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越族和俚僚
古代的濮和越、百濮和百越是一个民族，在一些文献中所记载析濮和越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濮是我国南方古老的族系之一。最早记载的史书是《竹书纪年》和《大戴礼》。殷商和西周时期，基本地区或中心一带，应在长江以南洞庭湖地区和五溪一带。其文化影响，南边可能到达长沙或长沙以南地区。西南末年以后，随着楚在江汉地区的崛起，濮的领域不断被楚所蚕食，活动范围也逐渐缩小。在楚的强大军事压力之下，其中心已萎缩到五溪一带。
古代的濮和越、百濮和百越是一个民族，在一些文献中所记载析濮和越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从楚国诸书记载对濮越不加区别，前后混称或言及江南、江汉之地称濮而不称越，言越而不再言濮等情况看，在楚国的南方，只有一个人数众多、部落分散的大族群，对他们有时称濮或百濮，有时又称越或百越。
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杨权喜先生认为：“鄂东南地区出土较多的印纹硬陶、拍印的间断形纹陶、带泥的陶器、铜鼓、大铜斧等具有越文化因素的遗物，这带应为越族活动的区域，濮即越。”在楚的军事压力下，濮大规模移居西南，与当地的越人混居，以致汉晋时期的文献把西南地区半侗语诸民族先民均称为濮。壮放自称布僮、布依、布雅依和布依族自称布依的布，都是古代濮族名称的遗留。
西南地区之濮人，有记载始于左思《蜀都赋》载：“东有巴，绵亘百濮。”《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属有濮、苴、共、奴、夷之蛮。”川南亦有濮人。《华阳国志》蜀志》载：“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住）[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会无县，西汉时置，东汉、蜀因袭。治在今四川会理，辖今会理县北部及会东、宁南、米易等地。
黔西、滇东南有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汉杀郎竹王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同书又载：“兴古郡……多鸠僚、濮。”“谈槁县，有濮、僚。”谈槁故治在今云南富源县城附近，北抵盘江，西至南北盘江源头一带，东接贵州盘县。滇黔桂交界之句町亦称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句町故城在今云南广南。此外，云南之富宁，广西之西林、隆林、田林等县亦属其辖境。
古越族
古越族，是百越地区越人各部的统称。先秦古籍对长江中下游以南沿海地区的部落常统称为"越"，文献上也称之为百越、诸越等，包括"吴越"、"闽越"、"扬越"、"南越"、"西瓯"、"骆越"。"越"或"百越"都只是一种泛称，并没有形成民族，泛指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古代部落。
历史渊源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也就是从当今的江苏南部(苏南)沿着东南沿海的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西、越南北部这一长达七八千里的半月圈内，是古越人最集中的分布地区，"越"或"百越"都只是一种泛称，并非民族概念，泛指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的古代部落。
"越"即"粤"，古代"粤"与"越"通用。越与粤，古音读如Wut、Wat、Wet。是古代江南土著呼"人"语音，越是"人"的意思。百越的百是多数、约数，而不是确数。百越是对南方人群的泛称。《过秦论》"南取百越之地"，《采草药》"诸越则桃李冬实"。在先秦古籍中，对于东南地区的土著民，常统称之为"越"。如吕思勉先生所指出，"自江以南则曰越"。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的部族，各有种姓，故不同地区的土著又各有异名，或称"吴越"(苏南、浙北一带)、或称"闽越"(福建一带)、或称"扬越"(长江中下游、江淮一带，含湖南江西局部)、或称"南越"(广东一带)、或称"西瓯"(广西一带)、或称"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一带)...等等。因此，"越"又称被称为"百越"。百者，泛言其多。《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 他们在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中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
基因研究显示，东亚人群是从南方起源的，在史前时期进行了从南往北的迁徙。中国人的祖先先是到达了中国南方，在那里繁衍，此后再进入黄河流域，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近些年有学者认为百越人是夏王朝的建立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语言学者金钟就认为，中国历史上夏朝是某支越人北上所建立的王朝，而濮人也是某支百越人于远古沿西南迁徙而成。比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学者是董楚平，他在《吴越文化志》这本中，列举了十多条证据，论证是百越部族北上所建立的王朝。 周太王之子仲雍与兄泰伯来到今苏南地区的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勾吴王国，断发文身，主动融入当地社会，是一次中原文化与东南百越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考古概况
江苏
1993年发现的南京汤山直立猿人化石表明，早在35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此活动。距今六七千年前后，大江南北进入新石器时代兴盛阶段，据初步调查，江苏及相邻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约有上千处。其中苏州草鞋山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常州圩墩文化等。
草鞋山遗址发现的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有灌溉系统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据研究属于人工栽培稻，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在草鞋山遗址下文化层发现的3块炭化纺织品残片，经鉴定距今五六千年，是中国现已发现最古老的纺织品实物。太湖周边地区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数量众多，雕刻精美。生活在江南地区的新石器遗址的主人，后来成为百越的先民。
上海
现代考古发掘表明，上海地区至少有20多处原始社会遗址，属马家浜、崧泽文化类型的青浦崧泽遗址，距今已有6000年历史。上海先民采集植物籽实，猎取野生禽畜，捕捉鱼虾，进而以石器、动物骨角为工具，种植谷物、饲养家畜。公元前2500年左右，上海地区进入良渚文化时期，出现男女劳动分工，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活动，陶器制作从使用慢轮进展到快轮，已出现原始手工纺织技术 。马桥遗址距今约4000年，具有典型的百越文化的特点，出土文物1000余件，除了陶瓷生活用具、石器、骨器，还有少量的青铜生产工具。
浙江
早在100万年前，浙江已出现人类活动。浙江共发现83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点，其中七里亭遗址经证实，其属中国南方典型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共发现700多件刮削器、砍砸器、手镐等打制石器;七里亭遗址上、中文化层的年代从12.6万年延续到99万年，下文化层距今至少100万年;七里亭遗址是东南沿海地区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也是全国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为数不多的超百万年遗址 。
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浙江有原始人类"建德人"活动;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00多处，有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和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 。河姆渡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经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以母系氏社、新石器时代、海洋文化为重要特征的河姆渡遗址呈现多个"考古之最":长江流域首个远古遗址、国内唯一星体集群遗址、最具海洋文化特征遗址。
福建
福建地区最早出现的人种为"闽人"，是福建人种中的土著，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先人，几十万年的进化学习过程中，从茹毛饮血慢慢学会了打猎、用火，后来甚至学会烧制器具，种植水稻。1989年，考古挖掘的漳州莲花池山遗址，距今40万年到20万年之间，是目前福建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先人生活遗址。1999年在这进行的考古挖掘的万寿岩遗址，距今18.5万年。以及距今1.7万年-7000年的奇和洞遗址;距今6000年的平潭壳丘头遗址;距今5000年的福州昙石山遗址。
广东
据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考古发现，岭南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活动。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出现早期古人(马坝人)。 在广东英德考古出土1.4万年前稻作遗存，学界关于稻作文明起源于百越岭南地区的说法逐渐得到越来越多实证的支撑。专家认为，英德狮石山牛栏洞出土的非籼非粳水稻硅质体，是稻作文明的实证，可以认定为岭南稻作文明的一个发祥地。
广东惠州博罗"缚娄古国"遗址的发掘，1985年博罗公庄镇出土七件完好的属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和编钟;1996年，龙溪镇银岗村发现先秦时期的陶片，发掘出广东最大的先秦时期的龙窑窑址;2000年在博罗县罗阳镇挖掘的春秋墓葬群里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铜器、玉器、水晶文物等，这些不仅证实了岭南在先秦以前并非 "瘴疠之地"，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 。表明了岭南在秦朝之前就已经存在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高度文明，岭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广西
据考古发现，今广西地域早在80万年前就有原始人类繁衍生息。距今10万-2万年前，在今桂西、桂南、桂北地区活动的古人类进入以血缘为纽带的母系社会初期。约在5万年前，今广西境内古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约2万-1万年前,广西境内古人学会制造和使用钻孔砾石和磨尖石器。距今1万-6000年前,境内古人逐步走出岩洞与河谷,向平原和滨海地区发展,今广西地区出现原始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 。桂林父子岩遗址、大岩遗址、甑皮岩遗址距今7000-10000年。
海南
最迟在1万年前，海南岛就开始了人类的活动。先秦至西汉时期，海南岛上分布着古百越人的一支--骆越。骆越人即是黎族的先民。 在三亚落笔洞遗址出土遗物和堆积物年代距今约1万年，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过渡阶段。出土的石器来看，包括了敲砸器、砍砸器等多种工具，可以基本满足狩猎、劈柴所需;而从遗址中发现的堆积物来看，大量的螺、蛤、蚌壳和大型哺乳动物化石等。
生活习性
特色住房
居住形式与自然与经济条件有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塞北游牧多住便于迁徙的帐篷;中原华夏部落多住窑洞、半地穴或地面起建的平房;而南方古越部落则住类似巢居式的"干栏式"房子，即竹木结构的二层楼房，下层饲养牛、猪等家畜，上层住人，这样可以防止南方气候的潮湿和避开各种凶恶的野兽虫蛇。
原始的"干栏式房屋"的建筑遗迹或模型，在南方古代"百越"部落分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或在汉代墓葬中均有所发现。如距今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有大面积长条形的木结构"干栏式"建筑遗址，这大概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干栏"房。在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许多遗址都有发现，如浙江的钱山漾、桐乡罗家角、江苏丹阳香草河、吴兴梅堰等遗址都有此类房子出土。云南的剑川海门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见有这种干栏式住居习俗。江西清江营盘里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陶制干栏式房子模型，带有长脊短檐式的屋顶，是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曾流行干栏式住居习俗的一个重要佐证。四川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和湖北蕲春毛家嘴西周早期遗址发现的大型木构建筑群，说明夏商周时期干栏式建筑和住居习俗尚在中国的南方地区流行和发展。在广东高要茅岗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现有"干栏"房遗迹在广州西村皇帝岗西汉墓中， 发现有"干栏式"陶屋模型。
由上述可见南方古越人地区"干栏式"房屋发展的一斑 。直至当今，中国南方壮族、毛南族、水族仍然居住传统的"干栏式"住房，可见其生命力所在 。"干栏式"房屋是后世楼房建筑的先驱，在建筑史上有重大影响，无疑这是南方古越部落人民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又一贡献。
农业渔猎
远古时代古越人使用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几何印纹陶器，从事稻作农业和渔猎，住"干栏式"房屋，尚铜鼓，精于剑，熟水性，善舟船，有凿齿和断发纹身习俗等等。这是在古书中有记载并为考古学资料所证明了的。
龙舟竞渡
据《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称，早在7000年前，远古先民已用独木刳成木舟，并加上木桨划舟。《淮南子·齐俗训》中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我国古代南方水网地区人们常以舟代步，以舟为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人们在捕捉鱼虾的劳作中，攀比渔获的多寡，休闲时又相约划船竞速，寓娱乐于劳动、生产及闲暇中，这是远古时竞渡的雏形。
据专家考证，进行龙舟竞渡的先决条件必须是在产稻米和多河港的地区，这正是我国南方地区的特色。在古代典籍有关龙舟起源的记载中，最早是出现在东汉。事实上，我国南方吴越一带直到东汉时才开发。据此可以推测，端午的习俗最初可能只在长江下游吴越民族中流行，后来吴越文化逐渐和中原文化交流融合，这种习俗才传到长江上游和北方地区。
历史贡献
通过历史、考古和民族学家的综合研究，可以看到，以古越人在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对中华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贡献。
稻作
在饮食方面，古越人"饭稻羹鱼"，是栽种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古越人地区，无疑也是稻作文化的起源地，野生稻成为古越族先民在新旧石器时代交替时期从事采集经济的重要来源，进而发展为刀耕火种和锄耕的稻作文化。根据目前考古学的证据，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很可能就是古越族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了稻谷、稻草和稻壳的堆积，是当时世界发现最早的稻作文化，后来在黄河流域的裴李岗遗址、贾湖遗址和长江中游流域的彭头山遗址等地发现了更早的稻作文化。
苏州草鞋山遗址发现的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有灌溉系统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连同常州圩墩、高邮龙虬庄、昆山少卿山、溧阳神墩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依据。
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粤北曲江"石峡文化"遗址中下层，发现有大量石斧、石锛、石铲等农耕工具和稻谷遗存， 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已进入较发达的锄耕稻作农业阶段。在广东佛山、博罗等地汉代遗址或墓葬中，出土不少"井田"式水田模型及耕牛模型，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华南古越人地区的稻作文化，一直向先进的犁耕农业发展。
衣着
在衣着方面，古越人在很长时期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纤维织布的使用者。
居住
在居住方面，古越部落是"干栏式"住房的创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人是舟船的初创者。由是可见，古越部落对中华民族文化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饲养家畜
越部落从事农业要靠月亮历，因此十分重视时令。与其他民族相比，越部落的耕种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深耕水平。不仅在种植方面取得很高的效益，越族还擅长家禽家畜养殖。但以前规模较小，以家庭经济为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养殖业逐渐成为主要行业，且规模不断扩大。手工业也相当发达，主要行业为粮食和食品加工、纺织制衣、制陶、编织、打铁等。
陶器
现在的考古学家也普遍认为，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各地的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可能也是由古越人所创造出来的。最近数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表明:这种以几何印纹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在时间上从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一直延续到商周秦汉时期，在空间上则遍布于中国东南地区及岭南一带。
陶器的发明与发展，是农业民族的重要历史贡献，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陶器适应了农作物熟食和农业民族的定居生活，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丰富多彩的陶器，如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而南方新石器时代晚期最具特色的是几何印纹陶，其兴盛时间约距今3500-2200年间，即商周至汉初，陶器上各种几何形图案花纹达五、六十种之多。经解放前后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几何印纹陶与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共存，分布范围自长江下游至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正与古越人及其先人的活动地区相吻合，可以说几何印纹陶正是古越部落及其先人创造的文化。
百越先民历史
泰伯奔吴
陕西岐山周人首领古公亶父的儿子泰伯和仲雍为让父王实现灭商的愿望，把王位继承权主动让给弟弟季历，带着亲族来到来到还是蛮荒之地的苏南地区的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勾吴(即句吴)王国。泰伯、仲雍"断发文身"，接受当地习俗，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并把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到当地，于是上千小部族，自愿归附于泰伯。
按照《吴越春秋》、《吴地记》及无锡地方史志的记载，泰伯在无锡梅村一带开凿沟渠、兴筑城池、教百姓农耕技术，促使吴地生产有一次飞跃性发展。周人是农耕技术一流的部族，他们的先祖后稷"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任命他为"农师"。相传泰伯在梅村一带"复制"周原创业经验，大兴水利，发展农业，"穿浍渎以备旱涝"，就是开挖沟渠、陂塘，以灌溉、排涝。泰伯还改进农耕方法，变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令当地农业生产有了飞跃性发展。生产技术的大幅度改进，促进当地经济空前发展，泰伯遂营造城池、房屋，提升吴地文明形态。据《吴地记》所载，为了防止外患，泰伯带人修筑城池，"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梅村因此有"江南第一古都"之称。"泰伯奔吴"，无疑是一次中原文化与东南百越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对长江下游地区的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秦统一东南沿海
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发动南征的战争，集七国力量发兵五十多万，秦军共分5路:一路由今江西向东进发，攻取东瓯和闽越(浙江、福建);中间2路攻取南越(广东)，其一经今南昌，越大庾岭入广东北部，其二经今长沙，循骑田岭直抵番禺;其余2路入广西，攻西瓯，一路由萌渚岭入今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入今桂林。
秦军出兵当年就平定了东瓯和闽越地区(浙江、福建)，设置了闽中郡。在秦统一岭南的战争中，第一阶段就很快打下广东地区，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阻力。而在广西则打了六年之久，并且是以"伏尸流血数十万"的代价才能统一广西及越南地区 。公元前214年，秦军基本占领岭南，秦始皇将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3个郡。南海郡辖境是东南濒南海，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的一部分，辖番禺、龙川、博罗、四会4个县，郡治番禺。
秦朝为了巩固对岭南的统治，从中原迁来的50万人，除了遭到贬职的官员之外，大多是"贾人"，也就是"商人"的意思，是朝廷重农抑商政策的打击对象;既惩治"商人"，又渗透了岭南，朝廷认为一举两得。因此，岭南北方移民的经商血统确实是有根有据的。据记载，秦代的移民大致有5批，为了稳定军心，解决战后驻留士兵的配偶问题，南海郡向朝廷申请加派3万单身女性来岭南，其理由十分含蓄:"为来自北方士兵补衣服"。秦朝最终批准这个申请，但是在数额上打了折扣，15000名中原寡妇和未婚女子浩浩荡荡加入支援边疆的行列。
先秦百越地区位于赤县神州中的扬州，即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雒越在分野中都归属于九州中的扬州。东汉未年一度将岭南的越地改置荆州，到了晋朝重新将岭南的改属于汉地九州中的扬州，此后百越地区长期置于扬州州域。
族群后裔
中国古代中原政权更迭导致中原人不断南迁，一部分百越族和南迁中原人融合。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部落衍化为今天广西地区的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傣族、毛南族、仫佬族、水族等的壮侗语族少数民族 ，南越部落衍化为今天广东地区的壮、瑶、黎族和疍家等少数民族 。另有报告显示台湾高山族源自上海地区的百越族。
据国际科学杂志《科学》发表的"亚洲人群遗传多样性研究"成果，全基因组基因分型研究表明，在距今3万至4万年前，亚洲人开始从东南亚往北迁徙，逐渐遍布整个东亚直至中亚地区，形成了如今的东亚人群。对中国历史而言，这意味着，古代黄河流域的北方人祖先是先到达了南方百越，在南方那里繁衍，此后再往北迁徙进入黄河流域，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据发表在英国《生物医学中心进化生物学》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证实:遍及两大洋的南岛居民，直接源于中国大陆的侗傣民族(壮侗语族民族) 。整个澳泰族群发源于大约三万年前的百越沿海一带。大约两万年前，台湾族群的祖先开始从南粤沿海通过当时还露出海面的台湾地峡向台湾迁徙。而在大约一万年前，南岛诸族群的祖先离开北部湾的南粤沿岸，沿着越南的海岸向南迁徙。大约3000年前，印度尼西亚的马来族群开始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深处探索。
上古人物
据文献记载，盘古开天辟地后第一代君主是古越人-天皇氏。
宋罗泌《路史·前纪二·天皇本纪》:"粤有天皇，古越族，姓望名获，号 中天皇君。"
《太上混元圣纪》从元肇始记起。说:"一元肇始，天地初立，有神人号称天皇氏，以木德王，从寅年开始统治天下。"传说天皇氏出现在三皇之前 ，又传说天皇氏是地皇氏之父，人皇氏之祖父，"五龙"之首。
据唐代杜佑所撰写的《通典》，以及清代方浚师的《蕉轩随录》所说:天皇氏是出现在三皇之前的帝王。伏羲等三皇五帝是其后裔。话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有古越人在昆仑山出现，盘古就藏起来不见了。
古越人是生活在上古时代的一个古老部落，说古越语。古越人的首领叫"天皇氏"。在上古时代，"天"指高无上，"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氏"用来称呼帝王贵族等。"天皇氏"的意思就是: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至高无上的首领。
僚人
僚人是中国南方古代古越人的一分支，发源于岭南古仓梧国，湖南商周遗址包括北京大学出版的《泰族壮族粤族考》有记载，后来经过不断的发展到湖南湖北四川重庆云南等地，诸如四川的沱江就是因僚人而得名，(河或江)僚语称(沱)目前这个读音还可以在中国壮侗语族里找到，秦汉以来绵延唐宋的汉人入桂，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僚人入(蜀)即今天的四川重庆等地，包括更广泛的分布于两广云贵等地区。"僚人群体是汉唐间西南地区极为重要的民族群体之一，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称。
僚人在元末明初主要生存在岭南等地。后称百越夷蛮，《通考舆地考》说:"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因此，人们通常将古代珠江流域的土著民族称为"百越"。
秦汉时期，"百越"归属中央王朝管治。至西晋永嘉年间，中原战乱，引发持续三个多世纪的中原汉人移民潮。与此同时，珠江流域土著民族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后始称俚僚。
唐后期"俚"续渐消失。而取而代之的是"獠"。史籍常将俚僚并称，有学者据此认为俚僚本为一个族系。
僚是壮语、布依语RAEUZ(我们)的汉语译词，《魏书》称为古南蛮的别种。在岭南地区，僚常和俚并称。在云南、贵州一带，古代僚人即(濮人，僰人)实为同一族群统称南蛮也。汉武帝开西南夷时，在夜郎境内的民族大部分为"夷僚"。汉初在夜郎地区设置的牂牁郡17县，都有僚人分布。东晋时，居住在今广西和贵州境内的僚人部分北上进入四川，分布"自汉中以达于邛笮"的广大区域内。
唐初，西南仓梧 的僚人产生了分化和聚合，出现了西原蛮、黄峒蛮等称谓。贵州境内出现了葛僚、仡僚等名称。四川东部的南平僚，住干栏，女多男少，妇人任役，男子左衽露发赤脚。此外，还有飞头僚、乌武僚等。广东部份僚人发展演变成黎人，部份僚人渐与瑶人相混结合称为瑶僚、蛮僚、瑶僮。因土地的争夺，僚人与汉人进行了长期的战争，粤西僚人他们曾多次举行反抗唐朝封建统治的起义。《旧唐书》武德四年，置南扶州及五县.以 獠反寄泷州.贞观元年废，以所管县并属泷州.二年，獠平，复置南扶州，自泷州还其故县。贞观五年，盎来朝，太宗宴赐甚厚。俄而罗窦诸洞僚叛，诏令盎率部落二万为诸军先锋。时有贼数万屯据险要，不可攻逼。盎持弩语左右曰:"尽吾此箭，可知胜负。"连发七矢，而中七人，贼退走，因纵兵乘之，斩首千余级《资治通鉴》贞观十四年三月，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弘击罗窦反獠，破之，俘七千馀口。《新唐书.高宗传》说:永徽二年十一月，窦州、义州蛮寇边，桂州都督刘伯英败之。这次大战，粤西地区的僚人错误地放弃信宜山区险要地带，转战桂林边境，结果损失惨重，大战加上战后大屠杀，罗窦洞僚人逃亡他方，有的逃进深山与瑶人杂居、有的被迫与南下中州汉人融合，窦州史上，被称罗窦诸洞僚的僚人渐渐消失。岭南僚人溪洞豪族世代传袭，在高度中央集权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王朝为力矫积弊，不得不在选官制度上作釜底抽薪的改革。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南选代替豪族势力相妥协为特征的地方都督府除授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岭南豪族赖以存在发展的政治基础。开元十一年，陈行范被调离家族传统势力范围泷州，任澄州刺史。陈行范被调往偏远也是粤西西原蛮韦氏家族势力中心的澄州，朝庭这种调任做法，无疑打击了岭南豪族的根本利益。陈行范与各溪洞豪族首领知道唐王朝中央削弱地方势力的意图，联络各溪洞豪族首领积极准备反叛。开元十六年3月陈行范回到泷州，在泷州(今太平镇潭白)称帝。国号:大泷。何游鲁称定国大将军，冯璘称南越王，割据岭南。《册府元龟》卷九八六《外臣部·征讨五》则称"獠首领泷、澄州刺史陈行范、广州首领冯仁智、何游鲁叛反，遣骠骑大将军杨思勖讨之"《新唐书·杨思勖传》云:"思勖悉众穷追，生缚之，阮其党六万。"经过这场大规模的战争，泷州僚人以及大量其他僚人溪洞豪族都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明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以镇压为主，激起各民族的强烈反抗。正统十一年(1446)广西瑶民攻陷化州，执知州茅自得，杀千户汪义。正统十三年(1448)六月，都指挥佥事陈德、布政使吴扬率兵俘杀信宜瑶人。年末，瑶民赵音旺率众进攻泷水、电白等处，攻陷神电卫城，自称"天贤将军"。成化二年(1466)，起义瑶民十余部屯驻高州境内，屡受官军镇压，信宜西垌瑶民攻至高州、雷州，与官兵激战，双方死伤惨重。高州知府孔镛通过招抚，瓦解部分起义队伍。天顺四年至成化三年(1460~1467)广西壮族起义军和当地起义农民攻陷信宜县城。孔镛派部将符琼率兵往信宜夜袭起义军侯大六(广西博白人)营寨，符琼战死。
壮族是百越人的直系后裔，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1700多万，2001年)，壮侗语族(侗台语族)里的一个典型代表。现代僚人就是分布于中国西南地区及越南北方的壮族、布依族和岱-侬族，从历史渊源、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分布状况来看，是共性大于个性的同一人群，遵循其普遍自称"布僚"Bouxraeuz(我们的人)，将之统称为--僚人。
僚人习俗
1、剪发、文身、赤足与拔牙《史记·赵世家》说:"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剪发在古代被认为是奇风异俗的。有的地方俚人则行椎髻之俗，白居易《骡国乐》诗云:"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弱。"文身是在身体上刺花纹图案，并涂上颜色，使留下永久的标志。
《汉书·地理志》称:越人"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
《桂海虞衡志》说:"黎，海南四郡岛上蛮也。蛮皆椎髻跣足，插银铜锡侪，妇人加铜环，耳坠垂肩，女及殡，即黠颊为细花纹，谓之绣面。"俗尚赤足，
《桂海虞衡志》说，(南蛮)人椎髻跣足，或者木屐，衣清花斑衣。赤足(冬天穿木屐)之谷在粤西一直延续到本世纪60年代。拔牙之俗又称"凿齿"、"缺齿"。
《太平寰宇记》载:"(贵州)有俚人，皆为乌髻......女既嫁，便缺去前齿"，(宜州)悉是雕题凿齿，画面人身，"(钦州)又有僚子，巢居海曲，每岁一移，椎髻凿齿。"
2、原始婚嫁风俗《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建武初，骆越之民无嫁取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区，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可见当时还保留着原始群婚的习俗。
《桂海虞衡志》记:"南州法度疏略，婚姻多不正，村落强暴，窃人妻女以逃，转移他所，安居自若，谓之卷伴，言卷以为伴侣也。"这是原始抢婚俗的残存。俚僚还盛行"不落夫家"婚俗。
元《文献通考》记壮族婚俗:"婿来就亲，女家于五里外结草屋百余间与居，谓之入僚。半年而后归夫家。"不落夫家习俗至今在粤西仍有残存，其形式为婚后新娘除节日外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娘家，直到怀孕临产时才定居夫家。
3、产翁《太平广记》云:"南方有僚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饭食皆如乳妇......又云，越俗，其妻或诞子，经三日，便澡身于溪河，返，具糜以饷婿。拥应抱雏，坐于寐榻，移为产翁。其颠倒有如此。"
4、住干栏俚人先民开始时在树上搭巢而居。
《博物志》说:"南越巢居，北溯穴居，避寒署也。"后来发展成为离地构筑的房子，即干栏。
《北史·段传》云:"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栏。"今桂南偏僻地区的壮族居民仍为人居其上而畜处其下的干栏建筑形式。
5、喜食槟榔与鼻饮
俚人喜食槟榔。唐《岭表录异》说"岭表之俗，多食槟榔，日至数十。"粤西汉人后来也承袭了此俗，
道志《电白县志》载:"俗尚槟榔连壳咀嚼，以扶留青叶和石灰掇之。"俚人喜鼻饮。
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南边人习鼻饮，有陶器如杯碗，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吸酒浆。暑月以饮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
周去非《岭外代答》:"邕州溪峒及钦州村落，俗多鼻饮。鼻饮之法，以瓢盛少水，置盐及山姜汁数滴于水中，瓢则有窍，施小管如瓶嘴，插诸鼻中，导水升脑，循脑而下入喉。富者以银为之，次以锡，次陶器，次瓢。饮时，必口噍鱼?一片，然后水安流入鼻，不与气相激。既饮必噫气，以为凉脑快膈，莫若此也。"
今越南康族尚存此俗。
7、崇拜雷电
崇拜雷一直在其后裔民族中留存。海南黎族妇女文身的文饰，其主调是雷电纹。壮族巫师跳神时唱的《九天赞》云:"我是上天雷王子，显圣生化在云头....家住雷州雷王庙，年年行鱼教田畴"。粤西和海南的汉人也继承了俚人崇雷的习俗。方志记载，岭南的雷公庙以西江以南，高、雷、钦、廉等地为多，远达海南岛，其中最著名的是雷州雷王庙。雷州人十分崇敬雷神，家家户户都挂有雷神像，"六月二十四日，雷州人必供雷鼓以酬雷"，崇拜雷神，其铸造的铜鼓乃雷的象征，铜鼓上的文饰、蹲蛙、羽人都有祀雷有关。
8、死者竖棺葬《酉阳杂俎》载:"僚人在 ，死则竖棺葬之"。
《魏书·僚传》曰:"死者竖棺而埋之。"在信宜水囗镇马岭岗等遗址，考古队员发现了7座船形竖穴土坑墓，这些船形墓显得原始但神秘:它们保留了"越人墓"狭长的特点，长宽比超过了4:1，3米半长的墓形又比"越人墓"改进不少，两头呈圆角，形似一叶扁舟;此外，与当时汉人墓极大的不同是，墓坑底部中央挖有腰坑(商周文化因素)，内放圜底钵、双耳盆等随葬品。
9、大岗帽
《岭外代答》西南蛮笠，以竹为身，而冒以鱼毡。其顶尖圆，高起一尺余，而四围颇下垂。视他蕃笠，其制似不佳，然最宜乘马。盖顶高则定而不倾，四垂则风不能飏，他蕃笠所不及也。交址有笠如兜鍪，而顶偏，似田螺之臀，谓之螺笠。以细竹缕炽成;虽曰工巧，特贱夫之所戴尔。现在信宜农村的大岗帽形制，与西南蛮笠依然一样。
10、蓝染
《岭外代答》僚人以蓝染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镕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猺人若也。
茂名县志五代，窦州瑶僚种蓝制靛染布，且有多余于集。明清以来，广东佛山形成了布匹集市，染布作坊与工场众多，其主要染料大部份来自粤西山区，罗镜水摆墟是蓝靛的最主要集散地，佛山很多商贾都专门派人在水摆长期采办。罗定泗纶，连州，分界以及信宜等山区都普遍种蓝。
僚人经济
农业
《隋书·地理志》说:"岭南俚人，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变。"在粤西、桂南、海南及越南北部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大批的石铲、石锄、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石磨盘、石磨棒、石杵等谷物加工具，说明俚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农耕生活。在桂东、桂南的秦汉墓中，出土有稻谷、粟粒、芋头、麻、橄榄和荔枝等农产品，还有羊马猪鸡狗及仓库等模型，说明当时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已达到相当的规模。不过，由于自然环境条件比较恶劣，直到隋代岭南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都是远不及中原的。"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特别是俚人所居的闭塞山区，生产力更加落后，正如唐人张九龄在《曲江集》中所说的，"岭诸州居人，与夷僚同俗，伙耕水褥，昼乏暮饥。”
俚僚的祖先很早就掌握了冶铜技术。两广春秋墓中出土有不少具有明显地方色彩的青铜器以及铸造用的石范。广西北流还发现古代冶铜遗址，年代约从西汉开始延至隋唐。
冶铸
俚僚冶铜术中组有意义的是铸造铜鼓，史学上有"铜鼓文化"之誉，东晋《广州记》说:"俚僚铸铜为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北流出土的一面春秋晚期铜鼓，直径165CM，通高67.5CM，重近达300公斤，被称为"铜鼓之王"，铜鼓制作工艺精良，鼓面和鼓身饰有太阳纹、云雷纹、菱形纹、水波纹等集合图案，还有骑兽纹、鸟型纹、虫型纹等。
铜鼓是权力的象征，于庆祝、娱乐、作战等场合使用。
俚人祖先自战国开始也已会铸铁，并具有相当高的水平。西瓯人已懂得制造铁质斧、刮刀、双肩钺、锄和兵器。广西出土的西汉铁器有两百余件。制陶俚僚制陶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商周时岭南已出现种类繁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几何印纹陶。广州发现的南越过陶器有49种。茂名地区也出土有釜、壶、罐、盅、环等类汉代陶器。高州和广西象州等地还发现汉代陶窑遗址。
纺织业
《汉书·地理志》说南粤"地处近海，多果、布之凑......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女子聚吞织绩。"广西贵港罗泊湾一号墓出土有丝绸、麻布、织锦、漆俪、纱帽等残片。俚人纺织品中最出名的是葛布，《广东新语》说:"雷人善织葛。其葛产高凉，塷州，而织于雷。"张心泰《粤游小记》云:"粤中多产葛，惟郁林州着知名最久，齐武帝佐客乐曲，被管弦，乘龙舟游江中，令榜人皆着郁麻布--即今之郁林葛也。"
造船业
俚人习于水性且擅长"伐木为舟".据考察，早在东汉至魏晋期间，化州长歧一带就有了独木舟的制作工场。化州长歧、中垌和电白谭莲等地屡有汉至唐时的独木舟出土。后来俚人的独木舟向艇、陵、舸等拼板船发展。
《淮南子》云:"越绫蜀艇，不能无水而浮。"
贸易
重视集市贸易，也是僚文化的一大特点。《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果随赢蛤，不待贾而足。"可见汉时岭南尚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到南北朝时岭南农村已有集市贸易，
刘宋《南粤志》说:"越之市为墟，多在村场。"但是，"俚民皆巢居鸟语，不闲贸易之宜。每至买银，为损已甚"。有的地方，俚人后裔直到宋代仍实行以物换物的原始贸易。
宋人苏过《斜川集》载:"黎人处不毛之地，盐酪谷帛金斧器用，悉资之华人，特以沉香吉贝易之耳。"
《太平寰宇记》载窦州"三日一市"，容州(今广西容县)"呼市为墟，五日一集"。这一习俗沿袭千年不变。
柳宗元被贬柳州时所作《柳州峒氓》诗云:"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鲡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也表现了僚人"趁虚"(赶集)的热闹景象。
僚人遗风
在粤西，僚人留下的风俗依旧:
趁墟
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说:西南蛮笠，以竹为身，而冒以鱼毡。其顶尖圆，高起一尺余，而四围颇下垂。视他蕃笠，其制似不佳，然最宜乘马。盖顶高则定而不倾，四垂则风不能飏，他蕃笠所不及也。交址有笠如兜鍪，而顶偏，似田螺之臀，谓之螺笠。以细竹缕炽成;虽曰工巧，特贱夫之所戴尔。
现在信宜农村的大岗帽形制，与西南蛮笠依然一样。窦州"三日一市"，容州(今广西容县)"呼市为墟，五日一集"。这一习俗沿袭千年不变。
柳宗元被贬柳州时所作《柳州峒氓》一诗描述:"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也表现了僚人"趁虚"(赶集)的热闹景象。粤西地区依然流传墟日习惯，一然农民依然以戴大岗帽趁墟为乐。
泥砖屋
<<岭外代答·屋室>>中说:广西诸郡富家大室覆之以瓦，不施栈板，唯敷瓦于椽间。仰视其瓦，徒取其不藏鼠，日光穿漏。不以为厌也。小民垒土墼为墙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或以竹仰覆为瓦，或但织竹笆两重，任其漏滴。广中居民，四壁不加涂泥，夜间焚膏，其光四出于外，故有「一家点火十家光」之讥。原其所以然，盖其地暖，利在通风，不利堙窒也。未尝见其茅屋，然则广人，虽于茅亦以为劳事。周去非文中所提到的:垒土墼为墙而架宇其上，全不施柱。不施栈板，唯敷瓦于椽间。正是粤西桂东地区的特有建筑泥砖屋。其实这种屋在我们粤西很普遍的，从唐代起，百越地区告别了干栏式巢居，就是以这种建筑为主。这种房屋建筑优点是冬暖夏凉，吸潮快，建筑材料就地取材，建造工艺简单，缺点是洪水过后，泥砖屋被淹过而容易倒塌。
泥砖的制作方法:田泥掺沙约三分之一，加稻草碎，加水拌成糊泥，然后用规格的木模压印成块，晾干之后甚为坚固，便可垒砌成屋墙。使用它一百几十年是没有问题的。当住户发现泥砖有松腐现象时，将它拆下，成了十分珍贵的土杂肥。所以农家喜用泥砖屋。泥砖屋的墙脚有的以卵石砌成，有的以青砖砌成，其作用是防水浸淹。这种屋只建一层，高约4米，很少有超过两层的，怕建得太高不稳固。这些房屋用田泥制成的长方形砖垒叠而成，十分简朴大方。有的泥砖屋至今仍保持完好。泥砖屋直接在墙上架梁，梁上直接竖钉椽(格子)，用烧制的小青瓦片，阴阳覆盖，上面压几块山石或砖条。泥砖屋平排数间成巷，数巷成村寨。这种较原始的建筑，今在丘陵地带和山区，还有普遍采用。它造价低，山区没水灾的地方多建泥砖屋。
舞春牛
据清光绪《信宜县志》记载:"迎春，装戏剧鼓乐，迎上牛于春牛亭，士女纵观为乐。"表演时，演员和观众同声欢呼，互相逗乐，气氛浓烈融洽，充满着农家特殊的欢乐情趣。鞭春牛，也叫舞春牛，是粤西山区农村民间的一种演唱舞蹈。具有历史悠久，乡土气息浓郁，群众喜闻乐见的特点。
信宜舞春牛，主要流传于安莪、茶山、洪冠、朱砂、旺沙、贵子、平塘、合水等新图山区地域。解放前后曾盛极一时，后来一场"文革"，这些节目作为封资修被扫除。八十年代才得以恢复，随着时代进步，这种民间舞蹈现已较少见。每年春节或开耕时节，山区农村便盛行这种春牛舞。"春牛"一般由两个演员扮舞，一人舞牛头，一人舞牛尾，牛头用木头或竹篾扎制，外形比真的牛头大一倍，弯弯的犹角，大大的眼睛，黑的皮毛，牛鼻被穿着，和真的一样。牛身用布做，遮住里边的演员，牛身和牛尾由一人操舞。表演前，"牛"躺在一边，在一阵欢快的锣鼓声中，由一位老农打扮的角色把牛牵起，绕场走几周，并对"牛"说几句打诨话，引观众发笑，然后边舞边唱:打起锣鼓响悠悠，人家舞狮我舞牛，人家舞狮得快乐，我地舞牛庆丰收。一段锣鼓之后，接着又唱下去。表演时，牛的舞蹈动作很简单，只是随着牵牛人的唱颂，摇头摆尾，作欣喜之状，接受人们的称赞。牵牛人的动作则比较多，一边唱一边抚摸着春牛，从牛头摸到牛尾，每摸一处，都有唱词，如摸摸牛头摸牛耳，农家耕作全靠你;摸摸牛头摸牛眼，薯粟豆麦粮增产;摸摸牛头摸牛尾，耕夫步步紧相随。摸摸牛头摸牛身，风调雨顺好耕耘，摸摸牛头摸牛脚，晤愁吃来晤愁着。牛儿是个农家宝，农民爱牛乐呵呵;相依为命勤耕作，共同走向金光道。唱词内容朴实，曲调深沉，感情真挚，教育大家要爱护耕牛，勤耕勤种。在春牛舞了一阵之后，又有几名秧歌队上场，边扭边唱，敲锣打鼓，十分热闹。表演者还一边唱，一边做骑牛、驶牛、犁田，耙地等动作，有的手扶犁耙等农具，有的徒手，要十分逼真，稍有破绽，观众就要唱歌来讥讽:手拿金花金黄黄，犁田大伯晤在行，丁丁园园犁紧转，样般中间晤开行。表演者即顺便接过话头，逗趣作答:锣鼓打来闹洋洋，老兄讲得也在行。是你不知我心意，留出中间做鱼塘。使得气氛更加热烈。有的地方还有一生一旦，打扮成新郎。新娘，手持洋伞，肩挑花篮，边舞边唱相际 唱一阵，扭一阵，又敲一阵锣鼓。唱到兴高采烈时，有几个人走入场中边拍掌边跳，和演员一齐起舞，大家互逗互乐。春牛舞唱词内容朴实，感情真挚，教育大家要爱护耕牛，勤耕勤种;曲调深沉缠绵。由于在民间长期传唱的结果，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曲调。俗称"春牛调"。
僚歌舞
宋代《太平寰宇记》卷之百六十三中谈到窦州信宜县风俗时载:"谷熟时里闬同取戌日为腊，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会作歌。"
《魏书·獠传》有简略的记载:"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其中"角"即水牛角造的号角，"鼓"即铜鼓。男男女女，盛装椎髻，光着脚板，聚于打谷场上，且歌且舞，夜以继日，尽欢而散。僚人跳舞，舞蹈者一般是经过化装的，椎髻上插羽翎，敲着铜鼓，吹着号角，手执斧头和葫芦笙，双臂舒张，昂首阔步，有比较规范而又夸张的舞蹈动作。现信宜金垌径口还有地堂戏的习俗，秋收过后，看地堂戏便成信宜金垌、径口等地的村民的娱乐节目之一。所谓的"地堂戏"是指人们仿照粤剧的动作，唱法，把民间流传下来的故事表演出来，演戏的人大多是乡中的农民。
僚人铜鼓
《壮族铜鼓》《魏书·獠传》有简略的记载:"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双，使其子弟自吹击之。"其中"鼓"即铜鼓，说明贵铜鼓。
刘恂《岭表录异》说: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厚，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原注:玉螺，盖螺之白者，非琢石所为)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周去非《岭外代答》载:其制;正圆而平其面，曲其腰，状如烘篮，又类宣座。面有五蟾，分据其上，蟾皆累蹲，一大一小相负也。周围款识，其圆纹为古钱，其方纹如织簟，或为人形，或如琰璧，或尖如浮屠，如玉林，或斜如豕牙，如鹿耳，各以其环成章。合其众绞，大类细画圆阵之形，工巧微密，可以玩好。铜鼓大者阔七尺，小者三尺，所在神祠佛寺皆有之，州县用以为更点。
晋裴渊在《广州记》中所说的:"俚僚铸铜为大鼓，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
信宜出土的铜鼓，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信宜铜鼓是中国西汉至明代时期，南部及西南部地区少数民族铸造和使用的特种器物。它既是战鼓，又可作乐器使用。当时对于铜鼓的占有量，不仅体现了财产的富有，而且也是统治权力的象征。信宜古代铜鼓的陆续出土，为研究粤西桂东地区相应时期俚人、僚人社会经济和民族文化，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隋书·地理志》说:"俚僚贵铜鼓，岭南二十五郡处处有之"，秦末汉初，粤酉地区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进一步积累，阶级对立现象也不断增大。少数人成为君长、都老;大部分人则沦为奴隶。铜鼓的出现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应的。铜鼓体型高大，壁薄均匀，花纹精细，铸造工艺复杂。铜鼓的铸造过程，需经做模、翻模、镶芯、浇注、拆范、整理等工序。按此推断，在能够生产铜鼓的年代里，其青铜器铸造业已达到一定水平，而且具备了铸造大型容器的经验和能力，这是铸造铜鼓本身的技术条件。此外，还有原料来源问题，有采矿、冶炼等物质生产问题。这些都是铜鼓生产中必备的物质条件。
到了隋唐，岭南地区由于山高路远，中央王朝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统治。因此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推行"以故俗治"的政策，让各部落的君长、都老等大首领，分别治理各自的部落。由于各部落的君长、都老等首领享有对其部落控制的权力职能，因此各部落仍然保存着"好相攻击"的陋习，他们互相用战争来掠夺旁郡的财富和人口。
《隋书·地理志》上说"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实际上铜鼓其作用远不只用于战争。主要的还有用以报警、祭祀、驱逐猛兽、镇压"邪魔"以至于娱乐等等。
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说:"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竟作，弥日不绝。"
宋《寰宇记》说;"窦州"(广东信宜)、"昭州"(广西平乐)"谷熟时，里闬同取戌日为腊，男女盛服，推髻徒跣，聚会作歌"。届时，男男女女，盛装椎髻，光着脚板，聚于打谷场上，且歌且舞，夜以继日，尽欢而散。俚人跳舞，舞蹈者一般是经过化装的，椎髻上插羽翎，手执斧头和葫芦笙，双臂舒张，昂首阔步，有比较规范而又夸张的舞蹈动作。
铜鼓是我们的国宝，在古代，铜鼓象征权力和富贵，鸣击铜鼓更是吉祥之兆。信宜是中国的铜鼓之乡，是广东省出土铜鼓最多的县(市)。该市出土铜鼓始于800多年前的宋代宋嘉泰元年(1201年)，此后陆续有铜鼓出土，至今已先后出土铜鼓55面(解放后出土31面)，其中有多面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国家博物馆、省博物馆均收藏有信宜出土的铜鼓。
参考资料
1．揭秘中国古代南方民族群体"僚人"的前世今生 . .人民网 . 2016-07-13
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