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政:俄语老师贺理经
上小学时，我就有一个远大的理想：学会外语。这样，我就可以与小伙伴用外语交谈，不必用那些经常被父母和老师破译的低劣密码，那是我们自己悄悄发明的，类似于《林海雪原》中“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土匪黑话。如果高年级的霸王欺负我，我就用叽里呱啦的外语当面痛快淋漓地骂他，他一定以为我在恭维他，天下还有比这更快乐的事吗？
好不容易等到了上初中，英语课却被粗暴地砍掉了，理由是帝国主义的语言，但为什么不给我们上俄语，它可是苏联老大哥的共产主义语言啊！
终于等到了上高中，多年的理想实现了，捧着刚领到的带有油墨馨香的俄语课本，我胡乱猜测怎么用它来挖苦我不喜欢的同学，去骂那些歧视我的邻居。
首任俄语教师是个女的，尽管口齿伶俐，但绝不可能教我挖苦人和骂人，我从她那儿只学到一些简单的“实用语”，比如“呀特摸衣阿姐吃”（我是你老爸），“得摸衣孙”（你是我儿子）。晚自习后，寝室蚊帐里老是有很多蚊子耐心地等着我，我想向生活老师诉苦，秀一下自己的俄语，但却不会说“蚊帐”“蚊子”这类生活单词，只能来个洋泾浜：“蚊帐里‘门诺嘎’（许多）蚊子‘哥伏’（变复二格），”好歹能正确地变格，须知俄语中的变格是最难弄清楚的。
终于熬到高二了，所有主科教师——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包括俄语全部换届，仿佛内阁集体辞职。换上来的俄语教师是个男的，喔亲哈拉索（很好）！
他叫贺理经，可我的大脑老是把他扭曲为贺经理，“经理”这个词我懂，可什么叫“理经”啊？为什么老爸要给儿子取这样一个稀奇古怪的名字？他自己为什么又不改成什么“科夫”、“斯基”、“伊万”、“奥列格”，那些名字多好听啊！
贺老师中等个子，膀大腰圆，稳重的国字脸，头发浓密粗硬，与身体比例相比，脑袋显得很大，人说脑容量多，肯定是天才，比如我们喜爱的屠格涅夫。他浓眉大眼，嗓音浑厚，如果不是鼻梁上架了一副黑色宽边眼睛，声调平缓柔和，谁都会把他当作是抬连儿石的搬运大汉。课间休息，班上的大力士们冲上讲台，争相与贺老师一试身手（暗含对他来一个下马威）——扳手劲。贺老师自信地卷起衣袖，露出宣威火腿一样的粗壮胳臂，还有一层我们谁也没有的粗硬汗毛。大力士们早已秘密筹划好车轮战法，轮番上阵，但宣威火腿却如毛主席所言：“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从那一时刻起，贺老师颠覆了我自幼对老师的认识，男教师并非文质彬彬，长衫、布鞋、飞机头、金丝眼镜，而也有力拔山兮气盖世之雄伟气魄。
喜欢读福尔摩斯的同学很快就对贺老师进行了“人肉搜索”，刨出了他“隐秘的历史”。
他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前夕被划为右派，来刚建校不久的重庆37中学，不属于教师编制，而是监督劳动改造：挖地，挑粪，种牛皮菜，喂猪，难怪筋骨强健，虎背熊腰。前些年，他转入学校图书馆当管理员，不知不觉，早先那些《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林海雪原》就逐渐被挤到阴暗的角落，取而代之的是《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大卫·科波菲尔》、《哈克·费恩历险记》、《莎士比亚全集》、《约翰·克里斯多夫》等世界文学名著。
或许是劳改时限已到，或许是1962年9月以前的政策偏右，或许是教师编制吃紧，贺老师终于被允许走上讲台了。这是他一生中难得的机会，荒疏已久的俄语专业终于能够派上用场了。他把全部的精力和激情都投入到了教学之中。
上贺老师的课是一种享受。俄语是一门古老而封闭的语言，有如老迈守旧喜欢唠叨的垂暮老人，保留着繁复的性数格特征，不少俄语爱好者在这些枯燥繁琐的语法大山前望而却步，但在贺老师热情耐心的引导下，我和同学们却兴趣盎然，愉快地倘佯其中。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乃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当一个人不仅在认识世界，而且在认识自我的时候，就能形成兴趣。没有这种自我肯定的体验，就不可能有对知识的真正的兴趣。”
下课10分钟，自习课，我们都可以上讲台找贺老师面对面请教任何与俄语有关的问题，他与我们那个时代的多数教师一样，无需思索，对答如流。但此时，我已放弃了用俄语挖苦人骂人的心理需求了，我和同学们问得更多的是俄罗斯、苏联的文学、艺术、历史，科技以及社会生活状况。
为了激发我们学习俄语的兴趣，贺老师经常带来一些苏联同龄青年学生的照片和通信地址，鼓励我们用俄语通信，与他们交朋友。那些放大成半本书大的照片上，有眼光深邃、充满精神欲求的大男孩，有梳着粗长发辫、鼻梁上撒着几粒雀斑的纯情女孩。即便是那些陌生而熟悉的地名，也如施了魔法一样，摄走了我们的灵魂：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乌里扬诺夫斯克、基辅、里加、克里米亚……
他教我们唱热情欢快的俄语歌，朗诵普希金充满真情和忧郁的诗，排练和表演俄语短剧。胆大的同学还偷偷去他的单身宿舍，借书借杂志借画报借歌本，听他讲那些惊心动魄的违禁故事。
贺老师最推崇的是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学校图书馆那套金人翻译的精装本（共4册）一直在我班热传（毕业后也未归还，至今我手中还残存一本）。男生们都骄傲地自称哥萨克，对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最后结局争论不休，对书中的自然主义描写和精彩对话如数家珍。至今，我还能熟练地背诵卷首诗，那是一首古老的哥萨克民歌：
然而，在阶级路线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中，“四清运动”如恐怖大王突然降临。有不合符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家庭背景或本人有问题的教师成了被迫出场的运动员。历史审查，学生揭发，领导起诉，一夜之间，贺老师成了37中裴多菲俱乐部的骨干，据说他与本校语文教师张汝航（刚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音乐教师卢荐苇等经常聚会，崇仰和宣传封资修文化。
贺老师的最大罪状是思想一贯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美化苏修，阴谋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在课堂上大肆宣传苏修，恶毒地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他的确这样讲过，但那时《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天天这样讲啊。还有一个我们同年级的女生，背地里告发贺老师，说她去办公室交作业时，贺老师拉了她的手，这是典型的流氓罪！
学校领导到我们班（高六五级一组）反复动员大家站出来揭发贺理经的反动言行，搞得全班风声鹤唳，鸡犬不宁。如果从政治角度上看，贺老师自然不完全符合无产阶级革命教育事业的需要，但是，如果从真理、良心的角度看，他绝对是学生心目中最喜爱、最优秀的教师，没有任何一个同学站出来揭发贺老师的反动罪行，但他依然被学校开除出教师队伍，留校监督劳改，这次是管理学校开水房的锅炉。
高考结束后，我们要离校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深夜，班上何同学等偷偷潜入锅炉房与贺老师道别，相顾无言，同学们说了一句知心话：“贺老师，无论他们怎样对待你，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好老师！”贺老师异常感动，眼泪在眼眶中打转。
此时，忽听得学校党总支书记宋某某大喝一声：“贺理经，你在哪里？”慌乱之中，同学们躲进锅炉房旁边的猪圈。宋厉声问：“刚才你在与谁说话？”
贺老师急中生智，答道：“那是来收潲水的农民。”宋半信半疑走了，同学们怕连累贺老师，慌忙告辞，逾墙离去。
文革爆发，作为历次政治运动的老运动员，贺老师再次遭到惨无人道的批斗、毒打和迫害。“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在布告上看到一条惊人判决：贺犯理经，思想一贯反动，对现实极端不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后听说被押往四川凉山原始森林中的古拉格服刑。
1979年，在一片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声中，1957年的大批右派分子也得到“甄别”。1957年，我母亲在重钢第一子弟小学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遣送农场劳改，此时也甄别了。我想，贺老师也改回来了吧，便不断托同学打听。
记不清是几月，我从西师回家度周末，贺老师突然找上门来，二十多年没见面，仿佛像刚下课一样，并无什么惊人变化，身体还是那样笃实，说话还是那样低沉柔和。夫人小韩给他敲了5只鲜鸡蛋，下了一大钵番茄鸡蛋面，节约点，三个人都够了。我担心他把肠胃胀坏了，但他轻轻松松，就碗底朝天了。后来，我去他37中的宿舍玩，每次他都给我下一大钵面条，我肚皮都快胀爆了，还是要剩大半碗。
贺老师知道我在西师上中文系，与我谈文学，给我讲了许多集中营的亲身经历，惊惧而富有刺激，如果把它们写出来，绝不亚于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岛》，贺老师也雄心勃勃，想学太史公。我给他讲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以往严密封锁，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给予他热情的鼓励与支持。
他坦言道，写是肯定的，但眼下条件还不够成熟。我说：不一定非要迎合现实去发表（其实，当时正流行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藏之名山、传诸后世比这更重要；你是极少数亲身经历者，既具文学素养，又有较强的写作能力，你有责任让全社会知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他没有爽快地答应，也没有拒绝，我常催他，但他显然没动笔。
他托我代他投递一封书信，是给当年的初恋情人卢荐苇老师的。他告诉我，卢老师如今已结婚生子，丈夫是西师数学系的教授，而卢老师现在北碚团山堡重庆第一师范学校任教。
我很容易就打听到卢老师在西师的家——靠近外语系的黄皮小楼，但我还不会愚蠢到把信送去那儿。一天午饭后，我去团山堡，刚进校门，就听到练琴房飘来的钢琴声，循声找去，卢老师独自在琴房抒情。我对她讲了贺老师的近况（自判刑后，他俩便断了音讯），奉上书信，并说如要回信，我可上门来取。她说不必。
后来，贺老师经人介绍与重钢宣传部杨姓干部的女儿相识，结为连理。婚礼非常简单，在贺老师宿舍。那是九宫庙公交车站旁的37中教工宿舍，筒子楼，一楼一底，贺老师住楼上，木地板，厨房在另一间。大约20年前，他就住那儿，中间隔断了20年，如今又回到了原地。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道：“夫难平者，事也。”千年之后，此理依然。
客人只请了我与同班的肖景贤同学，大概就是当年贺老师心目中的高足弟子吧。没想到还有一个意外的客人：卢老师。历史残酷地让两位郎才女貌的恋人分手，如今各有配偶，接受命运的安排吧。
贺老师恢复教职后，俄语基本上已从中学课程中消失，贺老师改行教历史。后来，听说他当上了学校的工会主席，还入了党（任过我们课的其他几个教师参加的是民主党派——张汝航老师参加了民革，梅正嘉老师参加了农工民主党）。业余时间，他喜欢下象棋，写作的事，离他更远了。
1989年秋天，我与贺老师在九宫庙人行道上相遇，他警惕地把我拉到僻静处，小声问了我的近况。几个月前，我在北京呆过，他很担心，叫我小心谨慎。末了，他又劝我入党，并说“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有点激动，说：“贺老师，我从小就遭拳打脚踢，受尽屈辱与蹂躏，如今，要我叫她一声妈，即便是后妈，感情上我受得了吗？”他很尴尬，脸红到耳根子和脖子，我俩匆匆分手。
后来，我为这句话深深痛悔。他是我尊敬的老师，我不该用这种态度，但愿他的在天之灵能知晓我的歉意，原谅我的失礼。
听说他儿子非常聪明，一定是继承了老爸的基因，他考上了川外，子承父业，也是俄语专业。新生报到那天，我们在校门外不远处遇上了，夫妻俩一起送儿子来报到。我对这个新大学生说，有什么事，直接来找我。我给了他校内的住址门牌和电话，但他从来没来找过我。
后来，便传来了贺老师不幸辞世的消息。据说是下象棋时过度兴奋，触发脑溢血。
贺老师谢世已1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和萦绕，只要触及到俄语、俄罗斯，那印象就更鲜明，更深刻，更强烈，更亲切。
在长达半个世纪断断续续的交往中，贺老师的言论与行为常有不合拍的时候，例如：他拥有那么丰富、那么珍贵的生活素材，却不愿诉诸笔墨；他遭遇了那么不公平的待遇，身心遭受极大的伤害，却能融入主流社会；他经常鼓励我坚持真理、发奋写作，却又劝我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
后来，我俩因工作与生活的压力逐渐疏离，再也没有了深谈的机会。仅就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文化而言，至少有两个领域未来得及涉及，一是白银时代的天才诗人，如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一个是俄罗斯的东正教与弥赛亚精神……
杨政，1947年9月出生于四川成都，后在重庆长大。1965年毕业于重庆37中学，失学成了“社会青年”，干过多种杂活。
1967年4月进冶金部十八冶当外线电工，1974年1月入厂办子弟中学任高中部语文老师、班主任。1978年考入西师中文系，后几度辗转调入四川外语学院任教，教授。2008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