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口罩”等同于“口罩”吗？

【经岚观察】20002

“戴口罩”等同于“口罩”吗？

——疫情防控的环境与经济思考（之二）

文/李志青

疫情仍在继续，继武汉之后，浙江、江苏、广东省份等陆续有城市出台各种“封城”措施，相信众志成城之下，战“疫”必将取得胜利。紧张战“疫”的同时，我们也要推进各项本职工作，在“环境经济学”课程的备考过程中，让我们一起对疫情防控开展环境与经济思考。今天来说说疫情防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口罩”（本文中的口罩是指具有防病毒功能的口罩）。我们先来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口罩究竟是“私人品”还是“公共品”？这个问题很重要，关系到后续诸多的政策选择。

口罩其实一直都很重要，是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在医院里，在雾霾中，甚至娱乐圈中，都可以看到口罩的影子。经济学对口罩的研究也在与时俱进，比如有专门研究通过口罩销售统计数据来测算雾霾严重的日子里生态环境的价值水平，我的一个朋友甚至专门投资去生产口罩。

口罩的基本用途是用来保护个人健康，这意味着口罩是一种典型的“私人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显著特征。同时口罩还是“刚需品”，面对疾病、面对雾霾，可以不用它吗？当然不可以。但即便是作为一种刚需的私人品，口罩在众多商品中却相对“低调”，一直以来并没有引起过什么波澜。这是因为，一是口罩的需求有其特定条件，需求量并不会在短期内被无限放大，二是其生产工艺较为简单，供给上并没有很高的门槛（尽管医疗口罩生产是需要“牌照”的）。按照经济学对市场结构的界定，口罩市场就是典型的自由竞争市场，也就是所有市场主体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无法去影响价格。作为消费者，要买口罩，就得付费。作为生产者，要卖口罩，也只能获得“正常利润”。

这一切无可厚非，如果没有当下这场疫情，经济学对口罩的研究可能也就仅止于此了。但受疫情影响，口罩一下子被“高调”起来，除了出现“一罩难求”、口罩限购、囤积居奇倒卖口罩、北欧式排队买（领）口罩之外，有观点还提出根据市场经济规则，应该允许高价售卖口罩等等。口罩究竟怎么了，它还是经济学眼里那个不起眼的普通“刚需私人品”吗？在全面开展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口罩是否有必要“免费”发放？以及口罩市场是否需要实行全面的计划管控？

如上所言，在一般情况下，口罩属于私人品，这毋庸置疑。但在疫情爆发的当下，它还是私人品吗？判断一种商品是私人品，还是公共品，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是这种商品是否有外部性（正外部性），也就是其社会收益是否大于私人收益。与往常相比，口罩的收益结构发生什么变化了吗？先来看看相关医疗机构的公告，其中有一条“建议居民外出时佩戴口罩”，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通过口罩来切断病菌的传播，这既对戴口罩的人有好处（不被他人传播），也对社会有好处（不传播给他人）。在疫情期间，总体上来说，戴口罩对社会的好处还是大于对个人的好处。一是因为不传播病菌，二是不被他人传播而的病，从而节约了稀缺的社会医疗资源（感染患者可以得到公费治疗）。

就此而言，口罩就此转身变为“公共品”了吗？其实不然，在以上分析中，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佩戴”口罩才能实现系列社会收益，也就是只有当口罩与戴口罩的行为组合在一起时，口罩才能发挥其正外部性的效用。这样的组合效应并无法改变口罩本身作为“私人品”的属性。换个例子，以义务教育为例，这是典型的“公共品”，但义务教育所用到的书本、教学设施设备也都是公共品吗？显然，离开了义务教育这个行为场景，书本、教学设施设备本身并不能构成公共品的必要条件。再比如交通基础设施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品”，但不等于用于建造基础设施的钢筋水泥也就是天然的“公共品”。

也就是说，“戴口罩”与“口罩”是两回事，疫情等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可以改变“戴口罩”行为的属性，将其从自由性选择的“私人行为”转变为强制性选择的“公共行为”，但却不能就此直接改变“口罩”本身的私人品属性。一则，即便在疫情期间，口罩的使用仍然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显著特征；二则，即便在疫情期间，口罩的整个生产和消费体系也仍然服从市场经济对资源的基本配置规律。

不过，疫情对“口罩”属性就没有任何影响吗？实际上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是通过施加于“戴口罩”行为间接作用于“口罩”的。当“戴口罩”行为一旦升级必需的“公共行为”后，受此影响，作为这种行为的最重要构成，“口罩”也就显现出一定的“公共属性”。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口罩在极短时间内从“一般私人物资”一下子变为了“战略公共物资”（因为这种物资的供应已经严重关涉到社会安全）。正是这一快速变化才造成了“一罩难求”、“北欧式排队”等短缺现象。事实上，这样的短缺无疑将连带着进一步作用于口罩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及其价格。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