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日记】新能源发展的新起点
【历史回顾·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日记】（之二）
哥本哈根：新能源发展的新起点
文/李志青
来源：《中国能源报》（2009年11月23日）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在即，国际社会高度关切，众多知名媒体都开足马力围绕国际气候议题进行深度报道，关注的核心主要集中于本次大会的预计成果上，尽管相关各方都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和博弈，但就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而言，前景不容乐观。12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推迟出席哥本哈根大会的行程，只参加最后一天的大会，在美国政府面临国内巨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出席时间的变化将意味着美国已经没有任何让步的可能，最多只会停留在2020年减排17%的目标上，与国际社会的期望差距甚远，这也同时意味着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将无法取得突破性的成果，那么，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这样一个“失败”的大会究竟会带来如何的影响呢？尤其是对与之紧密相关的新能源行业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从初衷上来看，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希望达到的减排目标是实现“2度”的减排水平，也就是要在2050年前将全球二氧化碳按照1990年水平计算减排80%，并根据这个目标来划定各个阶段的减排时间表，比如到2020年至少减排25%-40%。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欧洲社会，其他所有国家提出的目标都无法实现这个目标，即使是欧洲社会，从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情况看，它即使提出了目标，也未必能实现这个目标。因而，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取得预期成果的最大难点其实并不在于各国政府的表态，而是实现各种减排目标的具体对策和实际行动。其次，从各国参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动机来看，出于各国具体的发展阶段和政治经济情况，显然并非完全基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出发点，总体上看，国家层面最为重要的考量仍在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利益，以美国为例，至今国会仍然不肯为政府的减排承诺做出背书的原因即在于，他们认为政府还没有彻底弄清楚超水平减排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因此只能许诺现有政策下所能实现的减排水平。在这一点上各国政府的底线其实是一致的，谁也不会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去过度减排。当然，这里面也不乏支持的声音，但支持的主要出发点仍在于获得利益，以新能源行业为例，最大程度上的减排框架自然会在短时间内刺激市场需求，带来行业的井喷，从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点。应当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即便“失败”了，但无疑也是一次“正确而理性的失败”，对于新能源行业而言，“正确而理性的失败”必定是好于“错误而疯狂的成功”。
在目前的情势下，也许很多人对新能源行业发展开始持悲观态度，在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一轮大规模扩张后，受有限的市场规模制约，全球的新能源产业自年中以来便呈现出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状况尤其突出，以至于到8、9月份开始，政府便开始出面降温，希望新能源产业能控制产能，实现良性发展，此次哥本哈根大会的情况似乎也在印证之前的判断，也就是如果各国无法在二氧化碳总量控制上达成协议，那么就很难将减排转化为市场需求的动力，各国政府也不会对新能源应用出台更多的补贴政策，但殊不知，哥本哈根“正确而理性的失败”其实是在给广大的新能源产业带来福音。
如果回顾新能源需求市场的发展轨迹，就可以发现，新能源的应用主要取决于各国政府的补贴政策，尽管各国的补贴方式有所不同，比如欧美主要补贴给消费者，如“百万屋顶计划”，而中国主要补贴给生产者，如“金太阳计划”，但殊途同归的是，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新能源的应用成本，为新能源利用创造了更好的便利性条件。但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这种补贴的力度总体上来受经济衰退影响而大打折扣，或是取消了更多的补贴，或是降低了补贴幅度，造成了市场的萎缩，而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却又不得不鼓励新能源的投资性生产，带来大量的产能，一正一反的效应，最后便在国家既有的二氧化碳减排基础上，出现了所谓的“产能过剩”，从中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新能源产业的“产能过剩”其实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政府的政策有关，而与国家的二氧化碳减排水平无关。
因而，要看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对于新能源产业的影响，其出发点仍应在于以上两点：经济发展与政府政策，那么为什么说相对理性的会议成果会有利于新能源产业发展呢？如上所分析，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决定了新能源市场的消化能力，从各国经济状况出发做出的减排水平决策首先是有利于各国从经济危机中尽快复苏的，也当前正开始出现经济复苏的势头下，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让应对气候变化议程影响到全球经济复苏的趋势。这是因为，只有更好的经济表现，市场才能有更大的能力去消化新能源这种“奢侈的”能源品种，政府也更加有能力去开展各种补贴计划，进一步提高其市场化程度，这是其一。其二，新能源产业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寄予厚望的重要原因在于希望以此来消化产能，但实际上，新能源产业产能有所过剩在投资和供给方上的根源是在政府的支持政策，而另一方面，政府却是不可能为了满足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需要去实施不利于经济整体发展的“过度减排控制”政策。因而，真正能从供给层面解决新能源心头之忧的便是政府逐步退出“新能源的投资和生产性刺激政策”，让市场自身去做出投资决策，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的供给方源头。其三，另外的一个利好便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无法达成总量控制上的国际协议，但必定会在减排的基本目标、方法和工具上形成某种共识，从而加快各国在减排机制上的建设速度，任何微小的实质性进展对于现有的新能源行业都不是一件坏事，值得庆幸的是，通过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越来越多的大众开始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加以时日，新能源作为一种绿色能源必将得到更多的认同。
总之，从全球二氧化碳减排的角度看，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也许不会那么成功，但这绝不意味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的终结，相反，经过理性的研究和认真的准备，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能源等行业必将获得真正健康而长期的成长。哥本哈根将成为新能源发展的一个新起点。
（李志青 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