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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灵恩
本文分六期发布
今天为第五期
他是一个从封建大家庭冲出来的叛逆者，也是一位从小山村走出来的红色先进，是一位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战斗在白区上海的亲历者与见证者，也曾是宁海特别支部的负责人。纵观他的一生，观照出他人生的基色是红色，他人生的底色是奉献。他的人生精彩而别样，彰显了一个勇敢的革命者应有的气度。当党组织出现经济困难时，他毫不迟疑地捐地献田，接济党的事业；当革命处于低潮，他勇敢地挺立与担当；当受到误会与冲击时，他选择了忍耐与等待。这是一个真正大写的红色战士，也是宁海红色历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选择汽车驾驶作为自己的职业，恐怕与他那时候受到革命思想的教育和苏维埃主义理想的影响不无关系，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是他青年时代的志向。事情还得从他在1933年与党失联后，先到上海建业汽车学校学习了汽车驾驶，后在该校当过教员，到福建等地当过驾驶员这段经历说起。
在福建时，他虽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事李兆杰回忆：他认识陈星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在浦城邮局工作的时候，记得陈星带来当时在武汉出版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的共产党报刊，另外陈星还给他送来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介绍《八路军》《十八集团军》等小册子。因当时是抗战初期，局内有一部分年轻职工参加当地青年业余抗日救亡组织“浦城青年抗敌后援队” ，陈星来了以后，也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教大家唱抗日救亡歌曲，如救亡进行曲、游击队歌等。陈星还在浦城县城内出发到江山南平去时一路写抗日救亡标语，在青抗队出版的《浦城抗敌日报》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特刊写过一篇《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当时国民党反动县党部还不让出版。也是在浦城邮局，大约是1938年下半年，陈星和一部分驾驶员寄了款，并写了信到新华日报去慰问八路军，新华日报把慰问信刊登出来，陈把报纸给他看过。陈星在浦城邮局大约不到一年，因不满浦城邮局局长的压制，被福建邮政管理局开除了。另一位叫李益同志是这样写的：记得1937-1938年期间我在福建省蒲城县读书的时候，经常在我哥哥李德钦工作岗位——蒲城县邮局玩，认识了邮局工人李昕同志，在李昕同志影响和教育帮助下，积极参加当时当地的抗日活动。有一次晚上，李昕带我到蒲城车站某旅社找陈星同志，那时他是汽车驾驶员。记得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关着门在房间里看书。这是我第一次认识他见着他，事后李昕同志对我说：陈星同志是上海劳动大学学生，思想很进步，我心里想可能是地下党，对他很信仰很崇拜。总之，我对陈星同志见过两次面，通过几次信，并经李昕同志的介绍，我在脑子里对他抱着尊敬和亲善的阶级感情，他的待人接物是热情的，特别是1941年我经济很危急时，他很慷慨千方百计设法给我路费回福建。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个大学生不为名不为利，甘当劳动人民，并把马列主义革命的思想传播给李昕同志，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和成绩。在蒲城当工人时，他敢与局长作斗争，不怕丢掉饭碗的革命英雄主义，给我青年人启发教育很大。由于以上的看法，我对陈星的印象很深，时时在想念着他，学习着他。他勇于革命，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的心坎上。”陈星在宁海恢复党籍后，1939年5月来到了丽水。那时丽水是国民党省政府所在地，中共浙江省委机关也从温州迁到了丽水。由于大批中共党员和爱国志士相继到来，丽水这个山城成了浙江省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陈星到丽水后住在丽水车站的司机宿舍里，当时在丽水工业合作协会工作的陈姓中共党员经常到宿舍活动，陈星接触后很快就和他认识了，后来相互往来较多，他们相互了解了思想政治情况后，他帮陈星解决了党组织关系，这样陈星在丽水参加了党组织，和他作单线联系。由于工作调动，1939年9月陈星的党组织联系人改为金以仁，1941年2月联系人又改为肖车，肖车调离后联系人改为徐仲植。此时国民党加紧 “防共、限共、溶共” 手段，形势日趋紧张。丽水的地下组织根据上级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转入隐蔽阶段。据陈星回忆，小车（肖车）和我联系不过几个月，到天气开始热起来的时候，大约是5月份，他也去解放区，又把我的组织关系交给徐仲植。1942年秋天，丽水沦陷，徐仲植同志从丽水迁往大港头，因为丽水至云和的公路已经破坏，从龙泉搭汽车不能到达大港头，交通很不便，见面很困难，我们用通信保持联系。后来我跌伤了，很严重，脑部受伤曾昏迷了二十多天，等我清醒过来，伤势略好一点的时候，大约是1942年冬天，发觉徐仲植同志好久不来信，十分怀念。我自己当时还不能行动，无法去找他，叫骆先青（他的父母是党于约1941年派去会稽山工作，把他留在丽水交给徐仲植，再交给我介绍在龙泉停车场做学徒，我离开龙泉停车场时，他仍在该场，学成后转在商车上服务，后跟车听说在江西赣州因覆车死亡了）专去大港头找，但是找不到，以后再也没有接到他的来信，我失去了党组织关系，解放后曾设法找他，也没有找到。据记载：徐仲植，奉化人。负责丽水铁工厂和城镇企业中党的联络工作（一说徐仲植是1941年至1943年丽水县的负责人）。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在失去上级联系的情况下，傅振军、张之清、林艺圃、徐仲植等在丽水及云和交界等处，以失业工人及小商人为掩护，隐蔽活动，虽环境恶劣，生活艰苦，仍坚持工作。1944年春，徐仲植奉命从丽水沙溪村动身去四明山区与浙东区党委联系。徐在途中失踪，下落不明。当时徐还交给陈星培养一名革命后代的任务（即陈星上述回忆中提到的骆先青），这个青年的父母在外地从事革命工作。陈星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视同己出，像亲人一样关心和照顾他的成长。据了解此事的人回忆：当时陈星还正在教育（培养）一个非常年轻的，（大约还只有十六七岁）工人，学习苏联列昂节夫写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是很厚的一本，陈星回来，他晚上就到陈星房里跟他学习。陈星是那么诚挚地亲切地，如教导自己的孩子一样，谆谆地启导他学习，一点也没有厌烦，也不疲倦。陈星在这个孩子身上是耗了很大的心血的，在培养他长成。可惜后来抗战胜利后，在一次车祸中，不幸因公受重伤不治牺牲。陈星曾来信很沉痛地说起，比不久之前死了自己的亲儿子还要伤心。还说起这个年轻工人死亡后，他的母亲曾来过，说他的母亲很像高尔基《母亲》这部著作里的那个不朽的母亲的形象。虽然陈星失去了在丽水的党组织联系，但他仍然以饱满的热情继续为党而工作，这在受他帮助启发的一个名叫潘月波的青年的回忆录中可略见一斑：“我和陈星认识于44年秋冬，约九月前后，在龙泉查田。那时我在龙泉查田浙江邮政管理局驻龙泉查田办事处文书组工作。陈星在龙泉城内浙江交通管理处，由同事李兆杰书信介绍认识……。陈星午饭后约我到庆元小梅方向公路上散步，陈星是那么健谈，又那么热情而诚挚，谆谆地启导我：叫我要多看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说这样对我热爱文艺会有更大的帮助。……教育我不要'特殊’，因为他在我房间里，看见墙壁上贴了许多写满欧西文学家语录的小纸条，如'生活即斗争’（高尔基）……等等，他说这样在群众中就显得'特出’，叫我注意防止。他说，一个战士应该懂得怎样好好地掩蔽自己，为了更准确地打击敌人！教育我要注意革命警惕。”“……说我和俞锦中（北上解放区后改名俞滨）的通讯，也有点像谈恋爱。像我的年龄，多交几个女朋友，谈谈恋爱，是可以的，只要不发生肉体关系。说俞锦中比我坚强。但又批评俞锦中不该和那个同学恋爱。叮咛我'以后通讯不谈政治。’有话，见面时当面谈。告诫我，和俞锦中的通讯，如果落在检查员手里，都是很危险的。说起看见我，使他想起过去的一个朋友，小同乡，也是宁海人，诗人白莽(实际是象山殷夫)，说也和我一样年轻热情，思想进步；第一次被反动派关进狱里，为他在伪国民党内做大官的大哥保出来后，一个人的本性是改不掉的，又第二次被捕，结果为反动派杀害，鲁迅先生曾写文章纪念他们。”“……他回龙泉后，我曾热情地去信，称呼他为我的老师。但他回信，却谦逊地说：'我不可能做你的老师，但将可以是你的一个永远有益的诚挚的朋友。’指出我有点脆弱，说一个文艺倾向的人，由于感情丰富，性格上就不免有点脆弱。”“……直到45年夏，八月中旬，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后，陈星才出差回来。和我同住在一个楼间内。一回来，即想影响我，在他初回来的一个晚上，他找我谈话，叫我离开当时的邮局，到工厂做工去。说是学修理汽车的机匠也好。说这样，对自己有好处，身体都会好起来，就是什么神经衰弱啦，都不会有啦！但我当时接受不了，甚至没有和他说话，就独自出走，长久徘徊在墨黑的公路上。回到屋间，我也没有和他打招呼，自顾自看书。当晚他躺在床上自己看书，也没再和我谈话。直到解放后，我才体味到，陈星叫我离开邮局做工去，完全是为了彻底改造我——那么热情纯洁，但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缺点的年轻人呵！”“……45年11月，当橘子上市的时候，正是旧政协前后，要求民主改革，要求和平的空气较浓，大家情绪都很高。陈星晚上来李兆杰楼上谈及时，曾向我们相约，将来路通了，大家都到解放区去找工作。陈星并说，将来和平恢复后，解放区交通事业也要发展的，他到解放区后，可以干老行当，开汽车。并说，将来如果分开，接到信，'到娘家去’'找你爱人’，信上说某月某日在某某地方会集，一定要准时赶到。陈星笑谈时，是兴致勃勃的。”这篇写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文章篇幅较长，文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如何认识陈星、以及在陈星的教育培养下如何成为一名进步青年的成长历程，从中也可以看出陈星在这段时间对青年进行思想工作的情况。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