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氪领读：经济学思维解读 “人为何要结婚”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民说iHuman”（ID:xinminshuo），整理自《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作者：大卫 D. 弗里德曼，36氪经授权发布。
就我们所知，在过去大部分的社会中，大部分人都会结婚，大部分婚姻持续到一方死亡为止，而且大部分婴儿是婚生子女。但这些情况已经不适用于今日的美国。
于是产生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这些变化有没有合理的经济解释？另一个问题是：法律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先回答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社会中，生儿育女和家庭生产的工作主要是由夫妇执行，他们投入称作婚姻的长期伙伴关系，而且往往到死方休？
人为何结婚？
多年前，我接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经济系的教职。我必须从东部搬到西部，找地方住，和一群新朋友、新同事培养关系。这些事情很花钱，只有我继续待在UCLA或附近才能产生报酬。
假设我刚报到时薪水是4 万美元。一两年后，也是经济学家的系主任心想：“要是弗里德曼肯为了4 万美元在这里任教，不计较他必须支付的所有过渡成本，那么他一定愿意只拿3 万美元待在这里。毕竟如果他离开的话，他没办法把搬家成本收回来，把新朋友带走， 或者……”系主任请我到办公室，讨论系上预算紧缩的问题。
我乐于与系主任一谈。我也是经济学家，分析过自己的沉没成本（sunkcost）。我晓得，系主任也应该知道，刚来的一两年内，我不是很有生产力的教员，因为我难免分心去探索新环境，寻找能够相互讨教的同事。现在这个过程已经结束，我已是更为称职的教师、研究员和同事。要是他愿意付4 万美元找我来，一定也愿意付5万美元留我下来。
毕竟，他在我的第一年损失的钱没办法收回去。以上虚拟的情境说明了一个真实的要点：不管婚姻或工作，与人际关系有关的（relation-specific）沉没成本，是长期合约存在的根本理由。在我到UCLA之前，我和他们是在竞争市场中谈判；市场上有其他的大学，也有其他的经济学家。一旦我获聘，而且他们和我都适应了彼此的关系，我们就陷入双边垄断中，有潜在的谈判成本。要降低这些成本，一个方法是透过长期的合约。长期合约可以明讲，例如终身聘任制，也可以不明讲，例如除非情况特殊，否则依一般惯例，不减员工的薪水。
婚姻是个极端的例子。虽然许多人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是不作第二人想的选择，但实情并非如此；如果是的话，则找到他们来结婚的概率将微乎其微。我曾经粗略计算，发现内人是20 万人中才有1 个的适合结婚对象。以我们社会在寻偶初步阶段提供的机制而言，例如把人按照兴趣和教育背景分类，这个概率似乎与我找到她的事实吻合。我很幸运，但并非幸运得离谱。
找到她之后，我碰过一两位可能一样适合我的女士，这个事实也与那个概率吻合。她们可能一样适合我，但探讨这件事很蠢。夫妻结婚一段时间后，他们在彼此的关系上投资很多，只有继续待在一起，付出的成本才能产生报酬。每个人都付出相当高的成本，成为懂得如何与对方相处的专家。不论物质上或感情上，两人都在孩子身上花了很多心血。虽然他们起初处于竞争市场，现在却锁在双边垄断中，面对相关的谈判成本。
订立长期合约，直到死亡迫令我们分手为止，是降低这些成本的一种方法。婚姻内仍有谈判的空间，但随时掉头而去的威胁已经消除。而且我们可以定义良好的社会角色、法律和习俗，规定每一方的义务，来减少婚姻内的谈判。我们也晓得，谈判结束后，双方仍必须与对方生活在一起。
这个解决方法带有成本。最明显的成本是，做了错误选择的人将身陷其中。寻偶时更为小心谨慎可以减轻这个问题，但没办法完全消除。定义明确的性别角色可能造成不合经济效率的分工，例如擅长教养小孩的丈夫必须外出工作，很会赚钱的妻子却得待在家里。就算以法律、习俗来制约，夫妻仍有可能貌合神离。就我所知，没人因为煮饭太差或做爱蹩脚而离婚。
传统的婚姻制度中，合约的执行有其极限。我喜欢引用的一个证据，是9 世纪阿拉伯法官艾尔台努赫（al-Tanukhi）所写的轶事：
一位妇人在路上等哈米德大臣，向他诉说生活贫困，请求施舍。他回座后，命左右给她200 第纳尔（dinar）。账房不愿给像她那种阶 级的妇女那么多钱，请示大臣。大臣说他的意思
是只给200 迪拉姆（dirhem）。但由于神使他把迪拉姆写成第纳尔，也就是把银子写成金子，因此应该照他所写的支付。
几天后，一位男人向他递交陈情书，说大臣给了他妻子200 第纳尔，结果她摆起架子，想要强迫他和她离婚。大臣能否行行好，命人好好管束她？大臣笑笑，下令给这个男人200 第纳尔。
在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中，男人可以和妻子离婚，但妇女不可和丈夫离婚。不过艾尔台努赫笔下的这位大臣，竟把妇女强求离婚视为可行之事，甚至大臣也没法阻止。
如果传统的婚姻可以解决与人际关系有关的沉没成本，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舍弃它？一个原因是，在传统的社会中，养儿育女是几近全职的工作，而养儿育女加上家事管理至少是份全职工作。家庭主妇负担起几乎一半的劳力。大部分妇女都专心当某个男人的妻子。
但是两件事改变了这种情形。一是过去两个世纪来，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以前的人为了能养两三个小孩，处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必须不断生产。今天，想要两个小孩的家庭就只生两个小孩。第二个变化是生产工作从家庭移出。衣服现在在工厂用机器制作，培根有专业人士处理。衣服或许可以在家里洗，但大部分是由洗衣机代劳。在大多数家庭中，家庭主妇的工作从全职变成兼职。
如此一来，妇女不必专心投入于特定的工作和固定的男人。婚姻破裂仍有很高的成本，但远低于两百年前，结果使得更多婚姻破裂。我们的法律体系也跟着改变，从婚姻牢不可破改为想要就可离婚。
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给了他：机会性毁约问题
有两家公司同意进行一项长期联合项目。一家公司负责研究开发新产品，另一家负责生产和营销。第一家完成了它的工作，把设计图交给第二家。在合约不强制执行的世界中，第二家公司径自解除协议，生产和营销产品后，钱留在自己手中。这是机会性毁约的问题，前一章已用盖房子的例子谈过。
两个人结婚后的15 年中，妻子负责生儿育女，比一份全职工作还辛苦。丈夫负责养家糊口，但做得不是很好，因为他仍处于事业生涯初期。
孩子终于长大了，全职工作可以变成兼职工作，妻子开始享受得来不易的休闲生活。丈夫升迁当上副总裁，却和妻子离婚，另娶一个较年轻的老婆。
后面这个故事比第一个故事更适合改编成连续剧，但它们有同样的经济逻辑。传统婚姻中，妻子在初期履行自己那部分工作，丈夫比较晚才履行。时间上的落差，加上离婚容易，创造了机会性毁约的可能性—大部分男人发现20 岁的女人比40 岁的女人迷人， 更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一旦女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就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她可以不要那么专心做家庭主妇的工作，而去创造自己的事业，找别人来清理屋子和照顾小孩。另一个方法是延后生小孩或拉大生小孩的间隔时间，好让两个人履约的行为模式更为接近。这两种行为上的调整， 可能有助于解释近数十年来的变化，包括第一次婚姻和生第一个小孩的年龄均已提高。
还有一个解决办法是要求毁约的配偶赔偿高额损害，让合约更具约束力。这种方法在某种程度内管用，却有许多实务上的问题。第一，执行这种法律相当困难。人是会移动的资本，法律即使命令某个男人支付赡养费或扶养子女，他也可能搬到另一个法律管辖区，很难向他收钱。
第二个问题是前面讨论过的监视质量。如果丈夫要求离婚必须赔偿高额损害，他可以试图让妻子的生活过得很悲惨，逼她自愿离婚。如果我们利用法律让妻子在婚姻破裂时能自动得到高额赔偿，只是把机会性毁约的风险移到相反的方向。以目前的状况来看，虽然丈夫有时必须在离婚时付钱给妻子，但平均而言，妻子离婚后的处境变差，丈夫离婚后的处境则变好。
以上所谈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离婚太容易且太频繁的程度是史所未见。同样的论点也有助于解释另一个没有那么明显的奇特现象：未婚者众多。
书名： 《经济学与法律的对话》著者：[美]大卫·D. 弗里德曼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作者：［美］大卫 D. 弗里德曼（David D. Friedman），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法学教授、科幻小说家，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教授。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之子，以深厚的经济学素养为底，用活泼的文字拆解看似复杂的难题，著有《价格理论》《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等，广受学者重视和称赞。
译者：徐源丰，台湾清华大学工程系学士，台湾政治大学企管硕士，资深财经专业译者。
审订者：叶家兴，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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