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华》何小曼：努力融入集体为何遭孤立？问题出在她母亲身上
《芳华》是严歌苓笔下的一部回忆性质作品，再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文工团青春。在这部小说中，严歌苓由一代人的命运变迁，引发了人们对特定时代里，集体与个人关系的思考。除此之外，严歌苓对女性人生命运的深入思考和关照，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一大成功。
严歌苓在《芳华》中塑造了何小曼、萧穗子、林丁丁、郝淑雯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其中，何小曼作为《芳华》的主人公，是一个集所有缺点与闪光点于一身的人物。仅看过影片，而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可能并不理解何小曼身上的矛盾人格。
比如在“军装事件”中，她明明可以选择借，为何偏要不动声色地偷拿林丁丁的军装；又比如在“内衣事件”中，明明无人嘲笑她的身体发育，她何以要把搓澡海绵缝在衣服的胸襟处，终致被群嘲。而原著中，严歌苓将何小曼的怪异描绘得更加细致：
“她吃饭吃一半藏起来，躲着人再吃另一半；比如一块很小的元宵馅她会舔舔又包起来，等熄了灯接着舔，再比如她往军帽里垫报纸，以增加军帽高度来长个儿。”
毫无疑问，正是这些怪异的举止让小曼难以合群。可与其说这是怪异，倒不如说这是一种下意思的“不坦荡”和“掩饰”，而这背后藏着的其实是何小曼在人格深处的自卑，也影射着她的母亲在教育方式上的失败。
母亲的“卖惨式”教育，让孩子一生难以走出敏感和自卑的压抑
何小曼的自卑其实源于一个不幸的童年，但是影片中仅拍出了冰山一角。何小曼的真实童年经历比电影中呈现的要残酷百倍，母亲错误的教育方式也给她造成了一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原著中的何小曼原本生于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个性情敦厚的文人，母亲是一位相貌出众的剧场演员，何小曼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小曼6岁那年，自从父亲受到政治牵连后，全家人开始过着贫穷而没有尊严的生活。
在家庭巨变中，母亲毫不犹豫地与丈夫划清界限，也间接导致了小曼父亲的自杀。此后不久，母亲改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年长十多岁的老干部。鉴于过去的“历史污点”，小曼的母亲在改嫁后，一直过着一种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的日子。
小曼亲眼看着母亲在继父裤袋里装入熨烫平整的手帕，在他皮夹里装上零钱和整钱，看着她为继父剥螃蟹壳、挑鲫鱼刺，而那些都是小曼亲生父亲为她母亲做的。在这个新家里，继父是最大的权威，母亲将取悦继父奉为她的一套“政治”和“心术”。
然而，即便母亲低声下气，却依然没能改变其他人对这个“拖油瓶”的意见。在新家里，继父厌恶妻子关注前夫的女儿，动辄训斥小曼；佣人们把小曼当做吃闲饭的外人，冷眼相待；母亲偶尔想要关怀她，却常常因为丈夫的权威望而却步。
母亲对小曼的照顾越来越少，也没能在心理上安慰小曼，只是常常试图用她的一套“心术”说明小曼，母亲教给她的生存法则是这样的：吃饺子只能吃露了馅儿的，吃菜只能吃母亲拣给她的。并且，一旦她有任何反抗的苗头，母亲就要将她偷偷拉到房间里教育“你还嫌姆妈不够难是不是？”
在何小曼的成长经历中，她的母亲一直通过诉苦在向女儿“卖惨”，向女儿灌输她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以至于何小曼有多依赖母亲，有多重视亲情，就会被母亲“控制”得多深。母亲的“卖惨”教育造成了小曼的早熟、敏感。她学会了“懂事”，压抑自己的天性，习惯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
母亲的“欺骗式”教育，让孩子产生了严重的安全感缺失
由于长期得不到母亲的关怀，并且被教育要“察言观色”，小曼在性格上愈发敏感、脆弱，渐渐开始有了很多令人厌恶的陋习，例如她开始在别人不经意的空虚里，去厨房偷挖白糖或猪油吃。
这种偷偷摸摸的行径似乎比光明正大更能让小曼获得安全感，以至于后来，即使母亲难得给她一块肉吃，她也会把肉杵到碗底，等到所有人都离开了，再挖出来细细品味。如果理解了这个背景，也许所有的人都不会再嘲笑她的“偷偷摸摸”了。
除了“卖惨式”教育造就了小曼的“不坦荡”，母亲的“欺骗式”教育也剥夺了小曼的安全感和自信。在何小曼的青春里，无论是那个被垫高的军帽，还是那两块羞耻的海绵，其实早在多年前，母亲将一件红绒线衫从她身上剥下时，已经埋下伏笔。
在何小曼的记忆里，那是一件“让虫蛀出好些洞眼子”，“跟笊篱似的”的红绒线衫。自从来到新家之后，何小曼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她做梦都想拥有这样一件衫子。于是她背着母亲，偷偷将这件衣服套在了自己身上，却遭到了继父和弟弟妹妹的冷眼嘲笑。
母亲承诺她，待她长大了就把这件衫子给她。可是三年后，这件鲜亮的红衣却被母亲套在了妹妹身上。母亲的软弱和欺骗剥夺了小曼对美的渴望。因为一直认为自己不美，她便自卑，拼命地掩饰着自己的缺陷。
在他人看来，何小曼这种过度的掩饰已经形成了一种十恶不赦的欺骗。可是对于何小曼来说，她从小就是在掩饰和伪装中成长起来的，这是她从母亲身上学习的一大生存法则。何小曼就像是一只蜗牛，永远要通过一层厚厚的壳自我保护，让人看不清她的全貌。
何小曼一直以为，只要逃离了家庭，就可以摆脱过去，追求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但是她却不知，二十年来，家庭加注在她身上的自卑、压抑已经统统写进了她的古怪性格里。这样的古怪，让她再次与集体格格不入。
母亲对孩子的“物化”，导致了孩子对自我价值的疑惑和亲情的绝望
在小说中，何小曼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被善待”的人，然而，原生家庭的烙印并未让她变成一个施暴者，相反，她成了一个“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的人。
在何小曼的文工团生涯中，刘峰是唯一温暖过她的人，也是自父亲死后，唯一一个主动拥抱她的人。当所有人都对“老好人”刘峰的付出习以为常时，何小曼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奉献背后的伟大。正因如此，当刘峰因“触摸事件”被下放连队，何小曼成了唯一一个没有落井下石的人。后来她在慰问演出中装病，主动放弃了再次融入集体的好机会，何尝不是在心底为刘峰鸣不平？
从逃离家庭到闯入集体，何小曼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寻求爱和认同。可是她到头来，她只是在一步步地更加确信，集体和母亲都给不了她渴望的爱，而后者则更具幻灭色彩。
其实一直以来，脱离家庭后的小曼都尚对母亲心存期待。有一次，她花了半年的薪金节余，托人为母亲捎去一条西藏毛毯。她满心欢喜地以为会得到母亲礼尚往来的馈赠，可最终只等来了母亲的淡然回复。
还有一次，何小曼好不容易盼到了母亲为她捎带零食，第一次在集体中扬眉吐气，可是打开包装后才发现母亲寄来的竟是最廉价的盐津枣。讽刺的是，就是如此寒酸的馈赠也不是白拿的，母亲要求小曼为她到黑市里买粮油。在此之后，母亲再也没有想起这个远方的女儿，唯一的一次是在长途电话中，母亲打来电话让她为继父买药。
到此为止，何小曼深知，母亲已经在重组家庭中彻底“变形”，她不再是何小曼的母亲，而是继父的妻子，两个弟弟妹妹的母亲了。也正因如此，当何小曼成为“女英雄”后，母亲带着重礼、大张旗鼓地前来探望，反而让她觉得虚幻。
对于小曼来说，她已经接受了母亲的冷漠以及对她的无视，接受了自己明明有亲妈却是个“孤儿”的身份，可是在自己成了所谓的英雄之后，母亲却要来看这个拖油瓶的女儿。这也间接导致了何小曼的心理崩塌。
无论是“老好人”刘峰没有得到好报，还是母亲在女儿成为英雄后才现身成为母亲，这些现实都颠覆了小曼的固有价值观，让她对世界感到绝望，以至走向了精神分裂。
何小曼的人生其实都在诠释这样一句话：幸福的童年可以治愈整个人生，不幸的童年需要整个人生来治愈。也许她一生都没有真正治愈童年，但是很庆幸，她成为了一个最能识别善良的人，最后也成为了一个“善”的传播者。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谨以此文致那些在阴霾中成长，却活成了一束光的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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