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黔中百年口述史 精神枷锁下的丹青岁月（下） 2018年第95期（总334期）
王庄老屋 《文化安顺》编辑部 摄
口述：王翀
采集整理：胡一平、陈文杰、张厚林、洪惊涛
文革中期，我们感觉生产队的人和我们不敢讲话，又仇视，对家乡有一点失望，想离开。我哥还有两个堂哥和我，共四人约好，准备逃离王家庄。那时候我们就想出去走走，走到哪算哪，就和我妈商量，我妈也同意了。那时候我弟弟还没有满18岁但也会犁田了，刚好那一天出门我弟去犁田，听说我们要出去哭着追我们，我们跟他讲，因他太小跑不动，等他大一点再跑出去。
我们来到了城里，到小十字遇见堂叔王时昌，王时昌是从解放初期便到贵阳定居的，当时他是十七岁。四清时工作组说他是逃亡地主，便把他喊回了王家庄，他的爱人和几个子女都在贵阳。我们当时觉得他是有些知识的人。我们把情况给王时昌讲，他就劝说我们，他讲好多人出去只有死路一条，到哪里都要证明，到时候你们拿不出证明，就把你们逮关起来了。而且也分析我们走了以后，家里更要遭大罪，我们想想也就回家了。我弟弟见我们回来后，松了一大口气，他说他整天都在哭，人家问他是搞哪样，他讲是眼睛有一点痛。我妈也松了一口气。因为那个时候到处都有民兵。虽然我们对家乡、对生活已失去了希望，但真走了也不知是什么结果，我妈悲喜交集！
母亲与我们六姊妹合影
我家三兄弟渐渐长大，生产队让我们家自己砌房子，砌房就要在后山上开石头。但是一直刁难我家的人不准我们开。还是队长讲，你们让人家砌房子，却不给人家开石头叫他们怎么办？既然要砌就让人家开。我们才能开石头的。那时我已学会了做石匠，我学石匠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次大队砌房子做学校，由各生产队派人，我被派去抬石头，当时大队支书叫杨进益，是一个石匠。邻村苏家屯的一伙老石匠也去了，那边有一个石匠会雕花，我们王家庄的石匠不会，看到他们那边雕了一条鱼，我们这边觉得丢脸。王庄的石匠就讲：克顺（王翀乳名）你来画一条鱼我们来雕。我画好之后就把图给石匠了，但他们找不到方向，支书就叫我去指导他们雕，我讲哪点他们就打哪点，他们打呢不是打多就是打少了。我觉得他们打的不合我心意，就自己去学。刚开始时手锤打不准錾子，老是滑下来打在握錾子的手背上，每次都要削掉那块皮，旧伤刚好又变新伤。后来渐渐打得准了才能随心所欲。后面支书就配合我把鱼雕好了，我们王家庄的人讲我们这一条鱼是活的，另一队的鱼是死的。
1967年王翀临钱松喦先生《板桥诗意》
我学会石匠后我哥慢慢的也就学会了，连我们砌房子、打石头都没有请人，当时也没有钱请。因为没有人（帮手），我们兄弟砌房子特别费力。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哥在楼梯上抬一块大石头上墙，由于楼梯不够高，抬到墙边，怎么都放不到墙上去，还差一点掉下来，刚好我弟就在下面。幸好那天有一个小伙经过，他急忙用杠子给我们抵住石头下面，慢慢的大家一起送上去了。每想起这事，至今犹感激他！三间房子的墙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但没有钱买木料，便停下来了。一直到七五年还是七六年，我家劳动力好一点时候，有一点余粮钱了才把房子整好的。
1967年王翀临蒋风白先生《鹰》
武斗期间我父亲（王松年先生）是在遵义，本来是要下井劳动的，但是领导听说父亲会画画就没有叫父亲下井了。就叫他去画墙，就是搞宣传这一类的。期间我和母亲去看过我父亲，那些领导知道我父亲是冤枉的所以优待我父亲，我们去时吃的馒头都会多给我们几个，回来时还拿了一些回来。和我父亲说起这段往事的时候，都觉得他太幸运是因祸得福，没有被武斗。
我学画时候非常艰苦。当时是我姑妈家邻居一句话提醒我的，他认为我会画画便叫我给他画张像，我讲我不会画。他说你父亲画这么好你肯定也会画。那时我21岁，回家就开始学，都是在晚上，还有中午生产队吃饭休息那段时间。后来有些亲戚朋友们请我去给老人画像，去给老人画像一般是在农闲的时候，记得我为本村和邻村的老人画过几十张像。我后来一边搞生产一边画画卖。当时在老大十字有很多人卖画，我的画价最高，一块五一幅。其他人的是五角或者是一块，我一个礼拜要画六七张卖。
1972年王翀写生创作《农业学大寨》
1970年，洪福远先生叫我去学画蜡，去后他拿布、蜂蜡给我回家学，并说多画几张就要得了。回家后自学一段时间后我就会了，洪福远先生就让我去蜡染厂画蜡，但当时的大队支书不同意，说我父亲是反革命，剥削人的。我自小没做过对不起他（支书）的事，不知他为什么这么恨我。洪福远先生听后说：“不怕，那是我二表哥，我去和他说。”经洪叔叔的婉言相助，支书才勉强答应我去，但是还要去大队、公社、公安局打证明。事后，洪叔叔叫我去支书家当面谢谢人家，我去后喊了他一声并谢谢他，他便讲：“你们对我有误会，不是我要对你们这样，是政策。”我讲是的是的，就借机渐渐地把矛盾化解了。后来，70年代过后，我还去他家，他还问我有没有看过《石头记》，并借给我看，我这才因此看的《石头记》。
我在学蜡染的时候，是在洪福远先生的指导下，主要让加工的是他设计的龙宫还有龙柱的图案，开始是学其它的。后面具体商量画的就是这几样东西了。画这个我家王翥（王翀的弟弟）也学，他悟性高很快也会了。我们交回去时，（厂里）说我们画的太快了，洪福远先生怕影响我的加工费就给我们说，你们不会说有很多人一起画啊！后来我（给厂里）讲我们有五六个人画。当时每天还交一块五给生产队，然后他们记十分。我是脱产的，我弟一边生产一边和我一起画。也是那段时间做蜡染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反正比上班工资拿得多。那个时候洪福远先生对我们的支持，不仅缓解经济压力也缓解了我和村支书的关系。
《仕女图》 王翀作于1974年
文革后期，有一些人逐渐对我家好起来啦。听他们讲我爷爷的好处，讲我爷爷是一个大善人。一次看见几个娃娃在我家地头摘豌豆，我爷爷就躲起来，结果还是被娃娃们看见了，（娃娃们）扭头就跑，爷爷忙喊不要跑，怕摔倒。那年，爷爷便将那块地的豌豆养老留作种子。第二年，他请人帮他背了一口袋豌豆，挨家挨户地每家送一碗作种子，并嘱咐说：每家在田间地角栽一点，免得娃娃们去摘人家的，人家嚇倒他们。我爷爷是一个晚清秀才，懂易经，晚年办学都不收学费。谁家要办红白喜事找他推八字、看日子，都会带一些点心和酒来，我爷爷或不收，或还回去，或送给穷人家，无论哪家大小事爷爷都上前，但不要好处。有一回赵家庄有一家的牛不见啦，便来找我爷爷测字，我爷爷正拿着一本书在看，便让他随便指一个字，他就指了一个“乃”字，我爷爷讲，不怕，你家的牛是在的，看是吃饱啦睡在哪个地方。他讲找了两天两夜都没有找到，我爷爷说你们再去坡上看看，你看这个“乃”是就象牛睡起一样，那人再去找，结果真的在坡上。
在76年时候，我父亲回来了，具体记不清楚是哪一天回来的，回来以后到毛巾厂工作了，开始他不准我学画画，怕我们耽误生产。后来回来时看见我画得有点样子，也就没有反对，看见哪些地方不好还给我们指导。父亲回来后情况好了点，他在安顺认识人多也重情义，对我工作上帮助了许多。
《牧歌》王翀作于1982年
1987年，我听说海南建省不要户口，可以办户口在那里，我就去（海南），到海南美术中心和毛巾厂应聘，毛巾厂看我的画还可以就同意并给我聘书。当天我又去美术中心，那里要当面作画。当时有一个主考官叫谢晋璋的人很好，是他考的我们，一同还有几个人，当时我画的一幅画是仕女在弹摇琴，结果当场就录取我了。并带我到他家认识，他讲他们只喜欢规规矩矩的（传统）不喜欢怪的，就拿聘书给我了。我回来途中还遇见几个熟人一同回来。
（回安后）周青明老师将我的情况反映给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张明义，张书记让王在卉来和我交谈，王在卉说张书记想让我留在安顺，问我有哪样要求。我说没有，去海南是因为户口，我在安顺办不下来农转非的户口才才去海南的，王在卉说张书记答应给我办，我又讲是全家的户口，他也答应了。（户口解决后）在安顺（晚报社）搞美术编辑，到报社工作工资是每月150块，当时也不低，但我负担重，有三个孩子，后来在晚报社工作四年之后就辞职去了广州。因为我父亲的朋友刘善明当时在广州，认识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叫王庆民，就说我画画如何如何好。那个人就想聘我去那边一千块一个月，后去深圳是一千五一个月。为了生活，我只好选择去广州了。
《仕女》王翀作于80年代中期
在93年后我丢不开家，就辞职回来了。94年王庆明移民到了美国。他回来到安顺请我，讲他去美国用我的名字办了一个中国民间艺术公司。当时我父亲住院，我就带他去病房里看，我说我父亲这个情况我走不了。后来我在黄果树开了三年的铺子做的是蜡染生意。1997年香港回归那一年，在东莞投资建“高丽工艺厂”的台商老板卓冀生亲自到家中来请我去他厂里搞出口工艺品设计，搞的是微型雕塑。我去工作到1999年底又回家了。那时候小任（女婿）刚和春芳（长女）谈恋爱，他学过厨，我在水库边开了一年的黄焖鸭（餐馆）。
王翀在东莞“高丽工艺厂”制作的雕塑
一天胡志红带河南一个老板来，讲他要投资蜡染，要找金陵十二钗的作者，胡志红就带他来找到我。我后来就把餐馆关了做蜡染，这个人贪大，才投资7万元钱就要请30多个员工，这点钱还要买房子还买其他的材料。当初买房子用的都是我的名字，（后来）法院打电话给我讲按揭没有交叫我去交，我说名字是我的但是房子不是我买的。我把情况讲明了，并写了房子属于他的字据。后来听说他背了一大背蜡画回家乡去卖就不回来了，音信全无。后面我是自己办了蜡染作坊，才几千不到一万的本钱。
文革后我在城里头住了九年搬了五次的家，开始住在印刷厂的厂房里，后面是住在亲友搬家后空闲的屋里。我记得住在王孝义家南街小屋的时候，灯光太暗了，灯泡是25瓦的。记得有一次，我反复琢磨一幅画没有成功，也就一直画忘了吃饭，还饿昏倒了。到85年我在函大读书的时候，有些老师也给我要过画，我的毕业作品《芳心红似刺梨花》还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获证书）并编入书画集。毕业后北京总校还来信叫我写东西去，编辅导资料，我觉得自己的份量不够，就用我父亲的《怎样欣赏和评价一幅完美的中国画》给他们寄了过去。后来在《国画辅导》上入编了。
王松年先生夫妇
我父亲回来都想不到我家房子都整好了。那时候父亲回来工作还没有恢复，因为找不到政策依据。南京画展是刘善明先生牵的线，父亲的100多张画是我用扁担挑着去的，本来是去自己办个展，南京艺术学院的领导看了作品后觉得好就表示由他们来主办，并联系各界的人来参观以及宣传等，看画展的人很多，那些人和我父亲照相叫我父亲签名之类的。两天后，南艺的很多人自带凳子坐在展厅内临摹我父亲的画。当时我们贵州省美协有一些人听到我父亲在南京办画展成功之后就大怒，讲没有经过他们，我父亲南京回来之后在贵阳展览才受到贵阳人注意。黎培基、陈永元分别写了评论文章在贵阳晚报、贵州日报发表，这才引起画界的注意。虽然省主要领导都没有来看，但是贵阳画家参观的很多。
回来后当地政府很关心，特别想给我父亲安排工作，但又找不到政策依据，后来是安排在艺术馆当顾问，领的是副县级的工资。当时我父亲准备出画集，有人愿赞助，但我父亲觉得由人赞助出的不是很有份量，要政府认可的才算画集，所以一直就没有出。
父亲是在2000年过世的，当时来了很多领导吊唁也算安慰。父亲晚年有冠心病，最后的那几年住了几次院，但还依然坚持画画，一有精神就画。我父亲对画是一生的追求，他不专门去追求学哪一家，都是综合的，有自己的主见，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王松年画集》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 口述者简介
王 翀：男，1951 年生于贵州安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民盟中央美术院理事，贵州省美协会员。曾任安顺市政协一届委员、二、三届常委，安顺市首批、第三批市管专家，安顺市文化文艺工作先进个人。祖父系清末秀才，父亲王松年系贵州省“十老书画家”之一。受家风影响，自幼酷爱书画，1988年毕业于首届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国画专业。在绘画创作上，坚持以形写神，吸取众家之长自立面目。各种画类皆涉及，尤擅画古装仕女。曾任《安顺晚报》美术编辑。出版有《王翀国画作品集》。
除国画创作外，亦研发贵州民间蜡染艺术，将中国画的技法，构图及丰富的绘画题材注入民族民间蜡染艺术之中，作品别开生面，独具特色，在国内外大型展会上多次获奖。并由国家学术机构评为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民族工艺美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