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隆有：《左传》“三杯酒”

刘隆有

打开专记春秋史事的古典史学名著《左传》，读着读着就觉有一股酒气袭来，愈读愈浓，有的段落竟有些浓得化不开了，让人陶醉，让人扼腕，让人拍案叫绝，让人长歌当哭。其间，尤以田敬仲完与齐桓公、栾 与子重、寿子与急子间的三杯酒最富人文情怀，也最为感人。

田敬仲完与齐桓公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记：公元前672年春季的一天，齐国大臣田敬仲完在家中请齐桓公饮酒，正喝到兴头上，天却黑了下来，齐桓公命田敬仲完点起火把继续喝，田敬仲完拒绝了。他说：臣下只想在白天请主上喝酒，没有打算晚上还继续，所以不敢奉命。说罢，就恭恭敬敬地把齐桓公送出了家门。

这事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好理解。不过就是想多耗一会儿时间多喝几杯酒而已，不要说下级对上级，更不要说臣下对国君，就是一般的主人对客人，也不好断然拒绝的，至于吗？但是，在那个上层社会盛行长夜之饮，耽酒误事、酗酒成风的时代，田敬仲完此举却有着破恶习、正世风的示范意义。当时有德望有学问的君子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赞道：“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以君成礼，弗纳于淫，仁也。”说田敬仲完请人饮酒，表达了敬意，完成了礼仪就结束，不放纵过度，不因酒违礼，是仁义之举，是伦理道德在社交饮酒中的完美体现。这个评价很快被社会公认。从此，“酒以成礼”就成了人们社交饮酒自觉追求的一种境界和必须遵循的礼仪规范。

这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广为流传，遂生出几种不同版本，因为人们太喜欢其中蕴含的鉴戒意义了，而管仲又比田敬仲完名气大得多，所以后来的《吕氏春秋》记载此事，就用管仲取代了田敬仲完，故事也讲得更细了。一次管仲请齐桓公喝酒，暮色已降，而齐桓公酒兴正隆，就叫人去拿火炬，要与管仲来个长夜之饮。管仲是齐桓公得以称霸天下的第一功臣，又比齐桓公年长许多，被齐桓公尊为“仲父”，所以管仲对齐桓公的拒绝就比田敬仲完来得干脆明了，在说了我只请您白天喝，并没请您晚上接着喝后，就下了逐客令：“君可以出矣。”齐桓公不高兴了，说：仲父您已经老了，寡人还能和您同乐几回呀，请允许夜里接着喝吧。管仲诚恳地告诫齐桓公：主上错了。“夫厚于味者薄于德，沉于乐者反于忧”，任何事情都有个限度，过分重视感官享受就会放松道德修养，沉浸于享乐之中就会生出莫大忧患，厚此必然薄彼，樂极必然生悲。年轻时不警惕就会虚度光阴，老年时不警惕就难保晚节，我和主上都应勉力作事，“若何其沉于酒也？”这不禁让齐桓公想起此前一次醉酒的经历。那次太没节制，喝得晕晕乎乎地，把头上的冠都弄掉了。国君所戴之冠，乃君权神圣的象征，自己却当着众多陪酒大臣之面醉酒落冠，也实在太过失态，太有损于君上风仪了。这种不堪回首的举止，怎么能一再出现呢？齐桓公对管仲的罢宴，自然不好拒绝了。

究其实，若按《仪礼·燕礼》所记西周宫廷的宴饮礼仪，齐桓公的要求并不违礼。西周以至东周初期，宫廷宴饮原是可以白天黑夜连着来的，并且规定，天一黑，宴会大厅的东西台阶上，都要有专职人员高举火把，庭中和门外则要点起更大的火把，照耀得大厅内外一派通明，以畅酒兴。参加宴会的人们还可以喝醉，并且可以乘着醉意，在乐工演奏的名叫《陔》的乐曲声中，拿起自己席前没吃完的肉脯走下堂，在出门时赏赐给敲钟的乐工，颇似西方近代以来的小费，然后带着醉意出宫回家。尽管西周初年鉴于商纣王酗酒亡国的教训，曾对贵族饮酒作过严格限制，在我国最古老的文献汇编《尚书》里，就收有当年的限饮酒令，但无论古今，再严厉的宏观强调，也没有具体而微的制度和行事仪节来得实在，像《仪礼·燕礼》所述这样的礼仪行之既久，必然促成酗酒之风。所以当田敬仲完和管仲对饮酒礼仪进行革新，赋予礼以全新而积极的内涵，对齐桓公的君命断然加以抵制的时候，齐桓公这位明君也就欣然采纳了。

如果说历来为史家盛称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齐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征伐方面的具体事功，那么倡导“酒以成礼”，就应是其在代天子制礼作乐方面的具体事功之一。由田敬仲完、管仲和齐桓公倡行，由君子概括升华的“酒以成礼”，革除了传统社交饮酒礼仪中的不文明成分，而代之以“伸志行理”的伦理原则，为一个新时代的礼乐文化高调开篇，也将华夏古老的酒文化推向高度文明。今天，当各种时尚的“酒文化”铺天盖地，变着把戏出奇翻新，野花渐欲迷人眼，令人莫衷一是的时候，只要知道我们的文明史上早就写出过“酒以成礼”四字，什么叫恶俗，什么叫高雅，立马就一目了然了。

栾鍼与子重

据《春秋》记载，在公元前722至前481这二百四十二年间，列国之间共发生战争四百八十三次，《左传》对一些重大战事记述尤详，按从前的流行说法，“春秋无义战”，从人文伦理角度来看几乎没一件事值得称道，但晋、楚鄢陵之战中栾鍼向子重进酒却是一个辉煌的例外。

《左传·成公十六年》记，公元前575年农历五月三十日，著名的鄢陵之战爆发，晋、楚两国国君亲率大军，为争夺诸侯霸主地位而战。两军正杀得不可开交之时，担任晋厉公护卫工作的晋将栾鍼发现，面前楚军阵中的那面军旗，原来是楚国令尹子重的。与自己的军队拼死相斗的原来是子重率领的楚国左军！子重应该就在前面了。一段美好的回忆在栾鍼心中荡起一片温馨。

栾鍼曾出使楚国，受到子重的赏识和热情接待，彼此都对对方留下不错的印象，特别是其间的一次对话，让栾鍼常记在心。那是谈到晋、楚两国所崇尚的勇敢精神时，子重问栾鍼：晋人之勇，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栾鍼答道：“好以众整”，喜好军风整肃，行止有序。子重又问：还有呢？栾鍼答：“好以暇”，忙而不乱，从容不迫。自晋文公与楚成王之时起，晋、楚两国为争霸天下，已厮杀了整整一个甲子，这时候当着敌国重臣之面，谈论本国尚勇精神，照一般逻辑，无论如何都应大谈甚至只谈好杀斗勇、众志成城之类，咋也轮不到栾鍼称道的这些。栾鍼却别具只眼，唯论从容斯文，颇有一千六百年后苏东坡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三国周郎儒将风仪。事实上，好杀斗勇之类，在尚勇精神中，还只属于较低层次，而威武文明之师，才是不可战胜之师，栾鍼是把晋人尚勇精神推崇到了最高境界。

栾鍼独擅高格，一般粗人武夫不会买账，能欣赏者，唯有人文素养较高的知音，子重恰好就是，他虽然对晋人之勇是否已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尚持怀疑，但对栾鍼能这样表述尚勇精神却颇为赞赏。如今子重就在对面，君子相见，礼当进酒，也正好以之向子重证实自己当初所言不虚呵。栾鍼向晋厉公汇报了自己的想法，他说：“今两国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谓'整;临事而食言，不可谓'暇。”目前虽说我们两国正在交战，但倘若对好友不通使问候，就不能算是整肃有序;碰到事情异常就说话不算数，就不可谓从容不迫。我如今无法脱身出使前往，请另派人代我出使去向子重进一杯酒。晋厉公同意了，当即派使者前往楚国军中向子重进酒。

晋军使者见到子重，子重正亲自擂鼓指挥楚军作战。使者恭敬有礼地说道：我们君王缺乏做使者的人才，而栾鍼又正持矛护卫在君王身边，不能前来慰问您的侍从，只好让我来进酒。见到晋军使者，子重先是一惊，很快就明白：两军激战，还如此礼仪周全，当今之世，也只有栾鍼了。他不禁感叹道：栾鍼先生出使楚国时，曾和我谈到晋人崇尚的从容不迫，行事遵礼，如今使者前来进酒，一定是这个缘故了。子重恭敬有礼地接受了晋军使者奉上的酒，一饮而尽，然后依礼送走使者，继续擂鼓指挥楚军冲杀。

这天，晋、楚两军从早晨开战，直杀到满天星斗还未停止，拼杀得異乎寻常的激烈。但这小小花絮却以其儒雅的君子风度、经典的礼仪举止，让残酷的战争生发一丝人文的温馨。随着历史的进步，鄢陵之战中别的一些被旧史家极尽渲染的故事也许会魅力渐减，而栾鍼进酒这个细节却无疑会魅力日增。

寿子频敬急子

公元前696年，卫国人发动政变，将刚才做了三年国君的卫惠公赶下了台。《左传·桓公十六年》在追叙政变原因时，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凄美动人的酒故事。

卫惠公的父亲卫宣公是个荒淫乱伦的色鬼，先是与其父桓公的小老婆夷姜私通，生了个儿子，取名急子，并立为太子。急子长大成人，卫宣公为急子迎娶齐女为妻，因见这个齐国女子十分美丽，遂自娶之，号宣姜。宣姜跟卫宣公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叫寿子，小的叫朔子。急子的母亲夷姜失宠，上吊死了。宣姜和她的小儿子朔子又向卫宣公讲急子的坏话，卫宣公父夺子妻，本已担心急子恨他，再经宣姜母子进谗，遂设计要除掉急子。他命急子到齐国出使，密令刺客在齐、卫交界处守候，待急子经过时将其杀掉。寿子和朔子虽是同母所生，两人德行却全然相反，朔子奸邪，而寿子正直，富于正义感。寿子得知卫宣公要暗杀急子，就将这个阴谋告诉了急子，劝急子逃走。急子愚忠，宁愿被杀，也不愿违背父亲的意愿。寿子一心要救哥哥，见急子如此，便暗下决心，要替急子去死。在为急子出使齐国饯行时，寿子捧着爵，连连向急子进酒，心中血化为杯中情，一杯又一杯，满满地进上去;急子呢，既已决意去死，更被弟弟的深情感动，也就来者不拒，杯杯见底，硬是喝了个酩酊大醉。寿子乘机将急子出使所用旗帜插到自己车上，向刺客守候的地方驰去。急子酒醒，从后面赶来，见寿子已被刺客当成自己杀了，对刺客说：他们要杀的是我，与此人无关，请把我杀了吧。刺客于是又把急子杀了。两个哥哥都被杀，朔子顺顺当当做了太子，进而继任国君，就是前面说到的卫惠公。

这个事件在历史上十分著名，卫宣公的荒淫无耻，朔子的阴暗奸邪，寿子和急子的手足深情，在秦汉时期的文史作品中都有生动的记述，《诗经》里的《新台》、《二子乘舟》，即专门为此而作。而最让人感动的，还是史书中所记寿子向急子的进酒，杯杯都以生命相许，都令天地动容。笔者阅读所见，这是人间最深情最凄美的一次进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