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时代背景问题，也是个素有争议的问题。明末清初人似乎都是“嘉靖说”，即《金瓶梅》写的是明代嘉靖朝的社会状况。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认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以下凡引吴晗先生的论述均见此文，不另注）。由于吴晗先生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因此，此说一出，以后几成定论。近年来，持“万历说”者日多，“嘉靖说”大有被否定的趋势。我倒认为“嘉靖说”是有道理的。本人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其有益的营养，进一步加以论证，达到以张其说的目的。从万历到明末清初，论及《金瓶梅》时代背景的有沈德符、屠本畯、谢肇浙、廿公、宋起凤、谢颐等人。沈德符《野获编》云：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分宜”指明嘉靖朝奸相严嵩，陶仲文是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陆炳是严嵩的死党。《金瓶梅》明托宋事，而实写明事，沈氏指之甚明，而且《金瓶梅》明托宋徽宗朝事，而实写明嘉靖朝事，沈氏也说得很清楚。如果再进一步深究，发现沈氏还告诉我们，《金瓶梅》不是一般地写嘉靖朝的民情风俗、市井生活，而是“指斥时事”，以蔡京比严嵩。这就是说，《金瓶梅》有其政治背景，是嘉靖朝的严嵩专政这样一段重大的政治历史的反映。沈氏的这些指点，对《金瓶梅》的时代背景的研究来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恐怕是“嘉靖说”的源头吧。与沈氏差不多同时的屠本畯，在《山村经济籍》中也说：“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庭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屠氏亦认为，《金瓶梅》为嘉靖时人所作，讥刺的对象陆炳亦嘉靖时人。屠说与沈说略有差异，但其核心观点，即其书写嘉靖朝事，这是一致的。这也是“嘉靖说”。晚明时期，持“嘉靖说”的还有谢肇浙、廿公等人。谢氏在《小草斋文集》中指出：“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
永陵系嘉靖皇帝的陵墓，与廿公说的“世庙一巨公”的“世庙”一样均指嘉靖。如果说，上述诸人的说法，系出自传闻的话，那么清人宋起凤的说法可谓确指。宋起凤在《稗说》卷三中的记载比沈德符在《野获编》中的记载尤为重要，它十分明确而又肯定地指出：《金瓶梅》以书中所写的蔡京父子，来比生活中的严嵩父子，这就是说，《金瓶梅》写的是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社会情景。可以说，这段史料是“嘉靖说”的一块重要基石。但是，无论是沈德符还是宋起凤，他们只是提出了“嘉靖说”，而没有对其说作出严密的论证。因此在五十多年前，当吴晗先生提出经过“严密”论证的“万历说”时，“嘉靖说”似乎处于一种不堪一击的境地，其原因就在于“嘉靖说”还缺乏周密的考证。由此可见，对“嘉靖说”作论证，是持“嘉靖说”的研究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为报父仇，用以讥刺严氏，这是王世贞及其门人创作《金瓶梅》的重大原因。但是《金瓶梅》中并没有出现严嵩。
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讥刺严氏的目的呢?王世贞将《金瓶梅》故事展开的背景特意放在宋代的徽宗朝，并非常突出而醒目地写了徽宗朝的蔡京专政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
因为徽宗朝的蔡京专政与嘉靖朝的严嵩专政太相似了，太突出了，从而使后人不难发现作者的这一用心。
事实亦正是如此，明末人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如沈德符所说的“指斥时事”，廿公所说的作者的“寓言”，“盖有所刺也”，弄珠客所说的“作者亦自有意”，欣欣子所说的“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一言以蔽之，他们都已对作者的假贬蔡京专政之名而实斥严嵩专政之意的良苦用心了然于胸。
吴晗先生也说过，作者有意要淆乱书中的事实，极力避免含有时代性的叙述，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他是那时候的现代人，他无法离开他的时代，他的现实生活。这是很有道理的。
遗憾的是吴晗先生在考察《金瓶梅》的时代特征时，只注意到了书中的一些较为细小的问题，如人物的一句对话，一个简单的情节等等。
当然这也是必要的，但却忽略了对书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重大事件的考察。他对书中所写的蔡京专政就未置一辞。
无疑，这不是一个疏忽。因为他是否定“嘉靖说”而主“万历中期说”的，而万历朝并没有类似于蔡京专政这一类重大政治事件。
但是，要弄清楚《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就不能不对书中关于蔡京专政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事件，加以认真的研究。
因为它对考明《金瓶梅》的时代特征，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要我们确切地搞清楚，《金瓶梅》中所写的蔡京专政，实指嘉靖朝的严嵩专政，那么该书的时代背景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嘉靖说”也就有了无以推倒的坚实的基础。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
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称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
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后被科道交章弹奏倒了，圣旨下来，拿送三法司问罪，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处斩，家产抄没入官。
这三段叙述，几乎写到了徽宗朝蔡京专政，从起家到败亡的全过程。《金瓶梅》是一部人情小说，主要写身居山东清河一隅的恶霸、富商、官僚三为一体的西门庆的发迹和衰败的过程。照例说，它是可以和其他人情小说那样，不涉及朝廷大政的，或者稍加涉及亦未尝不可。但是，《金瓶梅》的作者却偏偏要在一个朝廷的衰败这样一种重大的政治形势下，来展开他的一个平凡的西门庆的故事。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深刻之处。纵览《金瓶梅》全书，它使我们看到，上有徽宗荒淫失政、权奸当道，下有西门庆之流横行乡里；而且上下勾结，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织成一张统治人民，鱼肉百姓的天罗地网。这是一幅多么真实的封建王朝从上到下整个地烂下去的清晰图画。而这一幅图画不正是嘉靖朝严嵩专政，谗佞盈朝，豺狼遍野，百姓倒悬，民不聊生的真实写照吗?下面我们作些具体分析。历史上的徽宗朝蔡京专政，长达二十年之久。虽因他遭弹劾而三次短暂罢相，但在长时期里，与童贯等掌握着全部军政大权，朝政极度腐败；而历史上的嘉靖朝严嵩专政，同样长达二十年之久，他也屡遭弹劾但没有罢相，长期与其子严世蕃执掌大权，朝政同样极度腐败。历史的这种巧合，为《金瓶梅》的作者提供了利用蔡京专政来影射严嵩专政的机会。这种一般的类比，当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是，在作者有意淆乱某些史实的地方，却使我们发现了其中的秘密。《金瓶梅》第一回，所写徽宗帝“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第三十回亦说徽宗时“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但是一查宋史，不对了。徽宗朝并无“四个奸臣”、“四个奸党”之称。却有以蔡京为首的“六贼”之称。太学士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事在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
钦宗即位，率其徒伏阙上书，论：“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这个概念用之于蔡京专政则可，用之于严嵩专政则不可。《金瓶梅》中却也有“六贼”之称。第七十回写群僚庭参朱太尉，斥权奸误国，有回末诗一首云：权奸误国祸机深，开国承家戒小人。
六贼深诛何足道，奈何二圣远蒙尘。
上引第九十八回也明说：“朝中蔡太师、童太尉、李右相、朱太尉、高太尉、李太监六人，都被太学国子生陈东上本参劾……倒了。”由此可见，《金瓶梅》的作者是深知蔡京专政时的“六贼”之称的，为什么在第一回、第三十回要改成高、杨、童、蔡“四个奸臣”、“四个奸党”之称呢?作者的这一有意改动，十分醒目地透露出，他明写蔡京专政而实写严嵩专政的用心。原来嘉靖朝严嵩专政时，实有四个奸党，人称“四凶”。《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四《严嵩用事》篇载：巡按四川御史谢瑜上言：“尧舜相继百四十年，诛四凶。而陛下数月之间，转移之顷，四凶已诛其二，如郭勋、胡守中。而其二则张瓒、严嵩是也。请陛下奋乾断，亟谴之，以快人心。”（事在嘉靖二十一年冬十月。）
查明代列朝，四个奸臣同时横行朝中之事，唯嘉靖一朝而已。作者的这一有意改动，就是要使读者明白他明斥蔡京专政而实指严嵩专政的良苦用心。《金瓶梅》运用各种艺术手法，揭露了蔡京集团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称升官，指方补价”，以致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朝政腐败，赃官污吏横行天下的严重罪行。这不仅是对历史上的蔡京集团的深刻批判，也是对严嵩集团的深刻批判。蔡京上台以后，千方百计地排斥、打击异己，欲置死地而后快，同时卖官鬻爵，网罗亲信党羽以巩固其罪恶统治。他定司马光等一百二十人为元祐奸党，死者削官，生者贬窜；将向太后执政时的五百余臣僚降责；称变法派章惇等十余人为“党人”予以贬逐；把政见不合者张商英等人落职出朝。严嵩完全步了蔡京的后尘。沈炼曾上疏历指严氏十大罪状遭贬谪，后严氏又诬指沈氏谋叛而惨遭其害；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再劾严氏十大罪状，严氏又阴谋加害；严氏还借边防大事作为陷害手段，陷内阁首辅夏言、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遭斩; 王世贞父王忬的被杀，也为严氏陷害所致。蔡京与严嵩都善于网罗亲信党羽，以致党徒鹰犬布满天下。蔡京为“六贼”之首，六贼中的童贯、朱勔、王黼等均为其亲信党羽。蔡京的姻亲胡师文，因助蔡搜括民财有功，而被起用入朝为户部侍郎。蔡京的儿子蔡攸、蔡鞗、蔡絛都官至大学士。严嵩收罗的鹰犬则更盛于蔡京。对此，《金瓶梅》都作了深刻的揭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写蔡京网罗亲信的重要手段是广纳“干儿门生”。看官听说：当初安忱取中头甲，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系党人子孙，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蕴擢为第一，做了状元。投在蔡京门下，做了假子。升秘书省正字，给假省亲。
为蔡状元省亲道经清河事，蔡太师府管家翟谦致书西门庆，“望留之一饭”，并专门说明蔡蕴“乃老爷之假子”。可见太师“假子”这个地位何等重要，为谋得假子的地位，西门庆亦百般钻营，首先是以重礼贿赂翟管家，以后又趁蔡京寿诞之机，进京拜寿，以二十杠金银段匹的巨额贿赂，投蔡京所好。假子的地位便遂手而得。从此，西门庆成为蔡京心腹党羽，不仅能够横行乡里，连巡按之类的大官亦不在话下，起码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对此，《金瓶梅》第二十七回、三十回、五十五回都作了详细的描写和揭露。而书中特意点明“蔡太师门生”者，有东平府府尹陈文昭（第十回）、东京开封府府尹杨时（第十四回）等人。可见蔡京之“干儿门生”确是不少。但是，查宋代史料，似乎蔡京以广纳“干儿门生”以成鹰犬之事并不突出。那么《金瓶梅》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挞伐呢?原来这恰恰是严嵩网罗亲信的一个极重要又极突出的手段。明田艺蘅《留青日札》说严嵩“干儿门生，布满天下”。 初，（赵）文华为主事，有贪名，出为州判。以赂嵩，得复入为郎。未几，改通政，与嵩子世蕃比周，嵩目为义子。不二年，擢工部侍郎。
《明史·奸臣传》写到严嵩的另一个假子鄢懋卿，“见严嵩柄政，深附之，为嵩父子所昵，……至是懋卿尽握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状”，“岁时馈遗严氏及诸权贵，不可胜纪”。这可以说《金瓶梅》明写蔡京实刺严嵩的又一证据。《金瓶梅》中的蔡京倚仗权势，招财纳贿，豪夺民财，生活侈奢腐朽，与历史上的严嵩也极为相像。严嵩专政时，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无不以贿赂解决问题。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载，嘉靖十五年，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时礼部选译字诸生要货贿己。而苞苴过多，更高其价”。十九年，巡按云南御史谢瑜上言：“选译字诸生，通贿无算；宗藩有所陈乞，每事征索，故王府胥吏交代，动以千计；至于赍诏官役，去索重贿，旋索土物。”二十年秋七月，“交城王绝，辅国将军表谋袭之，遣校尉任得贵至京，以黄白金三千两赂严嵩，……受焉，嵩乃题覆从之。……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亦受之，为覆允。”犯官仇鸾，罢职闲居，“以重赂严世蕃”，得宣府、大同总兵之要职。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曰：“府、部之权，皆挠于嵩。而吏、兵二部，尤大利所在。将官既纳贿于嵩，不得不剥削乎军士；有司既纳贿于嵩，不得不滥取于百姓”。《金瓶梅》中多次写到蔡京收受贿赂的事。例如第二十五回，写到扬州盐商王四峰，“被安抚使送监在狱中，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对蔡太师讨人情释放”。《金瓶梅》还两次写到蔡京寿诞，朝中官员及全国各地官府都要送上巨额寿礼，名曰“生辰杠”。单西门庆一次送生辰杠就是二十杠金银。据田艺蘅《留青日札》载：“嵩贼生辰，总督诸公皆以紫金镌为文字，缀以锦绮，以珍珠为缨络，以珊瑚为阑干，杂以宝石，袭以香药，网罗围绕，彩绣灿烂，眩目骇人，以供一时之玩，以悦奸臣之心。”《金瓶梅》巧妙地利用了蔡京与严嵩收受生辰杠（历史上蔡京收受的称“生辰纲”，《金瓶梅》中称“生辰杠”）这一巧取豪夺的同一手法，加以尽情揭露，可谓一箭而双雕矣。由于大肆搜刮纳贿，严嵩家财富比皇家。严世蕃曾自夸：“朝廷不如我富”。据《明史》列传一九六所载，严氏“其治第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金瓶梅》第五十五回写蔡太师府，乃是：“堂开绿野，仿佛云霄；阁起凌烟，依稀星斗”，“金银堆里，日映出琪树花香”，俨然是一座“宝殿仙宫”，巍峨壮丽不减朝堂。因为西门庆只在大堂上拜见太师，故未写及太师府的花园。但书中却着意描写了西门庆花了半年多时间，精心建造的一座大花园。第十九回写花园落成，“里面花木庭台一望无际”，“四时赏玩，各有去处”，楼台亭阁，奇花异树，应有尽有，还特别提到“曲水方池”，“游鱼藻内惊人”，可见园中还有一片池塘。这与严府的花园何等相像。查宋代正史，蔡京府第中似无人工池塘的记载。而明史中却有严府“堰水为塘数十亩”的记载。《金瓶梅》中描写的西门氏花园当是严氏花园的艺术再现。《金瓶梅》第九十八回写到蔡京事败，“家产抄没入官”。历史上的蔡京于靖康元年，以“烧香”为名逃出东京，在亳州被贬官流放，并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正史上并没有籍没家产的记载。但严嵩事败却是抄了家的。明史记载，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严嵩削籍，没其家”（《明史纪事本末》），“籍其家，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明史》列传第一九六）。据陈诏先生考证，《天水冰山录》中记有严嵩的抄家物资清单，其中有：“水晶嵌宝厢银美人一座，重二百五十六两”，“金福字壶一把”，“玉桃杯七个”，“狮子阔白玉带一条”，“镀金厢檩香带三条”，“镀金厢速香带五条”等。而《金瓶梅》第二十七回写西门庆送给蔡京的寿礼中有“四阳捧寿的银人，每一座高尺有余”，“两把金寿字壶”，“两副玉桃杯”。第五十五回所写的寿礼中又有“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等。可见书中所写的贺太师寿礼，与严嵩抄家物资的名目，诸多相类。另外，《金瓶梅》中还写到，李瓶儿有一张“螺甸厂厅床”，潘金莲叫西门庆使了六十两银子也买了张“螺甸有栏杆的床，两边槅扉都是螺甸攒造”（二十九回）。而严嵩的抄家物资中也有“螺甸大理石床一张”，“堆漆螺甸描金床一张”的记载。这些不也是《金瓶梅》明讥蔡京实刺严嵩的重要证据?根据以上的初步考证，我认为沈德符所说的《金瓶梅》“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宋起凤所说的“以蔡京父子比相嵩父子”，这是有根据的。当然，我也并不认为，《金瓶梅》中的蔡京就是历史上的严嵩，因为《金瓶梅》是小说，而不是史书。我们当然不应该如历史上的索隐派那样，去考证书中的什么“微言大义”。但是为了弄清楚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必须从书中找出其时代的痕迹。《金瓶梅》艺术地再现了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这就是《金瓶梅》的时代背景。这是“嘉靖说”所以能成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根据。当然持“万历中期说”的研究者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客观事实是不能回避的。《金瓶梅》所展开的西门庆的故事的政治背景，是朝廷中的一个奸相的专政，而万历中期恰恰就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政治背景，我认为这是持“万历说”者所无法解决的难题，也是其说之所以不能成立的根本原因。当然，单凭这一条（尽管它是最根本的一条），来证明“嘉靖说”的正确，还是不够的。
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指出，太监的得势用事，和明代相始终。
其中只有一朝是例外，这一朝代便是嘉靖朝。嘉靖朝是太监最倒霉失意的时期，而万历朝是太监最得势的时代。
这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一接触到《金瓶梅》这个实际，分歧就出现了。
吴晗认为，《金瓶梅》所反映的“正是宦官得势时代的情景，也正是万历时代的情景”。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与吴晗的判断恰恰相反，我认为《金瓶梅》所反映的是宦官失势时代的情景，这正是嘉靖时代的情景。
吴晗用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是《金瓶梅》第三十一回中西门庆宴客的一段文字，大意是：受朝廷派遣在清河管砖厂和皇庄的薛、刘二内相（太监），在西门庆家赴宴，受到西门庆、周守备等地方官员的隆重接待，并在宴席上坐了首座。
仅此一点而证明太监的得势，我认为是不能说明问题的。
看太监是否得势，主要要看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和权力。薛、刘二内相，不过在地方上管管砖厂、皇庄而已，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并没有掌握什么军政大权；
西门庆等地方官吏，将他们敬为上宾，也只因为他们是内使而已，这在常理之中，亦不说明他们有多大权力。
事实上，在《金瓶梅》中，西门庆等地方官员企求加官晋爵而贿赂上官，走的都是蔡太师、朱太尉等人的后门，而没有走薛、刘二内相等太监的后门，这就是明证。
其实，从《金瓶梅》的许多对太监的描写来说，他们恰恰并不十分得意，证据有以下三条：
第一、《金瓶梅》中反映的朝廷，是蔡京专政，而不是宦官专政。
蔡京非宦官。这是宦官并不得势的主要标志。《金瓶梅》中的蔡京位列首辅，独掌朝政，权势显赫，文武百官均仰其鼻息、百般趋奉，“凭地九州四海，大小官员，多来庆贺（寿诞）；就是六部尚书，三边总督，无不低头。正是：除却万年天子贵，只有当朝宰相尊”（《金瓶梅》第五十五回）。
蔡京的帮凶、党徒朱勔亦不是太监，也能依仗太师的宠信，凌驾于百官之上。《金瓶梅》第七十回，写群僚庭参朱太尉。
朱勔新加光禄大夫、太保，“各家馈送贺礼，伺候参见，官吏人等黑压压在门首，等的铁桶相似”。
庆贺者中有尚书张邦昌、侍郎蔡攸（蔡京之子）、吏部尚书王祖道、左侍郎韩侣、皇亲喜国公等显贵。书中写道：朱太尉“官居一品，位列三台”，“假旨令八位大臣拱手，巧辞使九重天子点头”，“辇下权豪第一，人间富贵无双”。
朱勔不过是蔡京一走卒而已，权势且如此显赫，《金瓶梅》中写到的太监，谁能比之一二。
《金瓶梅》中出现的，在朝中用事的太监有童贯、杨戬、六黄太尉、何太监等。
童贯也是蔡京的死党，《金瓶梅》说他是“四个奸党”之一。在书中出现的太监中，似乎地位最高。但作者并没有给他如蔡京、朱勔一般的权势和地位，而历史上的童贯长期执掌兵权，与蔡京并列相位。
显然小说中的童贯并不符合历史的原貌，而是作者按照嘉靖朝太监失势的现实状况所创造的一个艺术形象。
第六十四回还出现了一段对太监失势的讽刺描写：吴大舅在奉承薛内相时说：“见今童老爷加封王爵，子孙皆服蟒腰玉”，而薛内相却说：“科道官上本极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封王。
如今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宦官连王都不可封，何谈在朝中专政?吴晗先生所说的宦官得势的情景难以使人信服。
再说六黄太尉。六十五回写到，朝廷营建艮岳，敕旨令太尉朱勔往江南湖湘采取花石纲，又钦差殿前六黄太尉来迎取卿云万态奇峰，船只从山东河道而来。
宋御史等率三司官员接六黄太尉。小说将其排场写得十分隆重。请六黄太尉一饭，两司八府官员拿出一百零六两银子办酒，还不计西门庆家的补贴在内。
陪宴者达上千人。而当时买一女奴的价格不过五六两银子。但这仍然只能表明地方官员对朝廷钦差的奉承而已。书中并没有写他在朝中有多大权力。
《金瓶梅》中还出现一个“内府匠作”太监何沂，“见在延宁第四宫端妃马娘娘位下近待”。
《金瓶梅》第七十回写何太监“转央朝廷所宠安妃刘娘娘的分上，便也传旨出来，亲对太爷和朱太尉说了，要安他侄儿何永寿在山东理刑”。而蔡京虽然“好不作难”，却仍将假子西门庆安排作理刑千户，何永寿只得了个副职。
可见，即使内廷太监走了皇帝、娘娘的后门，蔡京、朱耐等人也照样可以不完全照办。太监之地位又见一斑。
第二、《金瓶梅》对薛、刘二内相的着笔很多，从字里行间可见他们非但不得志，而且非常失意。
如上所引，吴晗在举第三十一回薛、刘二内相被地方官敬为上宾后说道：“一个管造砖和一个看皇庄的内使，声势便煊赫到如此。”
其实这仅是表面文章而已。就在同一回，吴晗所引文字的下面，有一段极具深意的描写：酒席宴上，刘内相要小优儿唱“叹浮生有如一梦里”。
周守备道：“老太监，此是这归隐叹世之词，今日西门大人喜事，又是华诞，唱不的。”
刘太监又道：“你会唱'虽不是八位中紫绶臣，管领的六宫中金钗女’?”
周守备道：“此是《陈琳抱妆盒》杂记，今日庆贺，唱不的。”
薛太监道：“你叫他二人上来，等我分付他。你记的《普天乐》'想人生最苦是离别’?”
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监，此是离别之词，越发使不的。”后来夏提刑倚仗他是刑名官，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门老爹加官进禄，又是好的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该唱这套。”
《金瓶梅》的这段白描文字，可谓入木三分。西门庆加官进禄，盛开华宴。前来庆贺的太监却要唱归隐叹世和离别之词，足见他们心情之灰黯，处世之不遇。
而夏提刑等地方官表面上竭尽趋奉之意，实际上可以当众违背他们的意志。这是太监得势的描写吗?第六十四回，在另一次酒席上，《金瓶梅》又有一段描写：薛内相对刘内相说：“昨日大金遣使臣进表，要割内陆三镇。依着蔡京老贼，就要许他”，又说，科道官上本劾童掌事，“宦官不可封王”。
刘内相道：“你我如今出来在外做土官，那朝里事也不干咱每。俗语道：咱过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还有四个大汉。到明日，大宋江山管情被这些酸子弄坏了”。
这又是一段“刻露而尽相”（鲁迅语）的文字。他们当众咒骂蔡京为“老贼”，朝中掌权者为“酸子”，说明他们对皇帝宠信蔡京之流的极度不满；另一方面亦表明他们对朝廷不重用太监，和他们深感自己地位之低微而充满着牢骚。
同一回，薛内相见说李瓶儿的棺木，价为三百七十两银子，叹道：“俺内官家到明日死了，还没有这等发送哩。”
这种画龙点睛之笔，实在耐人寻味。一个老内相所能得到的待遇还不如西门庆的一个小妾。太监之可悲已到了这等地步。
第三、再看地方官员对太监的态度。《金瓶梅》大量使用曲笔，将他们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概而言之，大体上是三种场合，三种态度：
其一、在请客吃酒的场合，西门庆等人对薛、刘二内相假意奉承，要迎接、要动乐、要请他们坐首座，还要说些献媚的话。
吴大舅就对薛内相献过媚：“老公公好说，与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禄。俺每外官焉能赶的上。
老公公日近清光，代万岁传宣金口，见今童老爷加封王爵，子孙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第六十四回）有时即使在酒宴上，也可以顶撞他们几句。
同一回，写薛内相不喜欢听海盐子弟唱南戏，说道：“那蛮声哈刺，谁晓的他唱的是甚么”，并对儒生的作为说了些讥讽的话。
温秀才就很不满，说道：“老公公说话太不近情了。居之齐则齐声，居之楚则楚声”，“老公公砍一杖，损百林。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而薛内相听了这些不敬之言，只说：“你每外官，原来只护着外官”，而别无他言。
可见在那个时代，对太监如此作为，并不犯什么大罪。在温秀才眼里，这内相的地位还不及他的主子西门庆。
其二、在一些利害有所冲突的场合，则是针锋相对，并不见得客气。第六十七回，写李智、黄四欠着徐内相和西门庆的银子。“徐内相发恨，要亲往东平府自家抬银子去”。应伯爵怕徐内相此举有损西门庆的利益。西门庆则说：“我不怕他。我不管甚么徐内相、李内相，好不好我把他小厮提留在监里坐着，不怕他不与我银子。”第三十四回，西门庆对应伯爵说：刘太监的兄弟刘百户，拿皇木盖房，“近日被我衙门里办事官缉听着，首了。依着夏龙溪，饶受他一百两银子，还要动本参送，申行省院。刘太监慌了，亲自拿着一百两银子到我这里，再三央及，只要事了”。西门庆考虑到“刘太监平日与我相交，时常受他的礼”，又碍于情面，故未受他的礼，但还是叫他将房屋连夜拆去。到衙门里，还“打了他家人刘三二十”。事毕，“刘太监感不过我这些情”，又送了一份厚礼“亲自来谢”。于此可见，太监们还受地方官的管束，还要向地方官送礼。太监之体面和地位安在哉。如果《金瓶梅》的时代是太监得势的时代，太监们那能如此作为。薛内相斥南戏海盐腔为“蛮声哈刺”，应伯爵背地里对西门庆骂道：“内臣斜局的营生，他只喜《蓝关记》，捣喇小子胡歌野调，那里晓的大关目”（六十四回）。应伯爵还骂徐内相为“老牛嘴”（六十七回）。根据以上众多事实，我认为《金瓶梅》的时代是太监失势的时代，朝政大权完全在内阁首辅一边，太监们没有多大权力；而且去京在外“做土官”的太监还得受地方官的约束，其权力与财势亦不可与地方官同日而语。《金瓶梅》对太监的描写，正是嘉靖朝太监失势时期的真实写照，并与万历朝太监得势时期的情况完全相违。这是《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嘉靖说”的又一个重要证据，也是对“万历说”的又一次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