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三十一）

人世间，从来只有少数人能通过坚持不懈的思考来获得这个偶然的顿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不再有困惑而获得思想的统一，其他不曾认真思考过、不得顿悟过的人，只能恒久地分裂着存在。

没有整体就没有个体，这个道理谁都能懂，但真正运用到实践指导好自己的人生就很难，这就是知易行难，这体现的就是人与哲学共通的知行合一性。

知行合一难是人类文明终极进步必须解决和跨越的一道坎儿。跨过去，自然也就不再分裂了。

哲学产生前的人类便没有这种分裂的尴尬，因为那时的人是普遍肤浅、普遍不会深入思考的，因而那是一个盲从于祭司和神的时代，而祭司不过是人们虚构出来的虚无缥缈的神的代言人。

在不彻底哲学化、不得完全自治之前，人类必须适度接受和容忍盲从行为的合理存在，就是因为不盲从需要思想自主，而思想自主源于人的哲学化，如果哲学不能普及，一些人当然必须盲从于别人。

伴随着哲学的产生，人类进入政治文明时代，人类除了依然要盲从于神，又增加了对政治领主的盲从，这虽然构成文明进步，但也直接导致了人类思想分裂的加剧，从而让文明进步增加了弥合分裂的任务。

这或许说明，只有分裂到足够彻底的时候，人类才能真正见到思想彻底弥合的希望。如今，先天分裂的基督教文明促进了科学的诞生，物质文明的极速进步带领世人进入高级文明，而思想文明却仍不得有效跟进，这很有可能就是终极分裂。

如果这种可能成立，那么在西方文明体系内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终极弥合分裂的新思想，而且这种新思想也和曾经不分裂的中华文明融合一体了，期待人类文明的融合能因此而得到终极实现。

只是终极文明实现前，必然要根治那些没有知识的盲从者，这是一个新的必须解决的前提。

盲从的人不需要太多知识，活得相对轻松，有大把的时间享受生活。当领导的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还得具备灵活运用的能力，通常要陷入繁忙的事务当中操心费力——克服盲从者的惰性。

正因为有了盲从与领导者的对立，所以文明史中才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产生，而这背后实际是体现的却是人类产生初期就出现的文化分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受当时的条件所限，当时必然产生这种分野，然后注定人类文明要通过进步消弥这种分野。整个文明史都是这个趋势下进行的，后面我会论述到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便直接意味着这种趋势的彻底完结。

盲从与领导之间只是单纯的对立关系吗？当然不是，二者之间恰恰也是相互依存于人类共同体当中的共生关系。

大家平时讨厌的恰恰是这种共生关系当中的不完美、不和谐现象，只是许多人通常不知道，这一切不完美和不和谐背后的真正本质是人性的整体不完善，这一点上，所有的对立阶级都是受害者。

在文明进步面前，两两对立的阶级间是互害、双输的。被统治者被压榨是因为不能突破文明局限而自甘堕落，统治者总要被动承受被革命之苦，是因为他们有能力帮助另一个阶级更多融入文明，可是他们没做。所以，是两个阶级对文明的共同不作为导致了自己的尴尬地位。

这里请大家不要指责我思想的片面与极端，因为这只是理论探讨，是有明确的前提条件的，不涉及本人的立场问题，我要说明和强调的只是隐含其中的哲学普及化问题。

明白了上述理论与隐含的趋势，大家自然不难理解，到了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哲学普及化议题必然显性化，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

说其主动是因为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实际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为了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生产的组织者——资本家们——就必须不断发展新科技，这当然同时培养了大批掌握新科技的技术人才。

有文化就意味着有了自学哲学的能力，这是哲学普及化的必备前提。而哲学普及化的结果意味着阶级现象的必然消失，这样的逻辑下，资产阶级的行为当然尽显自掘坟墓的意味。

说其被动，是因为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后，因为彼此间的敌对关系，资产阶级更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展示自己是“真文明”的，因为文明进步使命尚未完成，他们通过比较优势拖跨了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阵营。

只是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他们的计谋不再灵光了，因为中华文明是内敛的“和”文明，因为这种文明武装的民族不像新生的苏联那样幼稚，更擅长运用双赢的谋略让对手无机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