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明的发现以及错误认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陷入纠结
当代考古学与历史学上的华夷之辨
1、良渚文明的发现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施昕更先生发现良渚遗迹开始，卫聚贤等先生便展开了良渚文明的调查工作，通过实际考察，他们首度提出了“中原文化起源于东南江浙一带”的看法，但对于那时根深蒂固的“中原文化观”来说，他们的看法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2、良渚文明的错误认识
“夷夏东西说”在1933年由傅斯年提出，认为商代文化由二个族群建立—— 商朝的西部由夏族群开发，并且商朝的东部由夷族群开发，但这个观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年以后逐渐被抛弃。这个说法早年曾影响过人们对于龙山文化（黑陶）和仰韶文化（彩陶）的判断，而二者也被比附为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但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先生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后，指出龙山文化其实出自于仰韶文化之后，而非并列——这个观点后来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但是，梁思永先生继而认为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属于并列文化并属于区域文化，则完全是错误的。
3、错误的更正
新中国成立后，夏鼐先生指出良渚文化的出土器物和龙山文化相似，是受到后者影响所致，直到1972年，他依旧认为江浙文明晚于中原文明。可惜，作为考古学界科学断代方法的美国科学家比利的“碳十四测定法”在1960年获得诺贝奖后，很快就被引入国内，一系列实验数据都说明良渚文明并不比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晚，夏鼐先生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之后，人们发现龙山文化中的人兽面纹、礼制、玉礼器、陶礼器皆来自于良渚文明。
4、良渚文明的谱系
《韩非子》中曾提到虞舜存续千年，而良渚文明也恰好存续了一千年左右。经过考古学界的不断努力，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谱系被确定下来。良渚人的DNA测定显示这个族群广泛分布于沿海地区，涉及古代百越、东夷两大族群。随着时间推移，海洋文明逐渐转向发展为我们的中原文明，或者说和中原文明结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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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的讲述，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有一本书叫《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作者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森（Valerie Hansen）。这部书是实际上作者在耶鲁大学开设的“中国古代史”课程的讲义，很能代表欧美历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的整体认知。
该书的内容是从公元前1200年写到公元1600年，也就是商代到明代，下限到明代，那是因为在西方史学界基本上把“清代”从中国古代中划出来，设定为一个独立于“古代”和“近代”的特殊时代，称之为“晚期中华帝国”（Later Chinese Empire）。那么这部书讲述中国历史的上限是公元前1200年，按这个时间来算，中国历史也就3000多年。因此作者在书中写道：“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在三千年的时间里使用相同文字的古代文明。中国人有理由为其悠久的历史传统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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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神话不同，中国史与文明史不同，文明史与王朝史也不同。但许多人将其混为一谈。下面分六节简述之：
第一，盘古开天地以及后来的伏羲造八卦、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等，皆属创世神话，事实并不可信，所以他们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之祖”，是人文精神上的始祖，而不是历史人物，他们的时代更不是“中国历史”。
第二，伏羲、女娲和神农氏（炎帝）都被归入“三皇”，众所周知，“三皇五帝”是上古最早的帝王。然而三皇还都是半人半神的形象（如伏羲女娲为人首蛇身，神农为牛头人身），只是到了“五帝”，才全部具有完全的人性与人格。“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人对远古时代探索和重建的产物，是真假虚实杂糅的。司马迁撰《史记》，务求雅信，就将“三皇”全部舍弃，仅仅从黄帝开讲，所以《史记》开篇是《五帝本纪》。
（看看炎帝的大牛犄角！/皇帝不称朕）
也就是说，司马迁在汉代时重新建构古史（汉之前的历史），以“五帝”之首的黄帝作为中国历史的源头——而黄帝也被视作“中华开国帝王”。但据“古史辨”派大师顾颉刚先生研究，黄帝是迟至战国时代才在东方齐国产生的“人物”。说明战国以来，中国人对古史的探索，想象仍占了很大部分。以炎黄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可以不为真）是没有问题的，但以炎帝或黄帝作为“开国帝王”（必为真史），则在学术上没有依据。事实上，我们也无法确指“炎黄”距今的年代。
第三，在《史记》里，《五帝本纪》之后，是《夏本纪》《商本纪》和《周本纪》，即在司马迁重新建构的中国历史谱系里，是以“五帝、夏、商、周”为序的，而夏之祖“大禹”，则接续在“五帝”中的尧、舜之后。看起来，西汉时期的中国历史就已经编排完整了，能够做到前后衔接。这不是司马迁的创造。早在春秋中晚期，孔子就经常“尧舜禹”“夏商周”连称，说明此时中国历史的脉络就比较清晰了，孔子认为：周承商，商承夏。这也是传统社会讲史的基本框架。夏商周皆为中国王朝，所以夏称夏朝，商称商朝，周称周朝，一路下来，直到明朝、清朝。
第四，以上是中国古人的讲法（主要依靠文献记述，而许多文献实际上是不可信的或非常不完整的），不是近代历史科学的讲法。西方史学不仅重视文献，更重视实证，如果要论定夏商周是王朝，必须拿出可信的证据。“王朝”是文明的高级发展阶段，否认夏为王朝，并不意味着否认夏文明或夏文化。在“王朝”的阶段，王权得到了充分发展，形成了层级分明而稳定的社会结构与分化，拥有成熟的文字、发达的冶炼业等，才可称王朝，视作一个“国家”。
（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复原图，中间的房屋被认为是“宫室”/皇帝不称朕）
可是拿这个标准一比，周朝是没有问题的，但夏、商是不是王朝就有问题了。西方学术界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故意否定中华文明之“悠久”（再说了，说你“更老”就有意义吗？），只是中华文明在某个阶段达到什么程度，必须拿出证据来。可惜，关于夏、商王朝的存在，除了很有限的文献记载，没有其他力证。在上世纪九零年代开展“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夏商的历史纪年全部不清楚，所知最早的纪年，仅仅是公元前841年，那已到西周末期了。
第五，1898年在殷墟发现了甲骨文，证明了商朝的存在。这里还要澄清一个概念，在学术上，有文字记载的才可称“历史时代”，没有文字，只是“传说时代”。自殷墟发现了甲骨文，商朝的存在没问题了，中国的历史时代也推进到商朝中后期，但此前仍然是传说时代。
（武王伐纣的故事人人耳熟能详，却从来不知道它发生在哪一年？也就是不知道商朝灭亡的年份/皇帝不称朕）
第六，十余年来，政府推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包括夏文明在内的多处上古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不少属于夏文化的遗址和大型城池，可以说，夏朝的存在基本可以认定，唯一缺少的，就是文字。也真怪啊，一些属于夏文化，甚至先夏文化的遗址里，发现了那么大的城墙、宫殿遗址和冶炼作坊，甚至还发现了天象观测台，可偏偏没有发现哪怕一个文字。您说这怎么解释呢？其后果是，夏文化够不构成夏朝（即夏文明有没有进入王权和国家时代），还缺乏那个时代的文字支撑。历史，是必须要有明确的编年和相对完整的记事的呀！
历史研究是科学，须有理性原则，不是民族主义的激情工具，这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阴谋”。夏文化、夏文明的存在在西方也没人反对，因为它的辉煌已通过考古得到证实，西方主流学术界不承认的，只是“夏朝”，焦点是，中国“国家”和王权的历史，是否应从夏算起。历史的长短于今人并无什么特别的荣耀，但如果今人失去了理性，则失去了当代中国人自立的根基。（皇帝不称朕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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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史学届不认同中国的5千年历史，这让很多的国人感觉很受伤。认为西方史学届采用了双重标准。充满了恶意。其实大可不必。中国的5千年历史是从黄帝开始算起的。没有出土文物的证明。所以西方史学界不认可。
西方史学界认可的历史，是文明史。说道文明，包括文字，政权，城市，社会分工，宗教信仰等等。国内确实没有发现满足以上条件的遗址。，远的不说黄帝和尧，舜。即使是夏朝，我们也没有发现他的遗址。城郭，文字，祭祀场所等等，都没有出土文物的证明。所以西方的史学界就不承认它的存在。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发现了很七千年，八千年前的文物。他们为什么不承认，他们就是搞双重标准。各位他们真的不是。
我们所发现的那些遗址，并不符合西方历史史学界，关于历史文明的标准。首先就没有文字。还有就，没有祭祀的遗迹。城市，社会分工的遗迹也没有。我们的史学家，也没有把他们称为某某文明，而是称为某某文化。比如河姆渡文化，仰韵文化等等。西方史学界的标准不是给中国定的。他们也尊循这些标准。不是为了否定中国历史，而定的标准。如果不按这些标准，日本的历史比中国还长呢。
你可以不认可西方的标准，也可以无视西方的标准，但是只要知道，按西方史学界的标准，中国历史没有五千年就可以了。在下不是为西方史学界辩护。且慢骂我。《史记》明明写着有黄帝，你怎么就不认可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不你就是一汉奸，慕洋狗。各位不要动气。《史记》成书于两千年前，如果中国的文明史真的有五千年的话。他怎么证明，将近三千年前的历史存在？如果能够证明，岂不等于说，现在我写了一部历史，其中有一段说，不惑喂蚊君生于孔子时代，就可以证明我和孔子同代。这是不合逻辑的。历史是需要证据的。
先前西方史学界，只承认周的存在。随着甲骨文和殷证墟的发掘，他们承认了商的存在。西方史学界是以证据说话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正在做着艰苦的努力。也许有一天，考古证据会证明，中国的文明史不止五千年。
在作者老家的牛梁河遗址，发现了坛庙冢。据说可以将中国的文明史，提前到八千年。历史和科技一样，需要耐心和艰苦的探索。让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各位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