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决定了人生的定位乃至结局？—— “问题中人”梁漱溟启示录
作为自学成材的大学问家，梁漱溟的学问从何而来？他自己有很好的答案：“外间对于我个人，往往有许多不同之猜测，以为我为一学问家、哲学家、国学家或其他专家，仿佛看我为学问中人，其实我并无学问。我省思再三，我自己认识我，我实在不是学问中人，我可算是'问题中人’。”
梁漱溟的学问其实都是从“问题”中而来。这便引发了问题：你会问“问题”吗？“问题”真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看看梁漱溟的回答：“如果有人问我，我现在何以有一点关于哲学、佛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何以在社会中有此地位？我的答复是，乃是由于问题逼出来的。我当初并无意于某一方面的学问，或者是哲学，或者是佛学，乃至于政治学、经济学等等，而结果则都知道一点，其所以致此者，问题逼之使然也。当初我亦无意于社会中如何做那种事业，成就一种地位，而结果能做点事业，有点地位，其故无他，亦问题逼之使然也。”
梁漱溟又说：“人之所以有学问，恰为他善于发现问题，任何微细不同的意见观点，他都能觉察出来，认真追求，不忽略过去。问题是根苗，大学问像是一棵大树，从根苗上发展长大起来；而环境见闻（读书在其内）、生活实践，则是它的滋养资料，久而久之自然蔚成一大系统。思想进步的原理，一言总括之，就是如此。”
关于“问题”，《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有四种：“①要求回答或解释的题目；②须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③关键；重要之点；④事故或麻烦。”
每个人的一生都必须面临无数“问题”，对待“问题”的不同态度往往决定人一生的命运。
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所关注的“问题”不同，也往往决定了人生的定位和结局。
归纳梁漱溟对待“问题”的态度，可用“真切”“彻底”来概括。
“真切”，就是他出自内心地喜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自觉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甚至成为他的最主要的生活方式。
“彻底”，指的是他不仅打破沙锅问到底，而且必为“问题”的解决找寻一最为彻底的解决方式，否则永不罢休。
归纳梁漱溟所关注的“问题内容”，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梁漱溟最为关注自己的精神追求或精神状态中出现的“问题”。他的个性很强、自主性很强，轻易不会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态度。但自身出现问题时，便碰着了硬钉子，必想方设法解决之，于是带着问题去读书，再参考别人的意见，“反省、转移、变化”，等真正想通了，即身体力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个人素质、精神追求也迈入新的天地。例如，他早年受父亲影响，成为一实用主义者、事功者，“最反对高玄，最嫌厌哲学”，不喜欢空洞的议论，对“古文、词章、文选派之六朝文章，无一不厌恶”，“如苏东坡之万言书，至若《庄子》上的文字”，更是“头痛痛恨”。而事功思想自有其缺陷偏狭处，等梁漱溟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自身出现了种种窒障（类似于“问题”解释中的第二义：“须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使他不得不解决，否则没有出路。此时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感情真挚已多感伤感触”；二、“事功派的夸大心理易反动而趋消极”；三、“用思太过，不知自休，以致神经衰弱而神经过敏，但在主观上则自有一套理论，持之甚坚且确”。这些“问题”日久无法解决时，令其痛苦不堪，终于“发生厌世思想”，“根本否认人生，更不再讲实利”。在与朋友们交流这种思想时，张申府觉得梁漱溟的思想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的思想相近，于是介绍叔本华及其他相关的著作。这便促使梁漱溟接触西洋哲学。西洋哲学打开了梁漱溟的视野，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的“问题”，他由此再寻“钥匙”，从而归入佛家。佛家六根清净之思想，实为解决梁漱溟当时苦痛的良药。梁漱溟必定切实感觉到了佛家的“大益处”，于是从内心深处予以接受，读佛经，“不吃荤、不结婚”，乃至要出家当和尚。此阶段从“二十岁起至二十八九岁止”，可以想到梁漱溟看了多少佛经，对佛家思想有了多么切身的理解。直至后来梁漱溟父亲自杀身亡，梁漱溟本人入北京大学当讲师，由讲印度哲学到返回头来读他小时候非常反感的儒家思想，再对比东西文化及哲学，并印证于自身，思想乃发生重大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
当初归心佛法，由于认定人生唯是苦（佛说四谛法：苦、集、灭、道），一旦发现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苦字，而乐字却出现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极大注意。在《论语》书中与乐字相对待的是一个忧字。然而说“仁者不忧”，孔子自言“乐以忘忧”，其充满乐观气氛极其明白；是何为而然？经过细心思考反省，就修正了自己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由来，亦就伏下了自己放弃出家之念，而有到世间来的动念。
动念回到世间来，虽说触发于一时，而却是早有其酝酿在的。这就是被误拉进北京大学讲什么哲学，参入知识分子一堆，不免引起好名好胜之心。好名好胜之心发乎身体，而身体则天然有男女之欲。但我既蓄志出家为僧，不许可婚娶，只有自己抑制遏止其欲念。自己精神上就这样时时在矛盾斗争中。矛盾斗争不会长久相持不决，逢到机会终于触发了放弃一向要出家的决心。
机会是在1920年春初，我应少年中国学会邀请作宗教问题讲演后，在家补写其讲词。此原为一轻易事，乃不料下笔总不如意，写不数行，涂改满纸，思路窘涩，头脑紊乱，自己不禁诧讶，掷笔叹息。既静心一时，随手取《明儒学案》翻阅之。其中泰州王心斋一派素所熟悉，此时于东崖语录中忽看到“百屡交锢，血气靡宁”八个字蓦地心惊：这不是恰在对我说话吗？这不是恰在指斥现时的我吗？顿时头皮冒寒，默然有省。遂由此决然放弃出家之念。（《我的自传小史》）
以上文字可以看出，佛家思想固然曾解决过梁漱溟的“事功问题”，但久而久之，佛家思想与其身体与思想的“血气方刚”不合，进而产生无法解决的新问题。而解决新问题的方法最后又归入到入世思想中来。由于梁漱溟一旦拥有一种思想，轻易无法改动，所以对所拥有的思想便专研得深，得出成果就大。但出现新问题时，虽然一时无法解决，但苦痛与矛盾因之日积月累，于是酿成根本意义的大问题，而大问题一旦得到解决，梁漱溟本人又脱胎换骨，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这不能不说是梁漱溟成为大学问家的根本原因所在。
（梁漱溟所写部分《心经》）
除关注自身问题外，梁漱溟关注的另一方面内容是中国问题及人类问题。梁漱溟在1951年寄给外甥晓青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说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在最大的问题中，我又选择最要紧的事来作。例如，抗战之时，莫要于团结，就致力于团结；当建国之时，莫要于和平，就致力于和平。一旦和平似乎有成（1946年1月底）而事情有比参加政府更要紧的，马上就转移其致力之点。……由于总在最大问题中追求其最要紧的事情，久而久之，我所关心的，旁人往往不如我关心；我所能做的，旁人往往不如我能作；好象责任集中于我一身。既有'四顾无人’之慨，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责任演到这步岂是偶然？固然没有什么'天’降之命，而正有其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者在。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自然如你所云'背了包袱’是要不得的；但你如果离开这个有特殊任务在身之念，又怎能了解我！”
许多人都希望自己成为大学问家，成为像梁漱溟那样的伟人或者历史中的成功者。但假如你关注的问题全部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全部是如何勾心斗角谋取个人私利的事，全部是如何涨几十元几百元工资的事……不志存高远，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怎么可能成为大学问家或者真正的伟人呢？
所关注的对象不同，所思考的问题不同，实在是对人生的方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读者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