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概念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在于它指出了先后产生的文本之间存在的一种普遍关联。这种关联在很多时候与模仿无关，事实上，只要一个作者知道某个文本，写作时就会意识到它的存在，诗思从而与之相关。晚清徐鼒有一首《题露筋祠壁》诗写道：湖前湖后绿云堆，湖上菰蒲绕岸回。老尼拾柴小尼爨，不知门外白莲开。[1]单独看这首诗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有一点比较奇怪，那就是作者为什么要写尼姑不知门外白莲开放。是暗示“空门气味长”，尼姑们不知世间风光吗？如果我们熟悉王士禛著名的《再过露筋祠》一绝：“翠羽明珰尚俨然，湖云祠树碧于烟。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就知道，徐鼒所以写尼姑“不知门外白莲开”，正是他意识中有王诗存在。王士禛这首七绝在清代非常有名，“论者推为此题绝唱”，陆以湉认为“诗不即不离，天然入妙，故后来作者皆莫之及”[2]。这个例子足以说明，经典之作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后代作者的艺术思维，即使他无意摹仿，诗思也会不经意地与之相关。在王士禛以前的作品中，如谢肇淛《露筋祠》（《小草斋集》卷五）云：“白璧自不涅，微驱何所求？至今女郎祠，飒飒英风秋。惆怅千古事，月照清淮流。”熊文举《露筋祠》（《雪堂先生集选》卷五）云：“依依不似苧萝村，蝼蚁乌鸢达者尊。底事蚊蟁常聚散，烟波江上立贞魂。”此外还有袁宏道、岑霁等人的同题之作，都没有写到白莲。而自从王士禛诗成为此题绝唱，后人的诗思就常与白莲相连了，徐鼒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例子[3]。徐鼒的露筋祠诗虽可以说明诗歌史上一些作品间互文性发生的原因，却还不足以成为互文性研究的典型例证。互文性研究对文本关系的考察不只着眼于一个文本从以前的文本中获得了什么，即“文本渐次吸收外部材料的过程”[4]，其根本目的在于从文本的关联中了解新出文本较原有文本增添了什么，提升了什么。由此着眼，则黄景仁《绮怀》与李商隐《无题》的关系可作为一个有趣的个案。黄景仁《绮怀》十六首对李商隐《无题》的摹仿是人所共知的一个事实。据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五载：武进黄仲则《绮怀》诗十六首，人多传为中表之私。但观诗中如“妙谙谐谑擅心灵，不用千呼出画屏”等语，似非闺秀身分，想不过婢子略有慧心者。又云“试歌《团扇》难终曲，但脱青衣便上升。曾作龙华宫内侍，人间驵侩恐难胜”，则为青衣小婢无疑矣。又“夤缘汤饼筵前见”，若果中表之亲，纵已适人，亦不必夤缘始得见也。宜黄陈少香先生曩客毗陵，闻彼处士夫言之甚悉，皆指为仲则姑母某姓之婢，似可无疑。总之，义山《锦瑟》，诸说不一，皆可为寄情之什，作香草美人观可也。[5]无论其本事若何，到诗人写作《绮怀》时，当年的恋人已嫁为人妇且有子嗣，他只有缠绵而无望地追忆少年时代这段不可明言的初恋，于是李商隐风格绮旎而又旨趣隐晦的《无题》自然地成了他仿效的范本。正如旧日注家所指出的，“义山不幸而生于党人倾轧、宦竖横行之日，且学优奥博，性爱风流，往往有正言之不可，而迷离烦乱、掩抑纡回，寄其恨而晦其迹者”[6]。黄仲则的初恋虽不便明言，却也无须故作隐讳，事实上《绮怀》的题旨是相当清楚的，一个个记忆的片段包括与情人的初识、幽会的欢爱，离别与重逢的怅恨，连缀起对往事的追怀。除了情人的名姓被隐去，所有的情节都像是自叙传，因此它全然放弃《无题》的象征倾向，而集中摹仿其语词和修辞，然后是取意和构思。首先我们看一个纯粹在语词层面因袭李商隐诗的例子，那就是第三首：“旋旋长廊绣石苔，颤提鱼钥记潜来。阑前罽藉乌龙卧，井畔丝牵玉虎回。端正容成犹敛照，消沉意可渐凝灰。来从花底春寒峭，可借梨云半枕偎。”本章追忆与情人幽会的情景。第四句的“乌龙卧”用《搜神后记》所载晋代张然的故事。张然有狗名乌龙，其妻与家奴私通，想谋杀张然。关键时刻，乌龙咬伤家奴，救了主人。这个故事虽与幽会有关，但用以比拟诗人的密约幽欢，终究不贴合两人的身份。黄景仁所以用“乌龙”之典，应是源于李商隐《题二首后重有戏赠任秀才》（《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一）的先例：“遥知小阁还斜照，羨杀乌龙卧锦茵。”同样的，“玉虎”句也是脱胎于李商隐《无题》（同上卷二）“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一联，可作为一个旁证。黄景仁《绮怀》确实常从李商隐诗中借用词语，最典型的是第十五首：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缠绵思尽抽残茧，宛转心伤剥后蕉。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次句“银汉红墙”明显是因袭李商隐《代应》（同上卷三）“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一联，原诗的比喻表现换成写实，平添一层幽艳绝俗的浪漫色彩。花下吹箫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萧史、弄玉的故事，但我却认为此句的取境脱胎于李商隐《银河吹笙》（同上）“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一联。如果说“银汉红墙”还是“偷语”的话，那么这就属于“偷势”了。而颔联两句又可以说是“偷意”，不是么？上句是从李商隐《无题》（同上卷一）“昨夜星辰昨夜风”化出而反用其意，下句暗用李商隐《凉思》（同上卷三）“永怀当此节，倚立自移时”之意，又脱化姜夔所造而经高启袭用出名的“满身秋露立多时”之语[7]，遂成语意双绝的不朽名句，一个怀着绝望的痴情追忆刻骨铭心的初恋的诗人形象也呼之欲出。后来读者无不激赏这一联，包括同时代的名诗人洪北江、杨荔裳。两句语浅情深，缠绵中又有着香奁体难以企及的天然浑成[8]，说不出的悱恻动人。颈联的取意则借助于李商隐另一首《无题》（同上卷二）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而更锤炼其修辞的表现力。李句譬喻虽奇警，但仅着眼于展示结局；而黄句在强化结果的直观性呈现的同时，更补充表现了内心情感的缠绵和一次次经受创伤的过程，使两个比喻更具有视觉的刺激性，从而更强烈地传达内心的创痛。这已不能说是简单的摹仿了，而应该说是高度艺术性的改造，是对原有修辞之表现力的大幅度提升。明代谢榛曾说：“作诗最忌蹈袭，若语工字简，胜于古人，所谓'化陈腐为新奇’是也。”[9]黄景仁《绮怀》对李商隐诗作的摹仿，正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范例。稍加紬绎就会发现，黄景仁对李商隐的摹仿实在很少停留在语词上，更多地是借助于语词进入构思的层面。因而理清其间的互文性，对于《绮怀》的解读就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比如第七首写道：自送云軿别玉容，泥愁如梦未惺忪。仙人北烛空凝盼，太岁东方已绝踪。检点相思灰一寸，抛离密约锦千重。何须更说蓬山远，一角屏山便不逢。此诗第五、七句也与李商隐《无题》有关，这次是取《无题四首》（同上）其二“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和其一“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两联。不同的是，这里既不是借鉴，也不是改造李商隐的艺术表现，而是用李商隐的艺术表现为引子，发展出一个新的艺术表现，就像音乐家以前人作品的一个乐句为动机发展出一个乐段，前人谓之“出处”[10]。这乃是构思层面的匠心，取什么内容和朝什么方向发展，都有多样的可能性。比如“何须更说蓬山远，一角屏山便不逢”是在肯定“蓬山远”的前提下立论，强调即使不远也阻隔难逢；若取另一首《无题》（同上）的“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就会发展为别一种意思了。确实，一个动机在不同作者或同一作者手上可能有许多种发展，正向、侧向、反向，一般来说正向肯定少于后二者，因为从独创性的角度着眼，诗家总是偏爱“翻案”的。且看《绮怀》第十六首：
露槛星房各悄然，江湖秋枕当游仙。有情皓月怜孤影，无赖闲花照独眠。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
人情莫不喜少恶老，所以格外留恋光阴，恨不得时间永驻。李商隐有《谒山》（同上）云“从来系日乏长绳，水去云回恨不胜”，又有两首《乐游原》一言“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一言“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阳更向东”，无不感叹时光飞逝，不可逆转。但是黄景仁因情场失意，半生的体验只归结为一个“愁”字，于是陡然生发奇想，只希望时光尽快流逝。这是何等绝望的念头，难怪后人要说“真古之伤心人语也”！[11]其实此意也并非前人未发，李益《同崔邠登鹳雀楼》（《全唐诗》卷二八三）云“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为长”，应该说已导夫先路。不过黄景仁此句的动机是羲和，很像是从李商隐句引申出来的。如果这种推测不算荒谬的话，羲和御日在此就不是像典故那样被引用，而是作为一个话题被插入的——用法国小说家阿拉贡的说法就是“粘贴”，由此发展出一个主题。像这一类具有“发兴”功能的词语乃至意象，我还想不出一个合适的概念来命名，最简单的办法是借用弗莱的“原型”概念。阿拉贡在《粘贴》一文中曾说过：“如果说我喜欢粘贴一词胜过引用，那是因为当我把别人的、已经成型的思考引入我写的作品里，它的价值不在于反映，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和决定性的步骤，目的是推出我的出发点：它在我是出发点，在别人却是目的地。”[12]这就是说，文本中挪借和插入某些互文性的段落，并不是出于摹仿的冲动，也不应该从摹仿的意义上去理解，它们实质上是有助于作者“发兴”的功能性构件。如果说有些引证式的用典确实是抒情言志的终点的话，那么这种挪借和“粘贴”则成为驱动诗思的动机。文学史上的拟古或摹仿历来就是缺乏独创性的同义词，很少得到正面的评价。看了上面列举的黄景仁《绮怀》摹仿李商隐《无题》的例子，我们或许有必要重新认识摹仿的文学意义，并从互文性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文本构成的某种特殊要求吧？就拿“检点相思灰一寸”来说，虽然明显是本自李商隐句，但严格地说已不是摹仿而是用经过压缩的语码来替代一个经典表现。“相思灰一寸”意味着“相思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所包含的令人失望的结局以及作者的绝望之情，如果不知道它出自李商隐诗，我们就不能理解黄景仁这句诗的涵义。这就是互文性理论所要揭示的问题：文本可以通过吸收其他文本来实现意义的增殖。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无不善于利用文本的这一特性，而文本的文学意味也往往就在这不同文本的关系之中。明白了这一点，对文学史上的因袭或文本间的相似就不能简单地以摹仿二字概之，而首先应该从互文性的立场去审视其间意义的实现与增殖。正如前文所述，互文性不只产生于有意的摹仿或无意的相似，有意识的回避也应该是一种互文，它以另一种形式建立了文本间的关系。就好像孔子不愿见阳货，总是在他不在家时去拜访。表面上，孔子未直接与阳货发生关系，但阳货不在场的结果本身就出于孔子的设计，是孔子缔结的另一种关系。要证明诗文写作中存在这种规避现象，是一点也不难的。法式善《梧门诗话》记有一个有趣的故事：（陈）星斋先生春日下直，车中偶得一联，属孙虚船足成之，约他日集中并载。后追想前因，乃更续完首尾。诗云：“自诧朝回晚，轮蹄尔许忙。有情惟酒琖，无分是春光。瓦陇见新草，堤腰思故乡。衹应携薄醉，索梦就匡床。”虚船诗云：“五字哦佳句，萧寥味共尝。有情惟酒琖，无分是春光。官冷言愁易，乡遥遣梦长。联吟谢何逊，枉瘦沈东阳。”二公交情与风趣同胜也。[13]先有一联而足成全诗，是作诗常见的情形。如果两人分别用“有情惟酒琖，无分是春光”一联补足全篇，构思或许还会有重叠的可能。但星斋既见虚船之作，便定不会相犯。结果孙诗取意于官冷和吟诗，而陈诗则取意于辜负春光和思乡，明显另辟蹊径。这种规避，在名胜题咏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浏览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等名胜的历代题咏，很容易看出它们与王勃《滕王阁诗序》、崔颢《黄鹤楼》、杜甫《登岳阳楼》的关系，清楚地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带有模仿的痕迹，另一类丝毫不见与三篇名作的关联。显然，任何一个登临题诗或拟作此题的作者都不可能不知道王、崔、杜三家的名作，但由于写作观念不同，就会出现拟和避两种结果。避在写作中并不比拟显得平淡和不引人注目，当后人写作一些古老的或有经典作品在前的题目时，读者是很注意从拟和避的不同角度去审视它的。高士奇评陆次云《桃花源》诗，说“不袭渊明之记，不蹈摩诘之诗，机杼自新，音节自古”[14]，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古人为避免构思雷同而采用的所谓“翻案”法，也经常导致对经典作品的规避，从宋代起就常为诗话、笔记所指摘。清代贺裳《载酒园诗话》更举历代咏王昭君诗为例说明这一点。虽然他本人持“诗贵入情，不须立异”的看法，但举出的诗例恰好显示出，“后人欲求胜古人”，是如何别出心裁地标新立异，甚至“愈不如古”也在所不辞[15]。前些年我研究王士禛的生平事迹，注意到他的《蜀道集》作为宋诗风潮下的一个成功范例，赢得同时名诗人的交口称赞，在当时产生很大反响[16]。后来他的门生、友人乃至后代诗人踏上同样的旅程，都会阅读或想到《蜀道集》中的作品[17]。如王士禛门人陈奕禧《出故关奉和王阮亭夫子》（《虞州集》卷一）就有“忆得萧萧风雨句，使星曾到益州来”之句，自注：“夫子蜀道经此，有'风雨萧萧出故关’之句。”《获鹿馆舍见王新城夫子蜀道题壁诗书其后》（同上卷二）亦云：“风流文采是吾师，《蜀道》吟成世少知。只为新城王殿读，故关南北不题诗。”此所谓“世少知”乃是感叹《蜀道集》在社会上影响不大，其实当时诗坛是不乏知音的。后来陈奕禧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转饷使成都，又在诗文里记述了沿途所见王渔洋题壁或《蜀道集》题咏之处。如十月六日宿黄坝驿，有《读阮亭夫子黄坝驿短歌作》（同上卷五）云：“乡关回首四千里，纵有辛苦谁告汝。新城洄水崖中诗，伏读一过最凄楚。除非亲身历邛□（上棘下火），说与傍人晓不得。新城奉使尚如此，况我转饷遭逼侧。重林密雨阴峰遮，真狎猛虎友毒蛇。丈夫平时远妻子，患难忽然思我家。人生有情不可道，西上青天几时到？峡中水声暮更哀，马上歌成神已耗。”[18]自古相传蜀道难，王士禛以典试出使，轻轺便捷，犹且感到路途艰难，陈奕禧转输粮饷就更不用说了。但蜀道之难还不是它入诗的主要理由，蜀道之吸引诗人，首先在于它山川之奇险及地形地貌之丰富。前人“语天下山川之奇险，必首西蜀”[19]，“独蜀之为地，当井络之分，由陆而往，则历幽并冀雍梁，浮舟以返，则又越荆逾扬度徐兖青而北，州十有二，至阅其十而四渎皆经焉，其可见之诗者多矣”[20]；其次则是悠久的人文传统：“成都，川蜀之要地，杨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21]因此蜀道之行，对那些“游宦京师，所为歌诗大半宴会酬答，而无山川风物足以发其壮思”的台阁诗人来说[22]，正是施展才能的一个绝好机会。王士禛《蜀道集》的出名，无形中更使蜀道成为诗家的一个擂台。直到乾隆间祝德麟典试入蜀，仍作有《使蜀诗》一编，翁方纲序称“其题其境什二三同于文简，而其深秀秾发，天骨映彻，不可于笔墨间求其肖似者”[23]。但距王渔洋更近更适合用来比较的例子，似乎还是比王渔洋稍后的方象瑛。当我读到方象瑛《健松斋集》中同为典四川乡试途中所作的《锦官集》时，不禁格外好奇：这出于同样身份、同样经历的写作，与王士禛《蜀道集》相对照，会有什么异同呢？当然，首先要承认，两人出使的背景是不太一样的。方象瑛典试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值蜀乱停乡试，乱平后于九月补行，象瑛前往主考。朱彝尊序《锦官集》说：“曩时济南王先生贻上主考入蜀，裒其诗为《蜀道集》，属予序之而余不果也。今君之诗盖将与王先生并传，其或不同者，非诗派之流别也，一在蜀未乱之先，一在乱定之后，览观土风，感慨异焉。”[24]方象瑛自己在上冯溥书中叙述这次西征经历说：“象瑛拙守冷署，客春查改史传，忽得怔忡之疾，心摇汗脱，几无生理。重服参药，始稍稍愈，乃不自意遂有使蜀之命，力疾西征。栈雨蛮烟，备历艰险，幸藉庇渐安，得从事笔墨，所见崇峦怪壑，胜迹灵区，骇心怵目，莫可名状。西趋秦栈，东下夔巫，得日记一首，游记六首，诗二百余首，虽不敢言文，或可备一部蜀道路程耳。（中略）阅岁一年，计程二万里，舟车往返，行李无资，穷官薄命，乃至于此，可笑亦可叹也。”[25]这两百多首诗后来编成《锦官集》二卷，同样也获得时流的赞赏，“诸公间共推挹，谓燕公得江山之助，又云少陵夔州以后诗律转工”[26]。相隔十年问世的两种蜀道纪行诗，其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由于两人的行程在进入湖北后便不同，只能以彝陵以前诗为比较的范围。王士禛《蜀道集》至《抵彝陵二首》为止共收诗295首，方象瑛《锦官集》自出都之作迄《夜抵彝陵州》共存诗190篇，其中选题相同的作品大体有如下这些：新乐使院读王阮亭司成壁间韵因感施愚山侍讲时愚山殁京邸余以使命不得往哭（七律）雪中游凌云寺同门人罗廷抡樊崐来杨圣与家弟式予（七律）通过对比可见，方象瑛的选题半数以上与王渔洋重合，不太像是偶然形成的结果。事实上我们知道，方象瑛的写作是与他崇敬的先达有关的：七月初六日，象瑛途经定州，憩新乐县，读王士禛壁间题诗，感怆施闰章的逝世，有《新乐使院读王阮亭司成壁间韵因感施愚山侍讲时愚山殁京邸余以使命不得往哭》之作[27]。初九日行至平定州，又有《出固关宿平定院署和王司成韵题壁》[28]，这是和渔洋《真定寄郑次公水部》诗韵的题壁之作，所以结联云“极知水部能怀古，莫遣中山酒易醒”。八月初三日又记：“过观音堂，壬子秋阮亭以试事入蜀宿此，有诗。今才十年，院宇倾颓，无旧时下榻处矣。”[29]方象瑛三次提到王渔洋诗，除第一次是读题壁之作，其余两次都不是题壁或诗已不可见，那么方象瑛知道王诗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他曾熟读《蜀道集》，要么行箧就携有此集，沿途阅读。无论是哪种情形，都意味着他此行的写作，有渔洋《蜀道集》为参照，自然会与王诗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可是当我比读两个集子后，意外地竟然看不到方象瑛有摹仿《蜀道集》的意识。就是上述作品所选择的诗体，似乎也显示，方象瑛与其说是在追踵王渔洋，还不如说是在有意识地回避他，力图避免给人蹈袭《蜀道集》的印象。在选题相同的九十余首诗中，只有37题体裁与渔洋相同，内容方面更是毫无相似之处。这只要对比一些同题同体之作，就不难看出。比如：王诗写得较实，以咏叹郭林宗事迹为主；方诗落笔颇虚，着眼于途经凭吊之情，无论构思或造语均无相袭。又如：王诗先描绘龙背洞的奇险，后历数古来盘踞蜀地的人物以寄感慨，抒游兴而兼寄怀古之意。方诗通篇描绘龙背洞的风光，以游览者贯穿其中，属于较纯粹的游览诗，取意和写法都很不一样。值得注意的倒是，方诗也用了不常见的“鳞鬣”一词，只有这一点可以视为因袭王作的线索，但也不能肯定。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下面两首诗中：同是望八阵图的怀古，王诗从昭烈帝的吞吴遗恨写起，末联引入桓温观八阵图的典故，以景作结。方诗则是从武侯庙写起，过渡到八阵图，最后设想在三处八阵图之一的牟弥镇遥望的情景作结。王诗由远及近，方诗由近至远，构思全然不同，看似与王诗无关。但颈联同用鱼龙、蛇鸟作对，又很像是本自王诗。蛇鸟是八阵图本身的典故，鱼龙出自杜甫《秋兴》，王渔洋取以作对，正见善于化用古贤诗语的本领。方象瑛若属无意中偶合，自不必论；若真是有意袭用，则恰好说明绝对彻底的规避是很难做到的。上面两首诗的相似之处，如果可以拈作互文的证据，那么其他诗中过于干净的撇脱，就只能说是有意识规避的结果了，其中消息颇值得玩味。方象瑛踏上蜀道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虽正值王士禛入掌国子监、声名如日中天之际，却也是朝野对宋诗风的批评达到顶峰之时。宋诗风从康熙十一年（1672）《宋诗钞》刊布后大行于世，到十八年（1679）博学宏词试前后称极盛，同时也招致了唐诗派的猛烈抨击，甚至圣祖在宫廷应制唱和中都明确表示了对宋诗的贬斥。宰相冯溥集门下士唱和于万柳堂，“大言宋诗之弊”，斥为“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30]，在京师诗坛造成很大的震动。迫于形势，王士禛不得不改弦更张，并接受徐乾学的劝说，编订一系列唐诗选本，重竖唐诗的旗帜，标举“神韵”之说。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刻的《渔洋续诗集》，虽编入了《蜀道集》，但施闰章、徐乾学的序言都竭力替王渔洋辩护，将他作为唐诗艺术的守护者来推崇[31]。在这种风潮下，与王渔洋同为万柳堂中客的方象瑛，其诗风取向自不难推测。因此，关于《锦官集》对《蜀道集》的规避，除了考虑出于作者自尊和自信的独创意识外，还要顾及当时宋诗风消长的背景。不管怎么说，方象瑛的例子让我们看到，面对前人的作品，除了摹仿外，还有规避的情形存在。规避同样是文本间的一种关系，它与摹仿共同构成了隐、显两种截然不同的互文形态。以往的研究只涉及摹仿形成的互文性，未意识到对经典之作或他人之作的有意识规避也是一种隐性的互文。尽管这种互文性不是指向文本的相似，而是指向本文的背离，但从“影响的焦虑”来看这种规避[32]，就很容易理解它作为互文的性质。互文性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表现的普遍现象，迄今对它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文从摹仿、挪借和规避的角度来看互文性的形成，将规避视为互文的一种隐性形态，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互文性问题，使我们对互文性原理的认识变得更为丰富和全面。这一看法是否妥当，还有待于学界同道批评指教。
注 释：
[1] 徐鼒《题露筋祠壁》，《未灰斋诗文集》，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9页。
[2]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页。
[3] 如田雯《古欢堂集》卷一三《露筋祠》：“甓社风來菡萏香。”嵇曾筠《师善堂诗集》卷二《露筋祠三首》其二：“贞魂不散留天地，化作湖心洁白莲。”舒位《瓶水斋诗集》卷二《露筋祠》：“湖上莲花开浊泥。”郭麐《灵芬馆诗话》卷三：“渔洋《露筋祠》诗，撇开题面，自出一奇。余人一著议论，便觉可厌。李丹壑一绝云：'心如扬子青铜镜，身似莲塘菡萏姿。只尺隋家天子墓，行人惟拜女郎祠。’议论之中，神韵自绝。”嘉庆间家刊本。龚显曾《薇花吟馆诗存》卷三《露筋祠》：“祠门倚山木，清影渺风荷。”
[4] 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第135页。
[5]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页。
[6]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下册第821页。
[7] 姜夔《武康丞宅同朴翁咏牵牛》：“老觉淡妆差有味，满身秋露立多时。”孙玄常《姜白石诗集笺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页。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四“捻须寄”引《尧山堂外纪》：“高季迪年十八未娶，妇翁周仲建有疾，季迪往唁之。周出芦雁图命题，季迪走笔赋曰：'西风吹折荻花枝，好鸟飞来羽翮垂。沙阔水寒鱼不见，满身风露立多时。’仲建笑曰：'是子求室也。’即择吉以女妻焉。”康熙刊本。
[8] 黄培芳《粤岳草堂诗话》卷一：“吾友张南山最喜黄仲则'不知何事忙，但觉有所待’二语，谓可比美古诗'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吾邑赵筠如孝廉（允菁）又喜仲则'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一联，谓香奁措语，难得如许浑妙，皆可称知言。”《黄培芳诗话三种》，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9] 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1173页。
[10] 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隐居语录》曰，诗恶蹈袭古人之意，亦有袭而愈工，若己于出者，盖思之愈精，则造语愈深也。李华《吊古战场》曰：'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寝寐见之。’陈陶则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盖工于前也。余以以文为诗，此谓之出处，何得为蹈袭？若如此苛责，则作诗者必字字杜撰耶？”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217页。
[11] 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十二，嘉庆间家刊本。
[12] 转引自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第27页。
[13] 张寅彭、强迪艺《梧门诗话合校》卷一一，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按：此事亦见陶元藻《全浙诗话》卷四六，星斋名兆崙，虚船名灏。
[14] 陆次云《北墅绪言》卷一，康熙刊本。
[15] 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第1册第220页。
[16] 王士禛《蜀道集》有施闰章、徐夜、曹禾、汪懋麟序。叶方蔼题长句于卷首，又寓书于渔洋，谓蜀道新诗“毋论大篇短章，每首具有二十分力量。所谓狮子搏象，皆用全力也”。盛符升评曰：“先生蜀道诸诗，高古雄放，观者惊叹，比于韩、苏海外诸篇。”陈维崧《迦陵文集》卷四《与王阮亭》：“晤珍示，知先生入蜀诗卓绝古今，不数夔州子美。不识肯令喜事小胥录一帖以见寄否？”曾灿《六松堂诗集》卷三《署中夜坐读王阮亭宫詹蜀道集感而有作》：“岭南三月不知春，桄榔寒雨愁杀人。独夜挑灯理青简，好山好水来相亲。”详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康熙十一年、二十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 如《京江耆旧集》卷九徐嗣曾《栈道读渔洋感怀诗追念师恩泫然有述即次其韵》，即其例也。黄臣燮《平泉诗稿》卷首张应麐题诗云：“蜀江水碧蜀山青，襥被曾为万里行。到处留题传绝唱，不教能事让新城。”自注：“渔洋诗以《蜀道集》为最。”
[18] 陈奕禧《益州于役记》卷三，收入《虞州集》卷一三，康熙刊本。
[19] 谢良琦《李研斋诗序》，《醉白堂诗文集》文集卷一，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20] 朱彝尊《锦官集序》，方象瑛《健松斋集》卷二○，民国十七年方朝佐刊本。
[21] 宋濂《送陈庭学序》，《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册第1711页。
[22] 汤右曾《锦官集序》，方象瑛《健松斋集》卷二十，民国十七年方朝佐刊本。
[23] 翁方纲《祝芷堂使蜀诗序》，《复初斋文集》卷四，嘉庆刊本。
[24] 朱彝尊《锦官集序》，方象瑛《健松斋集》卷二十。
[25] 方象瑛《上益都先生书》，《健松斋集》卷十一。
[26] 方象瑛《报魏庸斋先生书》，《健松斋集》卷十一。
[27] 方象瑛《健松斋集》卷七《使蜀日记》：“初六日，过定州，憩新乐县，读王阮亭司成士禛壁间诗，因感施愚山侍讲闰章。时愚山殁京邸，余以使命，不得往哭，作诗纪哀。”诗见同书卷二十。
[28] 方象瑛《健松斋集》卷七《使蜀日记》：“初九日，过柏井驿，至平定州，热甚，和阮亭韵题壁。” 诗见同书卷二十。
[29] 方象瑛《健松斋集》卷七《使蜀日记》，民国十七年方朝佐刊本。
[30] 毛奇龄《西河诗话》卷五，乾隆间萧山毛氏书留草堂刊本。
[31]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蒋寅《再论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罗宗强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
[32] 关于“影响的焦虑”，可参看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书，徐文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