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最后一次转向（连载二十六）

关于旧哲学人对本体论命题的集体性无知，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形容，很贴切，但也很过分，因为圣人不仁的才是哲学常识化转向所真正期待的淡定心境，那是人之为人意义上用终极理性绝对控制先天盲目感性的最高境界。

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认为，与语文相关的任何名词解释，都有探求本体的意味，至少解释的是相关概念的本体，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因此而常识化地意识到，作为哲学理论创新难度最高的本体论问题，从来与任何人的现实生活都不远，因为任何人的情境人生和心境人生都必须用语境帮助实现，因此只要有了常识化视角，在系统学习哲学史之后，任何人都不难理解，终极本体论从来隐含在语境的内在一致性当中。

抽象理解语境的一致性，在形而上学的道、理、逻辑三个命题中，我选择逻辑做“存在”的终极本体之一，也就是人的主观存在本体，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用外来的逻辑体系辩理相对更精准。

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因为无法确定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之间的主从关系，所以西方人的逻辑分析尽管相对更精准，却不得不因为大量冗余概念的必然产生而同样自我迷失于深奥与晦涩，所以中国传统的理与道之间的辩证关系虽然相对粗放，但只要能偶然诱变准终极自圆其说的圆融，就可以为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创新提供宏观理论创新方向，成为最终确定逻辑的终极本体地位的垫脚石。

常识化视角下，如果语境的内在一致性被构成语境的每个字词的定义所分解，那么在非终极文明条件下，终极本体论的最高抽象性就只能体现在一言以蔽之于一切语境的建构上，可以通过抽象整合每个字词的定义而实现，事实上，人类的任何语系中都有类似概念存在。

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高度抽象认知了道概念，古印度则高度抽象的梵概念，古希腊文明就缺乏这种高度抽象概括能力，于是他们在定义了“存在”之后，却放弃了对它的准终极本体地位的明确机会，然后整体迷失在自然哲学高峰期抽象定义并系统解析了若干个本体概念，直到形式逻辑的最终诞生，才实际具备了与中华文明精华之间的终极互补性。

实践证明，这种终极互补性只有在精于逻辑分析的西方文明诱变现代科技文明之后，才能被具备终极前提批判能力的人捕捉到，但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证明，这种人一定不会出现在西方文明，因为西方文明先后分别建构了唯心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但他们却因为迷信形式逻辑而根本否定了辩证法的终极哲学意义所代表的终极文明意义，所以最终诱变终极哲学的人只能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道概念所内涵的一言以蔽之于一切命题的终极哲学意义，而且接纳并吸收了古印度梵命题类似的精华。

过去的东方文明只有少数人能通过高超的悟性实现无困于心的圣人境界，这是因为通过悟可以偶然触碰语境的一致性边界，可惜受制于与潜意识相关的直观和直觉束缚，也就是类似西方人对形式逻辑的盲目依赖，所以这些圣贤只能在圆融无碍于语境的一致性之后，对自己的悟道心路做似是而非的解释。

为了变先贤在个体层面终极自圆其说的偶然性为必然性，如今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已经终极明确了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之间的主从关系，因为逻辑是语言所代表的建构在神经系统上的意识行为的主观存在本体，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的真正成功之处，在于从本体论视角对思维的主客观一致性运行机制进行了明确，也就是人的认知机理是先感知于客观见之于主观，后认知于主观见之于主观。

从一致性的角度，这样的辩证的因果一致性机理一旦明晰，就相当于对整体一致性的宏观而且漫无头绪的人类文化体系的微观解析路径的常识化建构成功，也就是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所谓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可直接复制性。

从语言学进化的角度，随着西方文明的野蛮扩张，西学东渐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为中文语境补强了逻辑认知，具体而言，就中现代中文语境已经实质变过去的单字表义为现在的多字表义，这种变化本身就极具语言学的常识化转向意味，而哲学的常识化转向不过是进一步解析清楚了西方的逻辑认知与中国传统理认知之间的终极互补性而已。

正因为人的思想的终极成熟只能以终极自圆其说为标准，所以具备可直接复制性的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能让每个人都通过基础教育实现超越圣人的圆融心境，因为圣贤在哲学人生方面都有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但哲学常识化转向之后的人类文明已经再没有这方面的认知障碍，所以哲学常识化转向的终极文明意义，不但在于直接促进哲学语言转向的终止，更重要的是，人皆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自律之后，即将通过政治现象的存在基础消失而直接终止哲学的实践转向，也就是说，哲学的常识化转向是人类奔赴终极文明之前的最后一次哲学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