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书房故事 | 当年那些穿红色喇叭裤的人啊，现在你们在哪里？

网络中流传的红色喇叭裤一族图片。

是短裆，是低腰；腰部很紧，臀部很紧，大腿部分也很紧；然而一过膝盖，裤管立刻变得潇洒起来，宽阔起来，像终于冲出峡谷的小溪；顺流而下到地面时，裤口已尽情地宽，尽情地圆，争相随双腿横扫脚下，顿呈波浪恣肆之态了。对，这就是喇叭裤。

喇叭裤往往是红色的，鲜红暗红粉红猪血红，都有。最妙的款式，是红中夹杂明明暗暗宽窄不等的条纹。看几眼你都会眼花，感觉那像一把线条突然抛撒了出去，或者像两条腿发出了宣传画中常见的莫名其妙的光芒。

穿喇叭裤的人，常常是长发披肩的，是蛤蟆镜横挡在眼前或竖挂在胸前的，是花格衬衫且将下摆系在腰间的，是红色皮鞋且鞋跟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一群人，嘴叼香烟，手提着录音机，蹦嚓嚓蹦嚓嚓地远远地舞过来，你都不好意思迎面相遇，你会赶紧像躲避汽车一样速速闪开。你斜他或她或他们一眼，瞄到的是颜色深深浅浅的镜片，像点点暮色。你无法穿越暮色看见眼睛，所以也就不知道那眼睛是在看你还是在看什么。这时你脑子里马上蹦出一个词：流氓。

这都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场景了。日本电影《望乡》中栗原小卷的打扮，《追捕》中高仓健和中原良子的打扮，港产片里流氓阿飞的打扮，都可以很快出现我居住的那座土里土气的小城。确实是小城，也可以说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土里土气的大镇子，人口不过两三万。这“土里土气”不是形容词，是现实：城里有农村，城外全是农村。牛车可以在红旗大街上畅行，全不管什么红绿灯，因为根本就没有红绿灯。有拖拉机轰然而过那就已经是喧闹的城里气氛了。而如果，赶上麦收季节，这拖拉机运载的就会是满满高高一车箱刚刚收割的成捆成垛的麦子。你尽可以跟在后面捡它几根，掐头去杆之后，将青黄的麦穗置于手心，合掌，左旋右搓；几圈一过，开掌成捧势，吹去麦芒麦壳，几十枚圆鼓鼓的麦粒就是你的口中美味了。

朴素的八十年代表情。网络图片

那一刻你会觉得是在麦田里，可是转眼一想，不对，你在城中最繁华的街道上。所以，如下场景是奇异的：赶牛车的人死死盯着街边一伙穿喇叭裤的人，看了半天好像还是分不清谁是男谁是女，只好摇摇头狠狠抽了牛屁股一鞭子；或者开拖拉机的人看见招摇过马路的喇叭裤们，一边按喇叭边一边不干不净地乱吼几声。

小城还没出现喇叭裤的时候，报纸上已经在批喇叭裤了，说那是“资产阶级腐朽糜烂的生活方式”，说穿喇叭裤的人不是流氓就是“小混混”，说不剪掉年轻人的长头发和喇叭裤就“国将不国”。在那样的时代气氛里，喇叭裤管的宽度成了判断好人坏人的标准：越宽，穿喇叭裤的人就越坏。

那也正是朦胧诗流行的年代。我当记者不久，某日，编辑部来了一位投稿的人，其穿着打扮是标准的“流氓配置”：红皮鞋，喇叭裤，花衬衫，蛤蟆镜。副刊老编辑似乎和他很熟，打招呼的第一句话就是：“看你这流氓样，先在办公室走几圈。”那人不解，问：“老师，什么意思？”老编辑说：“地板脏了，你来回走走，用你那裤腿抹一抹，省得我们拖地板了。”那人看看自己的裤管，开心地笑了几声，说：“老师，我又写了几首诗，朦胧的。”老编辑说：“什么朦胧，我看你就是蒙人。你什么时候会写诗了？跳贴面舞的时候写的？”“你要这么说的话，老师，”那人满不在乎，“哪天也领你去贴贴？”

那人走后，老编辑大发感慨：“这都什么事儿啊。你说这位诗人，穿衣服流里流气，生活乱七八糟，一伙子男男女女整天瞎混。还写诗，蹲厕所的时候都能写一首。那也是诗？云里雾里，天上地下，头上一句，脚上一句，成心不让你看懂，故意找别扭。唉，你还别说，就那东拼西凑的诗，到处发表，连正规文学杂志也都登他的，还经常游山玩水参加什么诗会。这年头，乱套了。”

那正是朦胧诗引发争议的年代，反对的和支持的，几近水火不容。现在回首往事，两个阵营的将帅们不知态度软化些没有，或许早忘了“岂有此理、竟有此事”了。不过就是年轻人写写诗，看懂看不懂有什么要紧，犯不着“上纲上线”或者“批倒批臭”。况且当代文学史已经证明：朦胧诗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多彩风景。

这张图片很有名，一时查不到出处。刘香成的？

后来我也和那位诗人熟了，慢慢发现他其实人并不坏。他坦诚，率真，什么话都敢讲，最隐私的事也到处说，百无禁忌。他有些愤世嫉俗，什么都看不惯。他也真的会写诗，名气渐渐大起来，身边聚集的男女文学青年也多起来。那是百年一遇的诗歌年代，谁都想成为诗人。我一直没勇气穿喇叭裤，只退而求其次，穿过一阵筒裤。有次我问诗人：“穿正经点不行吗？为什么非要穿这惹是生非的喇叭裤？”他仰头吐了几口烟圈，一字一顿地说：“我、愿、意！这、是、我、的、宣、言！我、就、是、要、让、老、家、伙、们、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