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收到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汪稼明兄编的四卷本《范用存牍》，勾起我对中国出版界前辈范用先生的怀念。这套书收录了我给范用先生的七封信。我在我的书信库里竟然找到范用先生给我的二十几封信。我们通信时，他已退休。他喜欢写信，我收到信常常给他打电话。因此，我给他的信相对少一些。范用先生是我敬仰的前辈，他创办的《读书》杂志是中国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策划出版的《傅雷家书》、巴金《随想录》等等影响了几代人。他一辈子都是一个纯粹的出版人。你看他保存下来的二千多封友人书信几乎是一部当代出版史的缩影。我去他北京芳草地的家拜访时几乎是一种朝拜的感觉。他是我一生的楷模。他的家是个大书房，书架上桌子上地上都堆满了书，只留给他很小的转身的空间，每天都有各地的朋友不断的给他寄书。另外一个显眼的东西就是酒瓶，他喜欢洋酒，桌上桌下到处是喝空了的各种洋酒瓶。朋友进门，他不泡茶而是拿酒杯，他酒量好。我说我不喝酒。他说这个太遗憾了，少了人生一大乐趣。他说你喝茶我喝酒。他是我的老师，后来他又成为我的作者。我们的通信都是谈书谈稿，幸亏有这些信件，让我回忆起与老人的交往。我随手挑出几封信来重读，都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那个端着酒杯的风趣的可爱的小老头又浮现在我眼前。张爱玲去世，我与台湾中国时报副总编季季联合主编了一本两岸三地张爱玲老朋友的回忆文集《永远的张爱玲》，这本书的编法象本多人合写的张爱玲传记，而且都是第一手资料，出版后反应很好。我寄给范用先生，他非常高兴。回信说：“虽然其中的文章大多已读过，但是能有这么一本书放在书架也还是很惬意。台湾和海外的那一部分多未见过。最近中国时报还登了一篇司马新的《最后的张爱玲一与张爱玲的书信往来》，可找来一看，是否以后再放时增补。”“笔会拥有很多读者一知识分子的读者，像我，是因为解放前就就是它的读者，所以至今仍很喜欢看，我很愿意在笔会发表文章。”他在信末又补记：“本想复印《最后的张爱玲》一文附上，因连载七天，缺少开头的两天，正在找，如能找到，您需要，再寄上。”几天后，他找到了，又邮寄我一份剪报本，整整齐齐地剪贴。他信中说：“因附近无复印店，我走路又不行，只好将原件寄上，请于复印后寄还我。”我主持文汇报笔会出了一套“笔会文丛”，这是开了当年报纸副刊出书之先河，我又寄给他，他马上回信说：“没有比收到赠书更开心的事，今年先后收到巴老译文集十卷，白尘师文集八卷，莎士比亚画廊一巨册，现在又添一套笔会文丛，高情厚谊，衷心感谢！在此之前。柯灵先生己寄我一本《燕居杂活》（按：即笔会文丛之一）书里有不少照片，很别致，昨天先看了陈刚的一本，有很多事情过去不知道，陈歌辛先生其人其曲，40年代还在香重庆就听说，是从孤岛传到重庆的。原来陈钢是他的哲嗣。两代作曲家，遭遇坎坷，看了心情难以平息。”他还有封信谈到他每年订阅报刊用了他十二分之一的收入，也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后来报纸涨价，他说这点预算不够用了，只能写点文章来补贴。这是一位大出版家晚年的生活，他一生除了藏书，别无他物。他的信每个字都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如他的为人。有几封信的信封看出来都是他用旧纸糊的。理出这一叠旧信封，触摸这些发黄的信笺，看着这些熟悉的笔迹，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信件还留着生命的温度。我也在这一刻理解了“见字如面”的函义。微信给人际交流提供了方便，但也带走了我们许多珍贵的记忆。“见字如面”已经变得非常奢侈。人类生活除了物质，还需要精神；除了实用，还需要情感；除了发展，还需要传承；除了公共空间，还需要私人珍藏；我们泼脏水，不要把孩子泼掉；我们前进，不要把美好丢失。我们的时代狂飚突进摧枯拉朽，但也失去了太多美好的记忆。我宁愿走得慢一点，让我们多看一点美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