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督教对科学的贡献

西方科学起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对自然研究的哲学。自整个欧洲皈依基督教信仰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又是如何产生的？在古希腊罗马与17世纪欧洲之间漫长的时空里，是否意味着对自然的研究嘎然而止，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被重新挖掘？20世纪广为流传的标准答案坚称，基督教严重阻碍了科学的进展，使科学事业陷入停滞不前。时常有人指责教会是反智的，重信仰而轻理性。只知道虔信的中世纪是一个无知、迷信的时期，根本没有科学精神。《西方科学的起源》作者戴维·林德伯格在开篇指出，这种贬低性的看法几乎被持有中立态度的专业历史学家所抛弃。他们认为，中世纪对西方文化包括科学精神作出了独特的重要贡献，理应得到公正无偏见的研究和评价。而这本书是一部严谨、翔实地探讨有关中世纪欧洲科学历史的书。科学的概念是宽泛的，科学的技艺和理论同为重要，但需加以区分，作者更集中关注在科学理论方面的发展历程。不同于技艺，在思想和理论上的影响更难以被梳理出来，揭示出来。而这些研究成果和发现，证明了基督教亦有对科学的贡献，而且在某些部分、某些时候，中世纪教会甚至是科学的主要赞助者。

基督教保存并弥合了古典学说

教会从罗马时代就已创办或扶持学校。当时，罗马的公共学校传授的很多文献都是多神论的，我们也许以为教会出于对异教内容的担忧而选择另外建立一套基于基督教教义的教育体系。然而，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过。大量的异教学校得到基督教会的赞助但并没有被彻底整改为基督教教学机构。许多基督徒也常常将孩子送往罗马公共学校，学习拉丁语法、修辞和希腊哲学。在基督教信仰普及的罗马，公共教育或私立教育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脱离过古典传统。教会的有识之士非常看重古典教育，虽然他们意识到古典教育的缺陷以及对信仰可能造成的危险，但他们也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替代之。许多神职人员本身也是来自那些研习完拉丁语和修辞的人，他们掌握了古典学说。

随着罗马帝国的破灭，古典学校也在不断地消失。想要阅读圣经，就必须培养读写能力。4世纪左右出现的隐修生活兴起一种特殊的修道机构——修道院。起初，修道院的教育仅仅是为了满足隐修团体的内部需要，旨在提供宗教生活所必需的读写能力。大约发展到5世纪，越来越多的贵族要求修道院为自己的子女提供教育。古典学问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修道院的呢？我们知道，圣经是修道院教育的核心，当时的圣经评注和灵修书籍为圣经文本做了大量补充。从当今的研究查看发现，那些出自修道院早期的著作对古典文献有着惊人的涉猎和广泛的了解，恰恰是那些谴责异教文献的人在阅读并使用这些文献。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世纪早期，正逢罗马帝国极速衰落，蛮族吞食欧洲。人们对于希腊自然哲学、数学学科等了解的需求急剧衰落，鲜有原创性的贡献，为求生存其创造力被引向了其他方向。于是，修道院占据教育的统治地位，并充当了读写能力和古典传统的传承者。

如果说中世纪早期的原型学校是田园式的修道院学校，颇有与世隔绝的味道。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11、12世纪，设立在城镇的城市学校成为了教育的主力。这些城市学校的发展得益于隐修制度内部的改革运动。在当时著名的中世纪城市学校中，有大教堂学校、教区神职人员管理的学校以及各种公立学校。它们并不与教会的传教、牧灵需求直接相关，而是面向任何负担得起学费的人传授古典学问和自由技艺。在法国，一些最有活力的学校都依附于卡洛林改革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大教堂，例如拉昂大教堂学校、兰斯大教堂学校等。12世纪，沙特尔、奥尔良、巴黎等地的大教堂学校已成为自由技艺的主要中心。卡洛林时期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收集和抄写了古典传统的书籍。今天的学者们发现，大多数罗马科学和文学著作的已知最早抄本都源自卡洛林时期。而这段时期一直伴随着教会焦点转向的教会议题讨论，诠释圣经、研究宗教史、确立教会传统和发展基督教教义等。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科学主题被抛弃了，也没发生过科学书籍的烧毁。在这些城市学校里，宽泛的神学限制的确存在，但在这些限制之内，中世纪教师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此外，值得补充的是，古希腊罗马世界的衰落导致帝国分裂成东西两部分。拜占庭继承东罗马帝国，在希腊语方面有语言优势并在思想上也有快速的发展。但后来西方通过大规模翻译运动，东西罗马之间互相渗透促进了东西方思想成果的相互传播。把已经翻译为阿拉伯文的古典著作再翻译成拉丁文最早是从几部关于数学和星盘的论著开始的，发生在10世纪的西班牙。从12世纪上半叶开始，翻译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活动，地理中心就在西班牙。因为当时，西班牙更容易接触到阿拉伯文化，他们有丰富的藏书。意大利南部地区、威尼斯等地得益于与拜占庭帝国的持续交流而成为希腊文翻译的主要地点。10，12世纪主要集中在翻译医学、天文学，12世纪转向占星术著作、实践天文学和数论。12世纪下半叶恢复了亚里士多德及其评注等一些物理学、形而上学的著作。这些著作为当时欧洲各地的教育中心提供了很多新文献，为学术研究带来新的方向。东罗马与西罗马两种传统都以各自的方式帮助保存了古典传统，从而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从长远来看，基督教是西方教育的主要赞助者和古典思想传统的借鉴者。而正是基于这份遗产所提供的资源以及基督教内部不断的教育革命，才孕育出16、17世纪辉煌的科学运动。

理性与启示真理的调和

早在初期教会时期，为了面对有学问的哲学异教对手，教父们为信仰辩护而借鉴了哲学的逻辑工具，由此逐渐发展起来护教学。2、3世纪出现的这批基督教护教学者尤为了解哲学，甚至将柏拉图主义用于基督教。他们所偏爱的教育方式和层级以及他们所看重的古典思想成就都有助于传教，但是这种传教并不包含对科学研究和科学思想的压制。例如圣奥斯定，他在面对哲学时心态十分矛盾。既担心哲学会煽动异端，又认为它们是了解自然界的最佳工具。哲学是宗教的婢女，是由圣奥斯定提出的。在他看来，培育、规训和利用哲学，尤其重要。而奥斯定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的态度，关注天上永恒的东西，而不要关心地上暂时的东西。

正如教父时代一样，中世纪也会遇到比较棘手的神学问题，需要利用逻辑思辨给予处理。坎特伯雷的安瑟尔馍（Anselm of Canterbury,1033-1109）是一位持有正统信仰的神学家，但他愿意打破神学方法但界限，探索独立的理性能在神学领域得到什么，追问某些基本的神学教义凭借理性或哲学标准是否还能判定为真。比安瑟尔馍晚一代的阿贝拉尔（Peter Abelard,1079-1142）认为怀疑乃是信仰的必由之路，他意在用理性推出信仰和支持信仰。他曾写道：“不希望成为一位哲学家，如果这意味着背叛使徒保禄；也无意成为一位亚里士多德，如果这意味着将自己与基督切断联系。”可见在12世纪，欧洲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理性主义转向，试图把人类理智能力渗透到各个方面。人们越来越热衷于把哲学方法应用到一切课程中去，包括圣经研究和神学。利用哲学的这些神学家迫使人们思考：我们在神学领域如何“知道”？其他学科中运用的理性方法是否也可运用于神学？就此，利用哲学工具探索神学在当时进入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经院哲学就是一个代表。事实上，运用理性证明信仰会有一定风险，即把理性作为真理的裁判，是否恰当？尤其是认识到理性从属于人的有限性后，这样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理性与圣经的启示真理之间的冲突如何解决？这类问题也决定了13、14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努力方向。14世纪的自然哲学家仍然在宗教的大环境中努力探索研究自然界。他们承认天主的存在，既然天主能够创造出祂所愿意的世界，那么想要发现天主的创造，必然的途径就是走出去观测自然与宇宙。他们相信科学知识对圣经的诠释是有用的。我们所熟知的英格兰人培根（1220-1292），就不余遗力地劝说教会内的保守派相信新学问是有用的，他自己就是方济各会的会士。在培根看来，神学并不压制科学，而是要把科学投入使用，把科学引向恰当的目的。自然科学正是在这类观点的倡导下得到宗教的庇护，由此发展出的一种经验的自然哲学，助推了近代科学的开创。

受到近代认识论的转向带来的结果的影响，今天的人们更愿意承认科学知识是符合人类理性的，而科学之外的知识已被贬低为非理性的，或者根本不能称之为知识。需要澄清的是，基督教信仰并不否定人类的理性，而是认为人类的认知至少有两种形式：逻辑理性的认知包括自然科学、数学等，这些研究的对象是可观察的、可度量的、可被人类理性所理解的；还有一种认知则是直觉理性，其对象包括神秘的经验、道德判断等普遍的知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在中世纪，哲学经基督教的启迪而孜孜不倦地延续着求真的精神，近代科学由此脱胎而出，这点显然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