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有礼：发布《发现文明》上部草稿
大家新年好！
我抽空把《发现文明》的上部草稿给收拾了一下，重写了导言，匆匆放在这里为新年应个景。需要阅读全部的朋友，请自行网盘取阅（不是我网盘），我放在微信的各个群里了，欢迎转发，欢迎批评指正！
《发现文明》导言
不久前亚非银行(Afrasia Bank)和New World Wealth共同发布了《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报告》，中国位居榜首，比第二名的俄罗斯富豪移民的数目还高一倍，占据全球总数的13.9%。中国富豪的移民国分别为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瑞士、阿联酋、加勒比地区、新西兰、新加坡、以色列、葡萄牙等。有文章总结他们移民的原因时，说吸引富豪们的主要是环境、法治与安全等等。实际上可能还有一个更为简洁的解释：除了个别是与税率有关，它们多数是当下文明发达国家，大家都喜欢文明发达国家，准确地说是现代文明发达国家。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追求现代文明是今天全人类的一个目标。
许多看似复杂的情况实际上都可以用“文明”或文明标准来解释。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把“文明”当作一个类文学化词汇，似乎从来没有一个学科以“文明”为坐标进行量化研究。换句话说，我们可能把“文明”遗漏了，缺乏一个明确的“文明体系”来分析世界，并且在这种懵懂之下现代人已经勇敢坚定地制定过许多宏伟计划，而它们目前看来都前途不妙。这种反科学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了。所以，本书试图把“文明”作为一个轴心来构筑一个全新的体系，并且量化某些“文明”项目，把文明阶段化也更明确，故而，是为“发现”文明，乃至重新创造一个全新的“文明”衡量体系。进而，人类文明发展有没有规律？中国的文明发展为何如此？乃至这些当今的富豪或穷人为何要移民到哪些国家的类似问题，可能都将得到一个全新的解释。这门学科应该叫文明学，这是一门以文明为核心研究对象的新学科。阐述文明学的基本框架就是本书的核心。不过我不是职业理论工作者，所以我只能给出一个新的思想框架。
文明学的重点任务应该是重新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规律以及预测文明的可能未来，它更多是一门有关文明规律的学问。本书可能只能完成其部分任务。
“文明学”或许不是一个新学科，正如“文明”并不是一个新词汇。自古以来人类都希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有文王、老子、庄子、孔子与司马迁，西方圣哲也不绝如缕。然而，囿于时代与条件，可谓直到今天，在宇宙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气候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帮助之下，尤其是20世纪末的大历史的视野之下，我们站在无数科学家的肩上，才能幸运地借助时代之便看到越来越清晰的人类文明发展全貌，得以真正进入探索文明发展规律的艰难征程。我想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已经意识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它必将意味着之前的相关文明理论的过时，即便不是我创立的文明学，也会有其他人创立的一套学说来推翻、替代和补充之前的旧学说。
至于本人研究文明学的动力，可能直接来自于中国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巨变中的东亚催动着每一个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中国为何如此？中国的明天怎么走？这恰恰是一个中国学者研究文明学的题中之议。加之中国疆土之宏大以及在今天的特殊巨变，假如世界上一定会出现一个名为文明学的新学科，那么最踊跃的研究者必将是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定要有舍我其谁的自信与准备。中国学者有两个条件西方人不具备的优势：辽阔中华文明的复杂幽深历史，今日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
从专业方面，我本科专业为英美文学，今天看来它奠定了我的知识体系中有关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根基，这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人文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支柱，由此再扩展到全球文明的兴趣似乎是自然而然的。我年轻时曾试图考取全球史研究生，但因故甚至没有进入考场，失去了在正规课堂中学习世界文明史的机会。但之后我在北京生活的20多年中，分别获得宏观经济学与色彩艺术学的研究生学历，大大丰富了我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体看法，这些对于文明学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知识组成部分。但真正使我成长的是最近半个世纪中国风起云涌的社会教育，这是我接受的最令人震惊的大学。
2002年前后我主动辞职，开始近20年研究新石器时代前后中国文明起源，在这个微观分析过程中，我已逐步探索以一些人类学规律去反推东亚文明起源时期的特殊现象，这使我积累了初步的“文明规律”研究的经验。在此期间我出版了8本读书札记，以倡导西来说著称。2010年之后，我的研究开始转向，先后出版了《文明大趋势》(2014)与《新文明简史》(2016)，“文明学”呼之欲出。不过在当时我已发现“文明”这个词汇的传统含义在阻挡着我继续深入到旧石器人类起源阶段的工作，在2016年出版的《新文明简史》中我第一次提出了拉伸“文明”时间尺度的想法，这一“创意”持续到本书终成正果。
在今天新的大视野之下，传统衡量文明的尺度明显太短，甚至短到不相称、不能用，西亚文明相对于“大历史”已不成比例。我在《新文明简史》里提出了重新定义“文明”。当时的具体做法就是把“文明”的时限从农业时代拉长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正如把只有几千年的“历史”拉长为无限长的“大历史”，把新“文明”的起源定义为人类艺术的大规模起源时代，如大约4、5万年前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大爆发，那不再是5500年前的西亚文明起点。文明的起点既然发生了大幅度明显位移，如此，一场文明思想的学术革命其实已箭在旋上。
今天，由于“历史”已经变为从宇宙起源论述的“大历史”，“文明”也理应成为“大文明”（BigCivilization），拉伸“文明”的时间轴就不再是件离经叛道的事情。自然而然地，文明学应该从人类乃至生命和宇宙的起源开始探测才算是完满。在这种全面颠覆之下，“文明”的时间尺度拉伸还在继续。
由于“文明”的实质发生了变化，尺度与框架体系改变了，史前文明将占据我们很大的篇幅，这都是之前的文明史所没有的。甚至连文明的中心与重心都发生了转移，随之一切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由于这一结构的根本性颠覆，从某种意义上它将使我们再也回不到以往对于“文明”的美妙幻觉。文明学中的“文明”将更多是丛林与草原中野生动物与自然的一种奇妙延伸。因而，人类文明史很可能回归为一个“自然发展史”，一种特殊动物的特殊发展史，而散发着正面意义的文明不再是文明的含义。我们会看到，人类文明，它没有脱离自然，它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最终，本书很可能提供的是一套震撼人心的全新世界观与方法论，它距离旧的文明观非常遥远。
从文明发展规律而言，在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里，假如你的人文观与文明观没有一个颠覆，假如没有一个全新的文明解释体系出现，那么肯定不符合逻辑。所以，天崩地裂的各种新观点不仅仅会出现在本书，而且一定会出现在我们这个特殊的时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