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剧笔记：爱玲爱玲年的追思

1月10日晚，依旧是凄风冷雨。到浙话艺术剧院看戏，总是遇上凄风冷雨，不知是什么古怪。演出结束，导演李伯男上台一席话，让观众明白了浙江话剧团演出这部《寻她芳踪·张爱玲》的原因，因为今年是爱玲爱玲年，因为今年是张爱玲诞辰100周年。

台湾作家白先勇说：“张爱玲是不世出的天才，她的文字风格很有趣，像是绕过了五四时期的文学，直接从《红楼梦》、《金瓶梅》那一脉下来的。”于是，她的《倾城之恋》《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小团圆》《色，戒》《金锁记》等为无数读者所熟悉，所追捧。更因她与胡兰成的那段短暂的姻缘，她的无与伦比的才情，更赢得了无数文学青年的爱戴。所以，在张爱玲诞辰100周年，在这个与她的名字读音相同的年份，排演这出关于张爱玲的话剧，就顺理成章了。

从12月31日到1月10日，我连续看了浙江话剧团演出的《李叔同·最后的情书》《郁达夫·天真之笔》《志摩有约》和这部《寻她芳踪·张爱玲》。这四部戏的主人公都是文学家，都是同时代的人。看前三部戏时，我就在想，为什么不从这些文学家作品的角度来写来演呢？《寻她芳踪·张爱玲》拉开大幕时，我终于欣喜地看到，从《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小团圆》里展现出来的作家本人。

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他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作家最重要的形象。从作家的作品里展现作家本人，无疑是一个描写作家的好方式。《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娇蕊，《半生缘》里的顾曼桢，《小团圆》里的九莉，无不有着张爱玲的影子。3个人组合起来，观众就可以看到真实而生动的张爱玲。而浙话的前三部戏在这方面就有所欠缺，作家与他的作品联系不够紧密。离开了作品的作家，就不成其为作家，而是不相干的其他人了。

《寻她芳踪·张爱玲》的第二个看点是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张爱玲。编剧讲述了2020年一场张爱玲追思会上4个张爱玲粉丝的故事，用这些小人物的经历，来映衬张爱玲的灵魂和精髓。张爱玲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对张爱玲有着各种各样的评价，赞扬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即便是她的亲朋故旧，对她一样褒贬各异。在她出生百年后，逝世25年后，再来追思她，我们或许有不同的看法。于是，从“张迷”的角度，从现在的立场，就是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新颖而有趣的方式。

《寻她芳踪·张爱玲》的第三个看点则是多线讲述。一条线是1943年的上海，张爱玲的挚友炎樱与张爱玲的弟弟聊着张爱玲的趣事；一条线是1994年的美国公寓，“张迷”费尽心机寻觅她的蛛丝马迹；最后一条线是2020年的张爱玲庆生仪式，“张迷”们倾述自己的甘苦人生。在这相互穿插的三条线中，又插入了张爱玲作品中的场景，意图多角度反映张爱玲的人生，揭示她的内心世界。这样做的好处，是人物更加丰富立体，但不好处是冲淡戏剧冲突，分散注意力，导致人物形象的模糊不清。

到今天晚上，浙话的“新春话剧节”就告一段落了，于是也想说说我对话剧的看法。前几天，我把这些想法和浙话的朋友讨论过。首先，我以为话剧还要有戏剧性。所谓“戏剧性”，主要就是戏剧冲突。我们所说的“有戏”“没戏”，指的就是戏剧冲突。话剧需要创新，需要多种风格，但是不能没有戏剧冲突。这4部民国人物话剧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欠缺，戏不太够，难以抓住观众。其次是人物塑造要准确，不可走极端，庸俗化。我们既不能给人物套上“高大全”的光环，又不能沉迷于奇闻轶事的八卦，而要准确生动地塑造好人物。再次是表演的多样性。话剧团不像电影电视剧摄制组，有广泛的选择演员空间。话剧团就这几十个演员，需要演出不同的话剧，饰演不同的人物，如何避免“千人一面”是个问题。演员在剧中要进入情境，成为角色，演谁像谁，实在不易。

当然，这些看法只是个人的一孔之见，可能有些苛刻，但全是出于对话剧艺术的热爱，对浙话的热爱，而发出的肺腑之言。我是看着浙话的戏长大的，我期待浙话能有更精彩的好戏上演，给话剧爱好者带来更好的艺术享受。

附注：本文图片由浙江话剧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