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钱穆：《关于学问的智慧与功力》（上）
《关于学问的智慧与功力》一文，是钱穆先生从自身治学经验出发，结合中国学术传统，较为系统地谈论“做学问”的方法的文章。
文章中，钱先生由做学问的两大关键“智慧”与“功力”展开，尤为强调做“学问”的无止境和学者“毕生问学”的重要。由之，从“以功力培养智慧，以智慧指导功力”，而延伸至对做学问的从“从学”、“知学”到“成学”的三个阶段讨论。贯穿其中的则是，学者如何从读书从师受业的“入门”，发展至“用自己之功力来完成自己之智慧”而“自为一家”，这一逐阶逐步提升的方法。同时，在此过程中，博学与专精（亦可转化为通识与专业、或“通儒”与“专家”的问题）、择师入门与门户相通、熟读深思与“超越顿悟”、源流承接与“别创一格”，这几组治学中的重要关系蕴含其中。而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与“成学”的实现及其最高境界的达成息息相关。
从钱穆先生的治学经历来看。他最初从文学入手，遂治集部。后又“因文见道”，转入理学，再从理学反溯至经学、子学，然后进入清代考证学。清代经学专尚考证，所谓“从古训以明义理”，“以孔、孟还之孔、孟”，亦即经学的史学化。钱先生在治学上的最后归宿便是落在史学上。但史学之于钱穆先生，对他做学问的意义并不止于一项“专门之学”；而是在于， “史学立场”不仅为他提供了一条形成“自己智慧”从而创造一家“独立之学问”的路径，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超越视角或观点，使他能够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学术传统以贯通和整合为其主要精神，并且，在中国学术史中，“通儒”的地位往往在“专家”之上。譬如，钱先生在宋代理学家中独尊朱子，便是因为朱子“集理学之大成”并且同时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以来的经史文学。他曾形容朱子是，“欲以总汇之功而完成别出之大业”，而这也是他的治学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钱穆先生虽悬“通儒之学”为最高鹄的，却同样认为学术发展必然日趋分化、日趋专门。他并不主张取消学术中已存在的“门户”，他所反对的实则为门户偏见，故而他强调门户互通。他一方面劝诫学者勿陷于门户偏见，另一方面又强调现代学者须走专门化的道路，不能再妄想作“教主”或“导师”。事实上，钱穆的“通儒”和“专家”并不是处于相对立、不相融的位置。正如本文所提及的，钱穆认为学者要选择一门和自己性情相近的专业，以为其毕生献身的所在。而这个专业，实则可视为他的“门户”。但专家亦不能以一己门户而自限，要尽可能求与其他门户相通。在钱穆看来，这样的“专家”，便具有了“通儒”的境界。然而，“通儒”不仅是旁通于其他门户，在旁通之外，还有“上通”这一境界。因此，钱穆提出，治中国学问，无论所专何业，都必须有整体的眼光。这便是中国传统所强调的“先识其大”。换言之，以专业“上通”于文化思想之整体，或“艺”进于“道”，这才是“通儒”的境界。可以说，钱穆先生论兼通与专精的关系，大致和章学诚所说的“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颇为相近。而事实上，西方现代同样也有“部分”和“整体”互通的要求。
然而，对于初学者或初入门者而言，“通儒”或“专家”皆言之过早。钱穆先生尤其强调的是，从师受业、多学而识、深思好问的“工夫”，下功力以发现和完成自身的智慧与天赋；但若妄想“前无古人、别创一格”，则与学问之道背向而驰。换言之，钱穆先生并不提倡“超越顿悟”，而认为智慧与功力须得“循环相辅前进”，由此方能在治学之路上冲破“山重水复疑无路”，而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以上为本文相关背景的大略延伸。
本文选自钱穆《学龠》，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文∣钱穆
今天所讲的题目，在我平日上课时，也常讲及，并非有什么新意见。只因近两年来我上课较少，且以前所讲多是零碎穿插，今次稍为作成系统，此可谓是我自己做学问的方法论，但大部分亦是古人治学之经验。
做学问第一要有“智慧”，第二要有“功力”。二者在学问上究竟孰轻孰重？普通当我们欣赏或批评一个人之学问成就时，多赞誉其智慧，但对于从事学问之后进，则率勉励其努力。如子贡称孔子“固天纵之将圣”，则是在天分上赞美。如荀子《劝学篇》云：“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又如《中庸》所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则是在功力上奖劝。总之，对于已成功的大学者，每不会推崇其功夫。但对于后进年轻人，亦不会只夸其智慧。这里面，导扬学术，实有一番深意存在。
一般人之意见，每谓智慧乃属天赋，功力则应是自己所勉。若谓从事学问，只要自尽己力即可，而天赋则不能强求。实则此事并非如此简单。每一人之天赋智慧，往往甚难自知。譬如欲知一山中有无矿藏，并非一望可知。须经专家勘测，又须有方法采发。采发以后，尚须有方法锻炼。我们每一人之天才，固然出之天赋，但亦须有方法勘测、采掘、锻炼，方能成才。而此事较之开发矿藏尤为艰难。
抑且智慧有广度，又有深度。每一人之聪明，不一定仅限于一方面。如能文学，不必既不能于历史、哲学或艺术等方面有成就。又其成就究可到达何等境界，亦甚难限量。因此，做学问人要能尽性尽才、天人兼尽，其事甚不易。但若不能尽性尽才、天人兼尽，而把天赋智慧埋没浪费了，不能尽量发展，那岂不很可惜！
因此，做学问之伟大处，主要在能教人自我发现智慧，并从而发扬光大之，使能达于尽性尽才、天人兼尽之境。如台湾阿里山有神木，年寿多逾一两千年以上，至今仍生命健旺。但此等神木，亦须有良好条件护持。我觉得人也应可成为神人，但每一人率常埋没了自己的天赋与智慧。每一人之成就，很少能达到尽性尽才、天人兼尽之境。因此我说能发现与完成各自之智慧与天赋，而到达其可能之顶点者，乃是做学问人之最大目的所在。
讲到功力。譬如山中矿藏，非懂矿学即难发现。抑且但懂煤矿者，仅可发现有煤矿，其他矿藏，彼仍不知。且以采发煤矿之方法采掘石油，仍将毫无用处。可知我们之智慧固需以功力培养，而我们之功力亦需以智慧指导。《论语》上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姑把“学”当作功力说，“思”当作智慧说。学而不思，等于仅知用功，却无智慧，到底脱不了是一种胡涂。如我们以研究文学方法来用功研究史学，亦将仍无用处。思而不学，则如仅凭智慧而不下功力，到底靠不住。因此，智慧与功力，二者须循环相辅前进。说至此，则请问究将如何去下手？
我今天的题目是：关于学问方面之智慧与功力。“学问”二字，本应作动词讲。今试问我们向哪个人去学？向哪个人去问？又学些什么与问些什么？此应在外面有一对象。因此做学问同时必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己，即学者与问者。另一方面则在外，一定有个对象。学问必有师、弟子两方，必有先进与后进，前辈与后辈。从事学问，须先懂得“从师”与“受业”。学者自己则犹如一个孩童，一切不能自主自立，先须依随人。因此学者自称为弟子，对方即是一长者，即学问上之前辈、先进，如此才算是在做学问。因此从事学问，贵能常保持一种子弟心情。最伟大之学者，正为其能毕生问学，永远不失其一分子弟心情之纯洁与诚挚。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也可借来此处作说明。惟其永远在从师与受业之心情与景况中，故其学问无止境。若我们专以“学问”二字作一名词，如说你能这门学问，我能那门学问，则学问已成一死东西，再无进步可望。此是做学问的最先第一义，我们必先深切体会与了解。
现在再讲到以功力来培养智慧，与以智慧来指导功力之两方面。我想分为三阶段、六项目来讲。
第一阶段做学问要先求能“入门”，不致成为一门外汉。于此则必先要能从师与受业。如诸位进入学校读书，此亦是从师受业，但究属有限。我此所讲之学问，则不尽于此。因此我之所谓从师，亦非必当面觌对之师。诸位从事学问，要能自得师，要能上师古人。当知读书即就如从师。
诸位应懂得，“由前人之智慧来指导自己之功力”。因学问必有一传统，每一项学问皆是从古到今，不断承续而来。断不能说此项学问由我开始。诸位当知，从前人在此项学问上，早加上不少功力了。从前人既已成学成业，即可证其有可信之智慧。正为如此，所以从前人之智慧，可以来指导我自己之功力。接着第二层则是：“由从前人之功力来培养我自己之智慧”。此因从前人之智慧，亦是由其功力所培养而成。故可借前人功力来培养自己智慧。此两层乃是学问之入门工夫。
现在先讲第一层：即我开始学问，功力应向何处用？最简单讲，第一步，诸位应懂得读书，又必读人人必读之书。换言之，即是去读学术传统方面所公认的第一流之书。此乃前人智慧之结晶，有作者，有述者，乃学问大传统所在。我们既不该随俗，亦不可自信，当知此皆非从事学问之正道。我自己且当先认为是一盲目人，只有依随此传统智慧之结晶而用我之功力，我则依墙摸壁，跟着人向前。如《论语》，二千五百年来任何一有智慧人，在学问上有成就者，皆曾读此书。《论语》既是孔子智慧之结晶，亦可说是经过了二千五百年来有智慧人所公认，成为儒学一大传统。自孟子、荀子、董仲舒、扬子云以来，皆曾读《论语》。因此我们今天也得读。此事决不能说是盲从。而且学问之第一步，也可谓正从盲从开始。我已在先说过，从事学问，第一步应先自己具有一子弟之心情来从师受业，来亲师向学。此师即是在学问传统上已证明为一有智慧之前人。自己则犹如一盲者，犹如一不能特立独行之婴孩，我们定得跟随人，定得依墙附壁，一步步来锻炼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的功力之最先一步，则应自此处用。
从前人提出读书法，要在“存大体、玩经文”。此六字即是初学读书一好指导。任何一书之正文，可说即是经文。我们要能懂得其大体，也就够了。如此，用心不杂，不旁骛，一部一部地读去，可以教我们轻松上路，不觉太费力。凡你所读书中一字、一句，训诂义解，即成为你自己之知识。做学问首先要有知识，无知无识，做何学问！从前人如何讲、如何说，我即应知。但其中也须有选择。我自己无智慧，好在从前有智慧人，已不断在此中选择过，我只依随着前人，遵此道路行去。读了一部又一部，求能多学而识。先要知得，又要记得。读后常置心中，即是“存”。读了再读，即是“玩”。此是初学入门工夫，万万不宜忽略。
每一人之聪明，不仅自己不易知，即为师者，亦未必能知。惟其人之天赋智慧不易知，故初学入门，最好读一书后，又读一书。学一项后，再学一项。所谓“转益多师是我师”，从此可以发现自己才性所近。却莫早就自作聪明，反先把自己聪明窒塞了。如今大学制度，尽教人修习专门之学。一入了史学系，便尽向史学方面钻。但自己智慧不一定只在这方面。先把自己智慧宽度隔限了，自己智慧之深度，也将有害。不向更广大的基础上用力，常不易有更崇高之树立。这在学问上是最值得注意的。我们该先涉猎，先筑广大基础，先知学问之大体系与大格局。而能在此中发现自己智慧，此事更属重要。
我个人自幼读书幸而没有犯上随俗与自信之病。我最先只懂读文章，但不读俗陋的，如《古文观止》之类，而只依随着文学传统所重，读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但我并不能懂得姚选妙处，我想应扩大范围，读他所未选的，才能知其所选之用意。我乃转读唐、宋八家全集，乃于《王荆公集》中发现有很多好文章为我所喜，而姚氏未选。因此悟得所谓“文人之文”与“学者之文”之分别。我遂知姚氏所选重文不重学，我自己性近或是在学不在文。我遂由荆公转下读朱子与阳明两家，又上溯群经诸子。其时尚受桐城派诸家之影响，不懂得注意清儒考据。但读至《墨子》，又发觉有许多可疑及难通处，乃知参读淸末人孙诒让之《墨子间诂》。从此起，再翻读清儒对其他诸子之训释校订。
在此以前，我虽知姚、曾两人都主张义理、辞章、考据三者不可偏废之说，但我心中一向看不起训诂考据，认为一字经考证而衍成为三数百字，可谓繁琐之甚，故不加措意。至此才知我自己性之所好，不仅在文章，即义理、考据方面，粗亦能窥其门径，识其意趣。我之聪明，虽不敢自谓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皆能，但我至少于此三方面皆已能有所涉猎。若读书不多，仅限于一方面，仅限于几部书，则只能单线直前，在其他方面之智慧即不能开发。并且单线直前，太窄太艰难。有时也会走不通。因此，初学入门，“涉猎”工夫是重要的。但涉猎非粗疏之谓，只是读了一书又一书，走了这边又那边，且莫呆滞在一点上。
《论语》上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此处“好学”一语，我们必须深细体会。自己的天赋聪明，切莫太自信，但亦不要太自怯。须知做学间应先有一广大基础，须从多方面涉猎，务使自己能心智开广。若一意研究史学，而先把文学方面忽略了。又若一意研究文学，而先把史学方面忽略了。又若一意研究思想，而不知历史，不通文章。如此又何能成得学？其实只是自己薄待了自己，开头先把自己限了。学与问，不一定便知、便能。何况自己决心不学不问，那有自知、自能之理！
故知我们从事学问，开头定要放开脚步，教自己能眼光远大，心智开广。当知一切学问，并未如我们的想法，好像文学、史学、哲学，一切界限分明，可以互不相犯，或竟说互有抵触。当知从事学问，必该于各方面皆先有涉猎，如是才能懂得学问之大体。
继此，我们将讲到“专精”与“兼通”。此两者间，正须更迭互进，却非有何冲突。如我们专心读一书，此即是专精。读完《论语》，再读《左传》，此即是兼通。先读经是专精，再治史是兼通。经学中先读《诗》，是专精，又读《春秋》，是兼通。如此两方面更迭而进，如治经学当兼通五经，兼通十三经，又当兼通汉、宋，兼通义理与考据，兼通今、古文学派。治史学当兼通如制度、地理、经济、法律、社会、学术思想、宗教信仰、四裔民族等。治文学当兼通诗、赋、词、曲、骈文、散文等。又如兼通文史，兼通经史，兼通经子等。学问入门，正该从各方面都有一番探究。正因各人自己聪明天赋谁也不能自知，应先由自己尽量探测。广度愈开阔，然后深度愈迈进。少一分功力，即少一分启悟。对自己将来远大前程，是一种大损失。
我们为学首先要“多学而识”，已如上述。次之即要懂得“一以贯之”。粗言之，如读《论语》、《孟子》后，要自问《论语》《孟子》中所讲为何？读杜诗、韩文后，亦应自问杜诗、韩文其精采在何处？诸位万勿忘却学问中之一“问”字。能在心中常常如此一问，便自有许多长进。此一步工夫决不可少。
做学问定要一部一部书的读，在毎一书之背后，应知其有一个个的“人”存在着。每一部书是一番“业”，毎一个人是一位“师”。读书即是从师受业。又应问师如何成此业？这一问便开了我自己学的路。若诸位不肯如此用心，一意只想要写一专题，把自己学问早有所表现，如写唐代文学为题，则便把杜诗、韩文东窃西剽，一时像有成就，实在是无成就。纵多表现，像是自己学问，其实永不能成学问。固然初学人也须有表现，而此等表现，则只当看作是我工夫之练习。练习则贵在暗处，不贵在亮处。此是初学人用心最该自反处。
诸位真要从事学问，则先不可自高自大，应自居为子弟身分。要懂得如何从师受业，并要亲师、尊师，又贵能从师那一面照见出自身来。若连自己都不知，如何学得成！若真要完成自己，先应从多方面作探测观察，把自己内性可能尽量发掘。莫先以为自己智慧已是现成着，只把自己智慧来指导自己功力，便能自创自造。若如此，便走上了错路。因此，我们的用功方法主要应虚心读书，读了一部再一部，接触了一人再一人。又须懂得挑选第一流著作，即传统公认最大名家之著作，虚心阅读。如是入门，总不会错。
在第一阶段中之第二层工夫，乃是“以前人之功力来培养自己之智慧”。如《论语》，从古到今，训诂义理，各家发挥尽有不同，即如宋、清两代人所讲，考据、义理，显有相异。诸位当知，接触一家讲法，即可开展自己一分智慧。如此致力，自己智慧即可遂步开展。所谓“出我意外”“入我心中”，诸位时时得此境界，便会心中暗自欢喜。自己智慧即自此逐步工夫中透出，所谓“温故而知新”，从前人数千年来智慧积累，一一由我承受，那是何等痛快事。
如象山讲《论语》便与朱子不同，王船山讲来又不同，从此处即可启我聪明。多见异说，自己心智便会不断开广。又如读《史记》，若专从《史记》读《史记》，则有时自己智慧不够，将感困难。如初学先读《史记菁华录》,便易引起兴趣。自此再进读归、方评点《史记》,便觉与《菁华录》不同。接触到更高一步之智慧，便像自己智慧也随着高一步。又若再进而读刘知几《史通》与章实斋《文史通义》，便觉眼前境界更高，又与读归、方诸家之圈点批注不同。再又如读清儒之《二十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札记》诸书有关《史记》部分，以及如梁玉绳之《史记志疑》之类，我的智慧又开一门路，走向考据一方面去。但如我们在读此诸书之后，再读如吕东莱之《古史》，便会眼前豁然又另开一新境界，懂得所谓史学家之智慧，看他能如何样的用心去体会古人，认识古代，然后乃知治史学应有史识，论史又与考史不同。吕东莱的《古史》，好像只就史记原文挑出寥寥数语，轻轻下笔，却能予人以一种极鲜明深刻之印象，使我们对当时史事有一番真切开悟。由他数句话，即可启发我甚大智慧。若我们尽读《史记》，不读他人读史记的书，也可能在我文学、史学各方面之聪明，老闷着不开。试问我有此一份天赋智慧，而让其窒塞埋没，永不发现，岂不甚可惜？
我上面所以提出要读人人必读之书，正因此等书已由许多人集中心力聪明研钻过。前人化上莫大功力，我只一翻阅，便可长我许多智慧。又如读《史记·贾谊传》，又读如苏东坡之《贾谊论》，也易引起一番心智开发。但若又读到王荆公咏贾谊的七绝诗，虽只短短二十八字，但荆公意见议论，又较东坡深入而允惬。如此读书，我之智慧自能逐步开广而深入。
当知智慧非经挖掘，不易发现。非经锻炼，不易长进。学人大病，即在自作聪明，不多读书，便要想出一番自己道理来与他人争胜，却不肯虚心跟人学习。如此，终是断港绝潢，决非做学问之正道。诸位循此方向去读书，读一书自然会像又走到另一新境界，心智日开。如此读书，自能意味深长，乐此不疲。这是从来做学问人的入门正道，诸位须好好认取。
以上所讲入门之学，却非专为初学人讲。当知此一番入门之学，可以毕生行之。学问本是千门万户，入了此一门还得入那一门，入门工夫随时运用，自己学问基础自然会愈广大、愈笃实、愈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