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老街的记忆》之四：生不逢时罗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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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海珊的老家在原黄林桥公社高峰大队六小队。现为卸甲坪土家族乡天星堰村，是个山青水秀人杰地灵的好地方。

罗海珊的父亲罗传家，经过多年含辛茹苦、打拼经营，在天星堰建起一座豪宅大院，大院气气派派，鹤立鸡群，令人羡慕，罗家逐渐成为当地的富裕大户。

上世纪三十年代，活动在湘鄂边界石门、松滋、五峰的大土匪殷超部窜到天星堰，抢尽罗家财物，并一把大火烧掉了罗家大院。从此，罗宅不曾修复重建。罗海珊也因长年在外任职，后又入刘家场老街“魏春和”家，做了上门女婿，顾不上过问老家之事，任由宅院荒废败落（后殷超土匪被贺龙红军消灭）。

罗海珊在老家娶有一妻，生有二女一子。因罗长期在外工作，久不居家，妻子耐不住寂寞，和家中一长工有染。罗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未声张。这位烙有传统伦理观深深印痕的老学究，场面上之人，毕竟在外面喝墨水多年，看过万千世界，芸芸众生，深谙寻常百姓之间缠绵情事颇多，深知世道已变，人心不古。没有兴师问罪，充分体现了一个大男子不为一小女子的出轨而大动肝火的开阔胸襟。当时还不时兴离婚，离婚是个新鲜事。罗没有一纸休书休掉妻子，而是悄悄到县府办理了离婚证书。罗开了松滋有史以来办理离婚证书的先河，成全了其妻和长工，并奉送五十块大洋，让其悄然离家。这真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大举动。如此夺妻之恨，罗却有宽大为怀之心，在不动声色中将家中丑事逐渐化解平息。这真是难以置信，常人难以做到的。

自妻子走后，留下了姑娘和儿子。罗海珊给儿子取名为罗厚群，寓于厚德载物、卓而不群之意。

罗海珊对大儿子厚群非常钟爱，尤其对他的学业十分注重。启蒙时，由他带在身边，在自己创办的学校里读书，乃至长大成人后，又送到外地深造。抗战期间，罗厚群又随学校迁到昆明，后作为插班生进入西南联合大学学习。罗厚群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美好时光。（原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组成，在该大学读书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国防等各条战线骨干力量。这是一所写满奇迹的学校。）

抗战胜利光复后，罗曾在汉口“民众乐园”旁的一所中学任过教。一次，父亲罗海珊到省城办事，顺便看望了儿子。因厚群素来简朴，只是以罗卜小菜招待其父。父子俩吃得津津有味。父亲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对儿子的作法未加责怪，而是赞赏有加。

罗厚群还曾到过美国、英国等地，会四国语言，尤其对英语钻研甚深。他还会绘画，善长书法，写得一手龙飞凤舞的好字。

罗厚群还到台湾大学读过书，他的校友,国民党《中央日报》主笔殷海光也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殷逻辑学造诣颇深，在大陆时就兼任过南京金陵大学副教授。台大校长付斯年也曾聘殷到台大任教。

罗厚群的校友们个个都有建树，唯有他是满腹经纶无用武之地。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他老子罗海珊的缘故。

解放初期，他被分配到重庆卫生部门工作，任科长，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女友，该女友出生大地主家。1951年，罗厚群被清退回家。罗回返家乡后，和女友关山阻隔、音讯皆无。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就此打住，空留不能释怀的别离愁绪永存心头。

国共相争，江山易主。因父亲罗海珊被新生政权所镇压，他成了天生的地主反革命的狗崽子，被无辜的推上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风口浪尖，成了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命运从此急转直下。

开始，他曾随继母魏毓芳在老街住了一段时间。他整天一套学生装，戴一顶学生帽，在老街晃来荡去，无所事事。

后因种种原因，也许是生活习惯，还可能是居家环境的变化及各方面人际关系融洽度有关吧，再则，他和继母年龄相仿，同居一屋，男女有别，多有不便。继母也无工作，生活拮据，难以为继。老子不在了，他在魏家已不能存身，只好回老家种田。

老家天星堰已没有房屋可住，他姐姐罗进秀见弟兄回家没有挨靠，只得让他住进自己家中。外甥叶发曙对这个大学生舅舅的回家也很欢迎，亲情使甥舅俩的关系相当融洽。

这个从小就随父在外读书、继而又失去了父爱与母爱的学生娃，从此没有了庇荫，只能自食其力。但他又能做什么呢？他从小就生活在富足的家庭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个横草不捡、竖草不拿的公子哥。从来就没有干过农活，但为了生存，从此放下大学高材生的架子，融入乡亲中间去。他便开始学干各种农活，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在家乡的泥土气息中，低调、顽强地生活着，体验着稼穑的艰辛与快乐。

他满肚子学问，却在黄土地里派不上半点用场。

最让他痛苦万分又无可申辩的是，他被戴上了地主份子的帽子。

历史往往充满诡异的变数，在不经意中，会彻底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无一人能够逃避而隐身尘世之外。罗厚群还未来得及编织未来的生活，便过早的经历了人生的悲欢起落，他年轻丧父，目睹家族由盛而衰，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世态炎凉，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每逢什么政治运动一来，在无休止的学习会、汇报会、批斗会、声讨会中，他都成了首当其冲的对象。在公社、大队开四类份子会从未少他。因他有个被枪毙的老子，又是一个有文化、有学问的知识份子啊，那时有文化的就是罪恶、反动！

在生产小队里，他是被管制的劳动对象，要求他日不出队、夜不出户、划地为牢。更是不准乱说乱动，随叫随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且每次开斗争会，批斗自己的会标口号，都由自己来写。并且亲自贴在队屋的墙上。他在队屋的正墙上画了一幅“大海航行靠舵手”，大船画得象真的一样，正乘风破浪，驶向远方！这也是他唯一能感到轻松，抒发情感的时候。只是他这条小舟无缘和大船并驾齐驱。不过可以感到微小安慰的是，这是队里给他派的最轻的“活路”，画一天，可以记一天全额工分。生产队里最重、最累、最脏、最危险的活、理所当然归他所为了。

他忠厚老实，夹着尾巴低调做人，从不惹谁顶谁，但老家的乡亲们却从不放过他。那个批啊斗啊……只要门外锣声一响，口号一呼，他就哧赤得灵魂出窍、两腿发软，赶忙出门去迎接大字报。在批斗会场上，他要祝伟人万寿无疆，瘦人身体永远健康！然后，自报家门：我是大党阀、大学阀、大反革命罗海珊的孝子贤孙，向广大的贫下中农请罪。如果声音太小，就说你态度不诚恳，思想上没有真正和反动老子划清界线。反正稍有不如意，便拳头、耳光、棍子上了身。弯腰九十度、架土飞机、游乡更是家常便饭。有时甚至让他站在板凳上，脖子上挂几块土砖，头顶毒烈的太阳，晒得红汗白流、乌焦巴弓。那些勇敢的革命斗士们却像欣赏一个动物一样，无动于衷，漠然处之。尊严尽失，斯文扫地啊！

他是一个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人，谁都可以打骂他、欺负他。须知他从娘肚子里一出生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生娃啊。这个昔日风度翩翩的少爷公子，何曾受过这般苦痛。他注定要历经坎坷与磨难。他稚嫩的肩膀好沉重哟！父辈已逝，但其罪过却要全由他来扛，由他来赎罪。

由于形势所迫，那些在贫瘠土地上刨食的贫下中农同志们，那些朴实的山民，那些和这位同住一片山林、同饮一口大堰水的同乡兄弟，总是要对这个无职无权又无势的学生哥痛下毒手。怨谁？怪谁？十年动乱是个无法无天、人人自危的荒唐年代，整个社会都处于大躁动，全民大狂热之中。

有一首歌里唱的好：幸福在辛勤的劳动中，幸福在辛苦的汗水里。可那是个勤劳也不能致富的时代。那些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们到头来还是一穷二白，始终未能摆脱贫困生活，贫穷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罗厚群除了精神倍受煎熬外，生活也极为困窘。在他那低矮、阴暗、潮湿的住房里，堂屋正中便是两块缺了角的土砖，架着一口黑乎乎的破顶锅，只要一生火，满屋都是烟熏火燎，呛得人满眼泪水。整个屋子里都是黑古隆咚的，光线极暗。在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张用几根树棒子绑成的架子床，床上放着一床破棉絮，人只要一坐上去，这歪歪扭扭的架子床就会发出“吱吱哑哑”的响声。这就是一个昔日锦衣玉食的大学生的家啊！令人心酸、唏嘘不已，真正一介寒士也！

俗话说，富怕来贼，穷怕来客。一次，老街张海如（罗厚群的姨父）的儿子张万本到天星堰有事，顺便到姨老表罗厚群家里去看看。罗见老街里来了亲人，非常高兴，连忙搬来一把破椅子，热情招呼道：“稀客稀客，今天就在我这里玩一天，我来给你搞饭吃。”说着扫了一眼屋里大堆小堆的红苕、包谷、洋芋，两手一摊，无奈的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我们就来烘（煮）苕吃吧。”张看了这个凄凉景象，心中一阵酸楚，坐了一会儿，就道别老表，饿着肚皮走了。

在那个时代，罗厚群白天一身汗，晚上一抹黑（煤油灯），苦熬时光。

那时，还流行一句话：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落实过。你如是入了另册，表现再好也是枉然。罗厚群的例子就是实证。

这个“成份”，这个害人的“血统论”，它害了多少人啊！它象一座沉重的大山压住你，似一道紧箍咒一样牢牢地套住你，让你动弹不得。你入党、当兵、进工厂、乃至结婚，都有这道关口死死地卡住你。它埋没了多少人才、又拆散了多少恋人与家庭啊？

罗厚群感念时艰，时常独自悄悄爬上家乡的高山，用无助的眼光叩问苍天，胸中涌动着不可言说的隐痛与困顿。那冷酷的人情冷暖、那痛彻心骨的皮肉之苦、那炼狱一般的心灵体验，如鲠骨在喉，不能排遣。他如洈水河里一叶无舵无桨，又茫然无助的扁舟，在惊涛骇浪中沉浮，在湍急的漩涡中时隐时现，无所适从，不能左右、不能自拔，更不能隐逸而去。小舟将漂往何方？何处又是尽头啊？

人生的命运可以自己选择吗？但是个人的选择，在历史、政治的挟持之下，当是何等的困难啊！

无怪乎，享誉世界的奥地利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原我”、“自我”、“超我”。这位羁身深山的中国知识分子、罗厚群只能永远停留在“原我”的层面上，不可能完美“自我”，更弗论“超我”了。

这也应了这位外国先哲的惊叹：“人生是多么不容易啊！”

这一串串揪心的苦涩往事，在罗厚群的身上演绎着，显现着一段沉重而悲怆的历史，他的青春年华在无望中被消磨、被吞噬。

人生识字忧患始，百无一用是书生。叹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他默默无闻地感受着古往今来中国寒士的困惑与清贫。

云开日出，阴霾尽扫，使中华文明元气大伤的文革终于结束了。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地富反坏右，经过群众评审，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其子女也一律定为公社社员。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等，主要看政治表现。

这真是一件顺应民心的大好事。它掀掉了压在人们身上的巨石，砸断了头上的紧箍咒。一个庞大群体的命运将从此改变。

罗厚群这个所谓的“四类分子”也可以扬眉吐气了。一个“人整人、人斗人”的时代终于完结而寿终正寝，成为后世人永远心痛的历史记忆。

老街“付同利”的后代，一位富于同情心的付老师，怀着惜才之心。他在卸甲坪任教十余年，后在庆贺寺学校任过校长。他曾将罗聘请到学校任英语老师。但罗因年岁过大，身体和心灵受到长时期的摧残和屈辱，因牙齿脱落发音也不准确了。他已不能胜任教师工作了。那位好心的老师只好惋惜地放弃了这一义举。

罗厚群被摘帽平反后，省里的有关部门为落实政策，也曾专门派人将罗接到武汉，给他安排了工作，几个月后，也因身体原因将他送回老家，交由村里照顾。村里便安排黄甫刚的儿子黄寿男照顾他。黄寿男的父亲黄甫刚曾忠心服待罗海珊多年。这两对“父子”真是有缘啊。

黄寿男精心周到，悉心照料，端茶递水，煎汤喂药，无微不致。过了几年，疾病缠身、终生未娶的鳏夫罗厚群带着遗憾，在黄寿男的怀中离世而去了。

恨西风不庇寒蝉，终将斯人掠将去。罗厚群如秋天里的一片黄叶飘落，无声无息……

这位才情斐然的山乡才子就这样走了。人生无常，逝者如斯，残生不再，永驻天国。

魂离君行远，冥冥归西去。黄泉无客舍，今夜宿谁家？

在一个莺飞草长的春日里，笔者和那位姓付的老师结伴而行，到天星堰去踏访了罗厚群的归宿之地。

在一位村人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一处幽静的小山谷，在一块狭小的玉米地旁，我们见到一座用小片石堆砌的小坟墓，坟头上长满了野草和野花。罗厚群就孤寂地静卧其中。坟墓既无墓碑可以辨识，更无墓志铭可释读。只有墓前一株笔直挺拔的小树随风轻轻摇曳，凄凄然地陪伴着墓中的孤独者。

我怀着无以名状的复杂心情，围着墓地走了一圈。心中默默地和墓主作无言的对话：“我从你父亲及你生活过的刘家场老街而来，我们素不相识、从未谋面、且毫不相干，仅仅凭吊追思而已。”无以为祭，我轻轻地摘下一朵无名小白花，缓缓地放在这座无名的坟头上……

刘家场新貌（杨祖明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