品的广告。但是“满洲青少年文化社”因依托“协和会青少年团”，避免不了要为其服务，不得不刊登有关“协和精神”“青少年运动”的文章，因而并不能像商业出版社那样独立运作。然而，东北沦陷区此类刊物也并不是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正如刘晓丽指出的，“在伪满洲国当局对文艺的控制越来越严密的状态下，作家如果不想被规范到'建国’'圣战’方面，就要开拓'无害’的其他题材”[20]。为此，《青年文化》也有意拓展作品题材，刊发了不少纯文学类作品，其中有些作品不乏“危险性”，如小说《混血儿》中就渲染了“民族意识”，借汉族与俄罗斯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隐喻了处在日本侵略与奴役下的中华民族。华北沦陷区文学期刊一方面秉承京派余韵，不屑言商，另一方面加上文化市场并不活跃，期刊的市场运作手段并不明显。

真正依靠市场化运作维持生存的刊物主要集中在华东沦陷区。此类刊物有1940年10月创刊的《小说月报》、1941年7月创刊的《万象》、1942年5月创刊的《万象十日刊》、1942年11月创刊的《大众》、1943年1月创刊的《万岁》、1943年4月创刊的《紫罗兰》、1943年8月创刊的《春秋》、1943年10月创刊的《天地》、1944年10月创刊的《光化》月刊等等。总体而言，此类刊物尽量不涉政治，偶尔在报道新闻中涉及现实政治，也多用旁敲侧击的手法。它们往往以客观暴露社会黑暗面自，但这种暴露又以不涉及时局、政治为限。由于此类刊物与日伪官方无涉，即使有私人牵连，也不似官办刊物那样直接在编辑使用稿件时受到掣肘，因而这类刊物上很少有时局宣传类的作品出现。更甚者，一些爱国人士以此为依托，进行文化抵制活动。如《万象》和沦陷后期的《春秋》文艺丛刊，就聚合了包括王统照、许广平、傅雷、李健吾、唐弢、师陀、孔另境、柯灵等在内的进步作家，一些党员作家如关露、王元化、丁景唐、束纫秋、恽逸群也隐身于此类刊物编辑、作者群之中。虽然从大体上看，此类刊物以商业利益为重，但以含蓄曲折的形式表达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的作品也比比皆是，一些刊物如后期《万象》，更是在深沉的现实感与高品位的艺术格调中显示沦陷区爱国文学的实绩。

三 编辑立场与期刊风貌

编辑活动在整个沦陷区期刊生产过程中处在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众多沦陷区文学期刊在“难以言说”的时代能够坚守民族立场，维护民族文化血脉，很大程度上是期刊编辑的民族意识使然。沦陷区期刊的具体形态多种多样，本文拟通过对《中国文艺》《紫罗兰》《万象》三种不同背景期刊编辑的民族意识的分析，大致呈现编辑对期刊的整体风貌影响所在。

编辑的民族意识反映出编辑的民族感情，直接影响着办刊倾向。创办于1939年9月的《中国文艺》办刊时间长达4年之久，是沦陷区具有较大影响的刊物。虽然该刊具有沦陷区日伪当局背景，但纵览该刊9卷51期，却以大量充满着“民族意识”的作品获得沦陷区读者的认同。这与《中国文艺》前后两任主要编辑都有着较强的民族意识密不可分。如首任编辑张深切在主编《中国文艺》之前，就认为：

“家乡台湾的命运是与大陆息息相连的：'我想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皇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④

在《中国文艺·发刊词》中，他阐明了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认为在目前的情景下，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依然是重要的，提出整理中国旧文化并创造新文化是当前之急。并在该期编后记中发人深省地呼吁：“吾人不怕国家的变革，只怕人心的死灭，苟人心不死，何愁国家的命脉会至于危险，民族会至于沦亡？”[21]显示出对民族文化强烈的认同感和危机感。

《中国文艺》创刊词，载《中国文艺》创刊号，1939年9月

1939年9月至1940年8月，张深切担任《中国文艺》主编期间，《中国文艺》保持了较为鲜明的“中国的”“文学的”风格。类似这样由于编辑具有较强民族意识而影响办刊色彩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沦陷区商业通俗期刊《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虽为旧派文人，但民族认同意识强烈。早在沦陷之前的1936年，周瘦鹃就同巴金、茅盾、郭沫若、鲁迅等人一道列名于《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文学史家杨义曾在评介周瘦鹃等通俗文学作家时说：“在民族危机的关头，旧派作家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文学游戏心态，他们撰写的'国难小说’多少带有使命感……”[22]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周瘦鹃等鸳派文人虽然文学观念与新派不同，但对民族国家命运同样有关切之心。根据统计，《紫罗兰》从创办到终刊没有一丝日伪政治宣传的痕迹，这在沦陷区语境下当是十分不易的。

《紫罗兰》半月刊第一卷第一号，

上海：大东书局发行

再如《万象》⑤前期主要编辑人陈蝶衣虽然较为注重作品的“趣味性”，但在国难时期也认为刊物应多刊发“不背离时代意识”[23]的作品，他主编期间刊载的《孔夫子的苦闷》《沈万三充军》等都是针对时弊的现实主义色彩较强的作品。《万象》后期主要编辑人柯灵更是文坛周知的爱国文人，在他的努力下，《万象》成为公认的文学堡垒。

《万象》第三卷第一期，上海：万象书屋出版，中央书店发行（自该期起柯灵接任编辑）

面对日伪当局的严密管控，为不违背自身的民族意识，又能满足沦陷区人们文化需求，期刊编辑不得不运用一些编辑手段来达到办“中国”文学期刊的目的。首先，编辑们经常通过对刊物的栏目设置、文章的编排组合来彰显自己的民族立场。如《中国文艺》第二任主编张铁笙接编刊物后，面临着如何处理该刊自第4卷第1期开始兼有“华北文艺协会会刊”性质的现实困境。关于《中国文艺》要兼办“会刊”一事，张铁笙很无奈说自己“不欢喜是情绪上不允许的”[24]。为减弱“会刊”的日伪政治宣传色彩影响，张铁笙采用编辑手段对“会刊”在《中国文艺》的位置作了“隔离”处理，如“华北文艺协会会刊”第1期的作品未在《中国文艺》目录中反映出来，且以“本文前”三字以示区别。同时特意将《中国文艺》与“会刊”的页码区别开来，前者仍用汉字序数，而“会刊”部分的页码则用阿拉伯数字，界限泾渭分明。类似这样运用编辑手段以示《中国文艺》与“会刊”的区别的方式还有很多，总的来说，不难发现编辑者刻意回避“会刊”的“日伪”色彩。不少研究者也注意到了《中国文艺》在处理“会刊”时的编辑用心。徐道翔、黄万华认为这样的编辑方式使“会刊”内容没有有机融入《中国文艺》的文学创作之中，因而《中国文艺》的文学作品“大体上还是避免着卷入汉奸文学的泥潭”[25]。张泉也认为《中国文艺》对“会刊”的区别编排，使“会刊”的内容仅是“一种装点，而当时的一些编者和读者，确实也是这样认为的”[26]。

在特殊的时空，期刊编辑还会通过对信息的控制、过滤等手段表达自己的民族意识。沦陷时期，由于个人的视野局限，人们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有时很难辨别事物的真伪是非。此时，编辑关注哪些问题，刊物聚集哪些作家，刊载何种作品，往往同编辑的意识倾向有密切关系，进而影响读者群体的意识倾向。首先，编辑对信息的控制反映在作家聚集现象上。如《紫罗兰》聚集的作家群大致由徐卓呆、顾明道、范烟桥等通俗小说老作家和张爱玲、周令玉、孙薇青等年轻的新文艺作家组成，这些作家大多是自由撰稿人、教师、编辑甚至家庭主妇，作品也多为文艺性，鲜有涉及时政的内容。可以说，《紫罗兰》的作家队伍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群体。同样，柯灵继陈蝶衣主编《万象》后，大量发表新文学作品，聚集在《万象》周围的作者有傅雷、孔另境、端木蕻良、唐弢、夏丐尊、施济美、张爱玲、柯灵等。这些作家大多具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也正因为聚集了这样的作家群，《万象》得以保证了刊物具有鲜明的文艺色彩和更自觉的民族意识。

柯灵

其次，编辑对信息的控制反映在作品内容上。如《中国文艺》办刊4年间，刊发140余篇“海外文学”作品，其中有30余篇日本文学作品，且内容基本与政治无关。⑥以第2卷第2期《中国文艺》为例，该期13篇译文中仅有1篇日本文学译作⑦，可以看出，编辑有意控制刊发日本文学作品的数量，如果将这一现象放在“交通的不便，因而海外书籍不能大量来京”[27]语境下，不难看出编辑对日本文学作品的有意排斥，也不难理解编辑的民族意识倾向。这样的编排特色在《万象》中也有鲜明体现，其刊发的翻译作品和电影戏剧介绍等都以欧美为主。再次，编辑对信息的控制还反映在对内陆文坛的介绍上。由于编辑具有较深层的民族意识，他们在刊物的设置上会有意倾向介绍内陆文坛信息，以便沦陷区人们了解文坛时局，增强民族抗战信心。《中国文艺》先后设置的诸如“艺人动态”“南国最近动静”“文坛报导”“文坛拾零”等栏目都曾大量介绍内陆作家的信息。《万象》刊发的文坛简讯对裹胁整个世界沉沦的战争一直有较大的关注，甚至曾在刊物上公开征集“大后方的游记一类的文字”，而在柯灵接编《万象》后新设的“艺文短讯”栏里，密集刊载内陆作家动态信息，如“夏衍在重庆编某报副刊，写作甚勤”“巴金留桂，埋头写作”[28]等，显示出编辑过人的勇气、炽烈的爱国情感以及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

编辑的民族意识通过刊发的作品得以表现。首先，沦陷区文学作品整体上维护了文学本色。以《中国文艺》创刊号为例，该期共刊33篇作品，包括学术类、纯文学类甚至电影类作品，无一篇与时局宣传有关。张铁笙接编后的《中国文艺》，虽然随着时局的紧张沾染了一些日伪色彩，但纵观4年刊发的作品，基本都是纯文学类作品，不难看出编辑维护“中国”“文艺”主色调的努力。其次，编辑的民族意识体现在对沦陷当局统治下的现实的批判上。异族统治的不正当性加深了人们对苦难生活的理解与批判，如汤雪华的《饥》[29]、佐行的《轧》[30]、金爪的《米》[31]、芦焚的《华寨村的来信》[32]、晓歌的《死囚》[33]，生动深刻地揭示了沦陷区人民的悲惨生活，也是对沦陷区当局残酷统治的有力控诉。[34]沦陷区作家这样深刻的揭露自然引致日伪报复，如沈寂曾因此遭到关押。[35]再次，沦陷区期刊刊发了大量具有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题材的作品，使中国文化血脉得以传承。“文化是人的内在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36]，沦陷区文学期刊中大量的民族文化、历史题材作品，如谭正壁的《琵琶弦》、纪果庵的《林渊杂记》[37]等，反映中华民族的稳定的价值观，沉淀着深沉的民族情感。在这方面，沦陷区文学期刊的编辑自觉维护民族文化血脉传承，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万象》有意识地组织有关民族文化的专题学术讨论，刊发“古调今弹”系列和“明季义民别传”系列等作品；《紫罗兰》刊发的《昆仑奴》《不倒翁》等侠义小说等。文化需要由代际传递和积累，任何一个民族，一个时代，都离不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在沦陷时期，民族文化的传承更具有特殊意义。

在被日伪强行切断与外间联系、侵略者与卖国者共谋文化垄断的沦陷区，像《万象》《紫罗兰》《中国文艺》等沦陷区文学期刊的编辑，通过运用各种编辑方式，努力创造多多少少能传播民族意识的言说空间。1942年5月号的《万象》在《编辑室》曾这样写道：

“我们愿意做人家不愿做的傻子，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打破这出版界的没寂空气，为上海文坛保留元气的一脉；我们相信，我们的努力是会获得同情的报偿的。”

这些期刊刊发的作品大都与沦陷区读者内心所坚持的民族价值取向有着同族的共鸣，这正反映出沦陷区文学期刊的编辑以其深沉的民族意识和价值标准引导沦陷区民众，给他们以困境的坚守与奋进的勇气。

总而言之，在日伪统治的特殊语境下，由于创办背景不同，沦陷区不同类型的文学期刊中民族意识的表现存在着较大差异，自然也有助纣为虐的反动期刊，但大多数文学期刊仍蕴含着较为鲜明的民族意识。这些期刊或者像具有官办背景的《中国文艺》那样，呈现出较为斑驳复杂的“意识”色彩图景，但细细考察，会发现编辑者仍坚守民族文化立场，刊物仍不失民族意识的底色；或者像具有商业背景的《紫罗兰》那样，以市场为导向，为沦陷区人们提供了民族通俗文学的阅读空间；或者如《万象》那样，深具民族文化品格，成为民族文化堡垒。可以说，沦陷区文学期刊是特殊时期传播民族意识的有效空间，更是传递民族精神的历史隧道，也是我们研究现代中国民族想象与认同不可或缺的传播媒介。

推荐语：

本期《西川风》推送冯昊老师的《抗战时期沦陷区民族意识传播媒介研究——以文学期刊为视角》。

沦陷区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始终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言说历史，而文学期刊作为文艺传播的主要媒介一直以最前沿的姿态撒播思想。在对沦陷区文学的思考中，冯昊老师以民族意识为独特关注点，借助文学期刊这一重要传播媒介，通观东北、华北及华东三大沦陷区的期刊情况和编辑的爱国立场、委婉的文学表达。值得指出的是，抛开文学史或某个片区、某个作家，冯老师关注到民族意识这一主题，提出“编辑的民族意识反映出编辑的民族感情，直接影响着办刊倾向”，分析编辑的个人立场与文学期刊的整体走向关系时，选取了《中国文艺》《紫罗兰》《万象》等极具代表性的刊物，从对期刊编辑者坚守民族立场的透视，挖掘沦陷区期刊所承载的婉曲表达的隐性民族意识，也还原了其时特殊环境下一批知识分子的困难境遇、坚定立场与隐忍心态。除此之外，冯老师的一系列研究亦从不同角度关注了“民族意识”这一核心。这对沦陷区文学的进一步解读应该是一个新的切入点，极具启发意义。

荐稿人：刘青

注释

①实际上《国艺》由伪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简任秘书陈廖士主编，陈廖士也是“中国文艺协会”的常务理事。

②《古今》虽然曾声明系朱朴私人出资创办，但由于朱朴本人为汪伪政府官员，又刊发大量汪伪文化要人的作品，故将该刊列入“有官办背景的刊物”类。这种背景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沦陷区的期刊杂志有着复杂的具体表现。

③此处指1939年10月18日在“新京”创办的《艺文志》，属民间同人刊物，不是1943年11月由“满洲文艺家协会”创办的同名机关刊物。

④转引自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第281页。

⑤《万象》创办于“孤岛”沦陷前的1941年7月，至1945年6月出版第4年第7期，由平襟亚主办，万象书屋出版，中央书店发行。前期指1941年7月创办至1942年12月，该时期由陈蝶衣任主编。

⑥其中有些欧美等国的翻译作品是由日文版本翻译成中文的，统计时也列入“非日本文学”类。由于统计目的是考察日本文学作品与非日本文学作品占有期刊篇幅比重，因而长篇连载类作品，以发表的期数计。如爱密黎·勃朗特作、林栖译《咆哮山庄》，曾连载15期，笔者以15篇次统计。

⑦这种现象并不是偶尔单一的。《中国文艺》的木刻作品栏刊载了大量国外文学大家画像，如大仲马、都德、果戈里、易卜生、迭朗士、拉彼涉、拜伦等，而日本仅有芥川龙之介一人的画像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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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第10-13页。

[2][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44页。

[3][12][26]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第28、75、76页。

[4][25]徐遒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55、184页。

[5]《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华月报》1943年第6期。

[6][7]钱须弥：《发刊献辞》，《大众》创刊号，1942年11月1日。

[8]继圣：《卷头语》，《东方学报》创刊号，1944年10月20日。

[9]陈蝶衣：《前置词》，《春秋》创刊号，1943年8月5日。

[10]苏青：《发刊词》，《天地》第1期，1943年10月。

[11][35]沈寂：《抗战作家在受难中》，《抗战·文学·记忆——上海老作家回忆抗战生活》，《上海文学》2005年第8期。

[13]刘晓丽：《幽暗时空中的文学一角——关于<新满洲>杂志》，《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4]朱朴：《小休辞》，《古今》第57期，1944年10月。

[15]朴之：《漫谈古今》，《古今》第2期，1942年4月。

[16]众异：《纲巾》，《古今》第1期，1942年3月。

[17][19]钱理群主编，封世辉编著：《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549-571、704页。

[18]《编辑后记》，《辅仁文苑》第2辑，1939年12月。

[20]刘晓丽：《伪满洲时期<青年文化>杂志考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21]《编后记》，《中国文艺》第1卷第1期，1939年9月。

[22]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16页。

[23]陈蝶衣：《编辑室》，《万象》第2年第1期，1942年7月。

[24]张铁笙：《一点希望》，《中国文艺》第4卷第1期，1941年3月。

[27]陈异：《近年来中国的文艺翻译界》，《中国文艺》第5卷第1期，1941年9月。

[28]朔：《艺文短讯》，《万象》第3年第1期，1943年7月。

[29]汤雪华：《饥》，《万象》第2年第5期，1942年12月。

[30]佐行：《轧》，《万象》第3年第1期，1943年7月。

[31]金爪：《米》，《万象》第2年第2期，1942年8月。

[32]芦焚：《华寨村的来信》，《万象》第3年第1期，1943年7月。

[33]晓歌：《死囚》，《万象》第4年第4期，1944年10月。

[34]秋翁：《二年来的回顾——出版者的话》，《万象》第3年第1期，1943年7月。

[36]赵毅衡：《意识形态：文化的元语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37]纪果庵：《林渊杂记》，钱理群主编，谢茂松、叶彤选编：《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散文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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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03期

本期编辑：陈田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