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教生涯（7）：重回教务的那些日子
大约是1985年暑假前（5月或6月），我从校办又回到了教务科，任副科长。印象中教学口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李福清科长好像已回财政局；教学机构设立了专业部和基础部两个部门，潘玉振任专业部主任（副主任是谁忘记了），王怡明和杜立东任基础部负责人（主任或副主任？）——因为没有文字记录，现在只能用“大约”“可能”“大概”“好像”这些模棱两可的词语了，可见仅凭脑子记忆，既不靠谱，更不可靠。
教务处、专业部和基础部，成为教学口的三大部门。
那几年，我在教务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主要原因是：
一是身为教务负责人，我要面对的几位主任年龄比我大、资历比我老、进校比我早，而教务科是综合部门，需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承转启合，协调调度。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推进工作我别无选择，只能顶住一切压力，贯彻学校意图，把人情世故、私交面子等搁在一边。与此同时，还要对尊重老同志。好在他们几位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都了解我为人处世的风格，所以，他们对我是非常包容信任的，也是配合支持我的工作的。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我无愧于心的是：我对工作是尽职尽责的，对个人名利是置之度外的。举个小例子：从我提拔为副科级干部那一年起，就再也没有当过学校的先进（提拔前，我几乎年年都是先进）。不是我不够条件，而是我主动不要。在分组讨论提名先进时，在我负责的部门我首先对大家声明，不要提我，提了我也不会要，反而浪费了名额。有时别的科室提名时提到我了，在学校办公会上我也会坚决要求把我撤下来。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那几年教职工中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喝酒打牌的风气很盛，说是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往往就是因为喝酒打牌而耽误了上课或工作，对这样的聚会我从不参与，对因此而耽误工作的，只要属于我管辖的范围，我绝不宽容，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清醒地知道，因为我的“不随和”，失去了一些朋友，扯断了一些私人交情。我这样的工作作风和行事风格一直延续到退休。所以我退休后很有感慨地写了一篇文章：《退休了，没有人请老刘吃顿饭？》。真的不是笑谈，纯属有感而发。虽然反思自己尚有许多应该改进的地方，但就事论事说，我至今没有一丝后悔。
（八0级（2）班毕业照）
二是我的学历和职称问题浮出水面。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学校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一方面积极引进大学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另一方面选拔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1980年代初引进的高校毕业生还有一些是大专学历的，到1986年之后，基本上全是本科以上学历了。
学校从78级开始每一届毕业生都有留校任教的。大约全国财政系统的中专学校情况差不多都是如此，因此，财政部为了解决我们这类学校的师资问题，也开始委托部署财经学院举办师资本科班，面向全国财政系统的中专学校招生，考试录取，学制两年，获得正规本科文凭。也就是从那时起，学校开始分批分期地送留校教师参加师资本科班。事实证明，“两条腿走路”培养教师的做法是正确的，也是非常奏效的。无论是留下来的高校毕业生，还是我们自己培养的，这些教师后来都成为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
我于1984年获得大专文凭，看着一批批教师参加师资本科班解决了本科学历问题，我也向校领导多次提出要去进修的请求，得到的答复都是同一句话：工作需要，你走不开！工作放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二位，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我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坚持的原则，所以，我把全部精力投入工作，没有为不能进修的事情闹过情绪。
后来开始评职称了，学历问题成为我评职称的障碍。比我进校晚的教师都评上了讲师，还有两三位老教师评上了高级教师，我申报了讲师被打回来了，我去徐州市职称办询问，人家答复，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就是学历不合格，硬件不达标。大约到了第三年我再次申报的时候，刘校长、金书记（金儒忠科长于1985年初提拔为副书记）为了我的事找有关部门和领导说明情况，阐述理由。校长书记出面就是不一样，那一年我被破格评为讲师。衷心感谢二位领导！
后来我考取了江苏教育学院的函授本科教育管理专业，获得了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另外还参加了苏州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学习，系统学习了“货币金融”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因为外语不好，未能获得硕士学历）。
（八0级2班的几位同学在当时的校大门前合影，前排左起刘新民，毕业后没几年就因心脏病去世了，80年新生复检身体时他查到有心脏病，学校把他列入旁听生，到毕业时跟其他学生一样分配工作。前排右边的是刘云泉，现在省劳改局工作，后排左起张玉平，现在中行工作，黄亚明，江都水利工程处，沈彪，金融系统工作）
三是学生实习压力大。我第一次进教务科时，学生实习都是潘科长带着我跑企业，那时候学生人数不多，落实实习单位相对压力较小。
学校从1978年恢复招收中专生，每年两个班，外加少数培训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5年。从1986年起，学校规模开始扩大，每年招收四个班，而且校内校外的培训任务也越来越重。1990年起开始招收六个班，1991年开始招收小中专……。
随着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安排实习的难度越来越大。每年落实实习单位，我都骑着自行车（教务员陈晓梅等跟我跑过）一家一家企业落实实习人数和住宿。好不容易落实好了实习单位，到了该下企业的那一天，学生带着行李在校园里集中，后勤安排两辆车把学生送往企业（一辆面包，一辆跃进牌中型货车）。那时候不堵车，车辆往返比较快，但是跑了两趟后个别驾驶员就不耐烦、嫌累了。空车返程的时候就故意拖延时间，更有过分者，把车停在学校外面抽烟休息，也不愿意接着跑下一趟。因而也造成了少部分同学就这样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那时候驾驶员牛得很，我给驾驶员上烟、陪笑脸、说好话，统统不管用。记得有一年又遇到这种情况，我急眼了，给在法院工作的好朋友打电话，命令他“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赶紧给我弄车来，学生不能在太阳下面晒着！”大约20分钟后，这位好朋友开着大“囚车”闪着警灯鸣着警笛呼啸赶来了。你别说，大“囚车”还真管用，把剩下的同学们都装了进去。当时的那种场面，真是让我既感动，又哭笑不得——毕竟让学生坐“囚车”不怎么雅观啊！
法院的这位好朋友，是我高中同学，相处四十多年依然如初，不分彼此，现在还是隔三差五地在一起喝酒、打掼蛋。喝酒喝到兴头上，他时不时地提起这件事：“景忠，你不要忘了，当年是谁开着囚车来给你解围的。实话给你说，那天我们一把手院长说提审犯人，要用囚车，我直接回绝他‘提犯人下午再说，现在我得去财校！’”
安排好了实习还要检查实习，仍然是骑着自行车每个企业跑一遍，然后再跑几个县（那时已有财政专业，该专业的学生多数安排在县财政局）。
说到学生实习，我又生出感慨来了。近年来，我在讲座、文章、专著中多次提到两个问题：为什么实训基地越来越现代化，学生距离实践却越来越远？为什么越是强调校企合作，学校和企业之间越来越隔膜？
我坚持认为，职业教育和用人单位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那些年跑学生实习后我深有感触，虽然跑得很辛苦，但是与全市大中型企业的财务科长、主管会计等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有的还成了好朋友。各个企业的财务会计部门从来不拒绝学生去实习，他们觉得带带学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每次邀请他们来学校给学生开设讲座，他们都很高兴，从来没有拒绝过。财会专业如此，其他专业也大致相同。我以为，只要学校与用人单位密切联系，真心相处，校企合作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从教育学的角度说，学生有“向师性”；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说，社会上各行各业也有尊师重教的传统。问题在于，教师愿不愿意走进企业，贴近岗位，练就一身实际本领？用职教专家余祖光的话说就是“愿不愿意到企业去出一身冷汗？”当然，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我不能用八十年代的标准衡量今天职业院校的教学行为。在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背景下，在校内建设一些实训基地也是必须地，但是我依然想说，无论实训基地多么先进，都不能取代学生到企业实际岗位顶岗、跟岗实习。如同驾驶汽车、船舶一样，无论模拟实训室多么先进，都不能代替学生实际驾驶汽车、船舶。我们总是批评过去的“在黑板上开机器”，现在我们要质疑：单纯依靠实训基地，能实现技能培养的目标吗？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过去的教师几乎都是从实际工作岗位转行到职业学校做教师的，即使是高校毕业生或留校任教的，也都是要到企业实践一段时间的，所以，在他们看来，让学生到企业去实践，是专业课教学的应有之义。而目前的现状是，职业院校教师大部分没有实践工作经历，从高校到职校，教师本身就缺乏校企合作意识。这个问题不解决，无论发多少文件，都是收不到多少效果的。
以上说的是工作的艰难，与此并行的还有生活方面的艰苦。
老一代的财校人或八十年代初期的校友对那一段艰苦的生活记忆犹新。随便采访其中的一位，他（她）都会娓娓道来：那个时候啊……
2019年9月28日，9月29日修改，9月30日再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