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东栅故事——仙潭书院的第一任“院长”

在新市东栅的“尤家潭”南侧，晚清时期这里建有一座“仙潭书院”，当时首任该书院的“山长”便是晚清著名学者、经学家、哲学家沈善登先生。

一 、沈善登先生任新市“仙潭书院山长”缘起

沈善登先生（公元1830—1902年）是靠近新市的浙江桐乡人。据著名地方史学者郁震宏先生考证，沈善登，字尚敦，号谷成。沈善登先生饱学经纶，为晚清进士。在易学、佛学、书法诸领域尤见精研，成一代大家。据桐乡方志介绍，沈善登先生拜于晚清名臣及著名学者张之洞门下，中年登科进士，因忧于时局而不图从政，寓居苏州，潜心于读书著述、拜佛、游学访友，兼顾舆图及公益诸事。当年身居要臣之位的张之洞极力推荐高徒沈善登出山从政，但他无意从官，孤诣专研经学不辍。他与社会文化名流广泛交往，特别是对经学造诣很深的人更是五体投地，他与德清俞樾先生往来甚繁，书信频仍于训诂考辨。笔者在查阅1931年作家冰心整理的《俞曲园书札》一书中，找到了两封当年俞樾写给沈善登的信函——《与沈谷人庶常》两则，信中都是关于学问上的研讨，坦陈抒见，堪称大家风度。

新市“仙潭书院”确切开学时间无考，但其筹备期较长。据清末费梧所著《新市镇再续志》载，仙潭书院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已由钟炳熙先生捐资着手筹备。原计划在光绪十七年二月（公元1891年）开课，由德清经学大师俞樾先生聘邀翰林沈善登先生出任书院山长“掌教执院”，并撰碑记事，但俞樾《仙潭书院记》的立碑日期是光绪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从筹建到立碑花时达二十四年。当年俞樾先生与新市“仙潭书院”发起人钟丙熙先生（字桂溪）是同窗好友，俞樾父亲俞鸿渐先生在新市也曾经开馆授徒多年，致力于新市办学鸿业，所以乡绅钟丙熙先生将“仙潭书院”的筹建工作托付给德清经学大师俞樾先生是明智之举。年愈古稀的俞樾先生接此任务后倾力投入，鼎力扶助，对于沈善登先生出任“新市仙潭书院山长”一事，俞樾先生也是经过深思熟虑权衡之后才决定下来的。

二、沈善登先生出任“仙潭书院山长”名至实归

既然由俞樾先生担任了“仙潭书院”的筹备工作，体现了当年钟丙熙先生对于办学的远见卓识。晚清时期正是民间私塾创设的全盛期，但从新市实际办学情形看，有规模、有质量的治学环境尚未创立，此次“仙潭书院”正是为新市千年历史的教育治学填空补白。关于“仙潭书院山长”一职，其职设是由来于传统书院的规制编排。据有关资料证实，“山长”一词源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某一名士的治学经历，此人隐于南岳开坛讲学，因为讲学者学识渊博，满腹经纶，所以响应求学的人趋之若鹜。后来，人们将这位隐于山中开坛讲学的名士称为“山长”。随着隋唐后的书院兴起，人们将“山长”一词用于书院主持人，专门聘请德才兼备或科第出身、受人尊敬的大学者出任其职，掌教院务与书院主讲，担负着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清代《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一百九十九卷中，专门对“山长”一职的要求有了具体的内容：

凡书院之长,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

这段话就是说，选“山长”应该注意被选者通晓经学，品行端正，而且可以作为读书人的楷模，这样的人应当重金聘请。对照新市“仙潭书院山长”一职，俞樾先生择定沈善登先生出任是慧眼所察。新市方圆百里之内，像沈善登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经学泰斗，无论人德或学品，均高山仰止，无人能出其右。所以，俞樾先生认为，沈善登先生出任“仙潭书院山长”，是当之无愧，名至实归。

三、“山长”沈善登先生从教“仙潭书院”行迹考

根据历史资料查阅，沈善登先生晚年应聘桐乡“桐溪书院山长”及德清县“仙潭书院山长”，从事教学约20年。光绪十年（1884年）自上海返里，见老屋破漏，邻舍荒凉，不可复居，一度迁居海盐。59岁时避地沪上，住美国租界豫顺里寓庐。这一年沈善登先生大病，至65岁时失明双目，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73岁时去世。

从以上资料看，沈善登先生虽然出任“仙潭书院山长”，但真正没有从事实际的“掌教执院”工作。因为“仙潭书院”筹建工作拟定于公元1891年方可结束，这一年沈善登先生已避居上海美国租界，并染上了大病，不久双目失明，直到1903年溘然长逝。所以，根本没有条件只身来新市“仙潭书院”亲自从教。而筹备期时，当俞樾先生关于“仙潭书院山长”向沈善登先生发出任职诚聘，此事必邀其赴新市考察坐谈，予以确认。沈善登先生对俞樾先生的邀聘，也必定会欣然应允。由此推定沈善登先生出任“仙潭书院”一职，很可能是在“仙潭书院”的筹备期。这期间，沈善登先生接纳“山长”一职，他对“仙潭书院”筹备设计，必然会提出个人种种建设性方案，为“仙潭书院”的完美设计与顺利筹建开学，作出了自己的奉献。

沈善登先生作为新市“仙潭书院”第一任“院长”，虽然没有直接“掌教执院”，但他参与了“仙潭书院”的设计与筹建，其“山长”的学识名望让“仙潭书院”形象具备了高度，也为这座书院以后的办学质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