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便利店发展与消费趋势
5月14日，根据2021年中国便利店发展报告的数据，去年全国品牌连锁便利店规模达到将近20万家，销售总额达2961亿元，增速为6%左右。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便利店销售额增速虽然下降至2019年的一半，但和其他零售业态相比，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根据报告，去年中国便利店门店规模达到19.3万家，其中传统便利店114.4万家，增速约9%，基本维持2019 年水平，同时，疫情加快了部分品牌的关店速度。
去年便利店单店单日销售额为5167 元/天，坪效为63元/天，表现均略有下降。其原因是在疫情影响下，客单价虽略有上升，但来客数量下降较多。不过，疫情并未对行业整体的盈利性造成较大负面影响，样本企业的毛利为25.8%，净利为2.4%，均有提升。职工薪酬与房租占总费用六成以上;企业数字化投入进一步加码，提升至4.5%。
报告还对金牌门店的销售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数据显示，金牌门店单日收入基本维持在5000元以上，超过半数门店日收入超1万元，香烟与鲜食贡献了大部分收入，其中鲜食核心品类的收入占比远高于样本企业整体水平。金牌门店毛利率集中于20%-25%，与行业整体水平接近，但有近一半门店毛利水平超过25%，净利率表现普遍低于15%。
去年，便利店企业也面临着到店客流下降、关店、坪效下降等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应对市场变化，便利店纷纷加强自身的运营能力，更加重视自主品牌建设和鲜食商品。同时，七成以上的便利店企业建立了会员体系，加速布局线上业务，并以提升培训投入、提高人均薪酬来保留核心管理层和基层员工。
报告显示，在便利店租金成本、人力成本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商品利润率成为便利店营运的重要指标，而自有品牌产品通常能提供40%-50%的毛利率，或将成为未来重要的毛利贡献来源。以见福为例，这家福建最大的便利店企业通过自有品牌开发反哺便利店扩张，在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上投入大量资源，建立烘焙厂、便当厂发展自有品牌，同时强化与其他品牌的合作，如与三得利合资做咖啡，和安井在冻品领域展开合作等。未来见福还将进一步实现品牌扩张，与传统老牌与处于领先地位的便利店合作，做好产品研发，建立起自身的产品研发能力与配套制度、流程，沉淀为门店拓张的核心竞争力。
便利店企业的线下布局整体上在扩张，而从消费场景看，门店类型向以近场型业态为切入点的社区型门店拓展，便利店离消费者更近了。数据显示，接受调查的单个企业的便利店覆盖城市从2019年的11.5个上升至去年的14.3个;社区型门店的占比从2019年的30.4%上升至去年的52.7%。
在一二线城市布局区域饱和的情况下，人口占比达70%的低线城市成为了便利店布局的蓝海。很多便利店企业瞄准低线城市市场，渠道下沉进一步加速，将消费场景在空间维度上横向铺开。 “一二线城市的便利店市场数量趋近于饱和，市场竞争激烈;低线城市的市场饱和度较低，市场存在增长空间，品牌化便利店规模同样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便利店门店数量排名全国第二的美宜佳便利店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衡表示，很多便利店品牌开始布局下沉市场，但是从一二线城市转向低线城市的下沉市场的过程中，还存在一定发展瓶颈;下沉市场的消费者需求和一线城市的消费者需求有所不同。
毕马威中国消费品及零售行业战略咨询总监何颖表示，未来3-5年，以运营能力提升为驱动的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便利店企业聚焦的重要发展方向。其中店铺运营是支撑未来发展的核心立业之本，企业需围绕门店扩张、商品迭代与数字化能力等重点，来提升整体的店铺运营水平。
随着居民收入持续增加，消费升级成为驱动中国进口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经济日报携手京东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品质化、多样化、个性化消费将继续引领未来进口消费。
从消费品类来看，美妆护肤、医疗保健、母婴是当前进口消费最受关注的品类，2019年至2020年这三类商品消费额占全部进口消费额的71%。同时，宠物生活、电脑办公等品类的进口消费也在迅速增长。
从地域分布来看，2020年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是进口消费最多的城市;广东、江苏、四川、山东和浙江5省份进口消费规模位居前列。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年轻、女性、白领、高学历的消费者是当前中国进口消费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得益于不同城市消费者之间收入水平差距不断缩小，以及供应渠道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城市进口消费品类结构逐步趋同。与此同时，进口消费品类结构日益丰富，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从快递、网约车、家政等现代服务业，到手机、汽车、新能源等现代制造业，再到港珠澳大桥、北京大兴机场等超级工程建设，农民工群体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大众生活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与此同时，就业招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等许多热门话题不时围绕这一群体展开。
目前，农民工群体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其流动与变迁呈现哪些特征?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勾勒了这群“无名”建设者现状。
总量减少517万人
——农民工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下降，有受疫情影响的特殊性，也表明农民工总量已经从过去的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
“点对点”运输、复工专列、返岗专车……去年以来，为保障农民工顺利外出就业，一系列特殊举措让人印象深刻。基于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特质，针对这一群体，许多人首先关注的问题是：规模多大?
《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比上年减少466万人，下降2.7%;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比上年减少51万人，下降0.4%。在外出农民工中，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101万人，比上年减少399万人，下降3.0%。
本报记者查询比对统计数据发现，全国农民工总量是近年来首次出现下降。为何会有这样的变化?
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吴帅看来，总量变化背后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与农村整体人口数量的变化相关。按国家统计局释义，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随着近年来城镇化不断推进，农村户籍人口已相应减少。公安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1亿多农业转移人口自愿有序实现了市民化，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013年的35.93%提高到2019年的44.38%。户籍的改变是大背景。
其次也与上述统计口径中“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要求相关。“去年受疫情影响，一些农民工外出时间有所延迟，导致统计调查时时间尚不足6个月。”吴帅说。
另外，农民工教育水平逐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推迟，客观上也导致了农民工总量的减少。《报告》显示，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占比提高。在外出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16.5%，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在本地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1%，提高0.5个百分点。吴帅认为，这正是中国职业教育、技工院校招生规模扩大背景下，农民工群体出现的积极变化。
不过，将时间轴拉长来看，农民工总量近年来已呈现出增速下降的趋势，直到去年首次出现绝对值下降的情况，这样的趋势会持续吗?
“去年受疫情影响，农民工总量变化的确有其特殊性，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农民工总量已经从过去的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农民工资源有限性特征越发突出。”吴帅说。
流动半径进一步缩小
——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58.4%，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产业梯次转移，就地就近就业政策显效
跑过北京、上海、广州，干过销售、上过工地、待过工厂，七八年的走南闯北之后，“85后”周俊前年回到了湖南农村老家，安心在村里做起几门生意。“回来离家近，孩子老人都能照顾，再加上附近乡镇好多年轻人也都回来了，我同学里就有在县城周边搞水果种植的，还有养螃蟹的、办农家乐的，效益都不错。”
周俊解释，过去，想做点产业既难找人，也没技术，还缺销路，想成事不容易。而现在，返乡创业慢慢成气候，前几年过年回家，一进县城就能看到“欢迎大伙返乡兴业”的大标语。“我身边就有真把生意做起来的，光是供应县城市场就够忙活了，在家有活儿干、能挣钱，谁还乐意背井离乡呢?”周俊说，他看准了一个品种的葡萄前景好，正拉开架势圈地搭棚呢。
更青睐就地就近就业，这样的变化在数据中也有所反映。《报告》显示，农民工流动半径进一步缩小。在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7052万人，比上年减少456万人，下降6.1%;在省内就业的外出农民工9907万人，比上年减少10万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为58.4%，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省内就业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比上年提高1.6、1.3、1.8和1.0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吸纳就业的农民工继续增加。2020年在西部地区就业农民工6279万人，比上年增加106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22.0%。
吴帅认为，就业背后是产业支撑，农民工流动变化背后是近年来产业在地域间有序转移的成果，也是从中央到地方实施的一系列支持农民工就地就近创业就业等政策的成效。
从年龄来看，年轻农民工更倾向于外出工作。《报告》显示，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6.1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2.9%，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8.1%;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6.6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6.8%，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4.2%。
不过，整体而言，农民工平均年龄近年来持续提高。去年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1.4岁，比上年提高0.6岁。在各年龄组中，31-40岁占比最高，为26.7%;50岁以上次之，为26.4%。
过半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
——就业选择不仅看工资，也看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等多重因素;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适应度不断增强
跑快递、送外卖、开网约车、做家政服务……随着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的发展，大批农民工进入现代服务业，活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但与此同时，制造业“招工难”等问题也频频成为热点。当前农民工就业去向究竟怎么样?
《报告》显示，去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51.5%，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且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近几年已持续提高。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比重为48.1%，比上年下降0.5个百分点。其中，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比重为27.3%，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18.3%，下降0.4个百分点。
但若论工资水平，第二产业工资增长相对较快。《报告》显示，从事制造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096元，比上年增加138元，增长3.5%，增速最快;从事建筑业农民工月均收入4699元，比上年增加132元，增长2.9%。整体来看，去年农民工月均收入4072元，比上年增加110元，增长2.8%。
在吴帅看来，有关“招工难”的问题频频出现，也说明农民工群体的发展到了新阶段，从过去解决温饱问题到如今关注“发展”问题。农民工在行业和工作的选择上已不仅仅是看工资，而是会同时考虑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等多重因素。
眼下的就业选择也引发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一、第二产业中参与不足的担忧。“新生代农民工不愿进入制造业的情况现在比较突出，但同时，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制造业对技能的要求不断提高，这就需要不断转变社会对制造业的认知，大力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的提升。”吴帅说，目前，农民工总量告别过去的高速增长，也提出了在新发展阶段中国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提质增效的问题。
许多积极变化也在同时发生，例如进城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归属感和适应度不断增强。《报告》显示，进城农民工中，41.4%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83.3%表示对本地生活非常适应和比较适应。
从普工到技工，从农民工到新市民……农民工群体正在经历着新的历史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