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家发展史

2，近代国际关系发展历程

黎塞留（ArmandJean Richelieu，1585年－1642年）是法国路易十三时代的宰相，同时他又是法国大主教。因天主教与新教分歧欧洲内部爆发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黎塞留以出色的外交天才为法国乃至世界（即欧洲），建立了一套近现代外交体系，为日后法国两百年欧陆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础。是为西方流行的均势外交，这也是一种和平思维。黎塞留因此被称为西方现代外交之父。

黎塞留去世后的1648年欧洲的宗教混战结束，在今天的德国通过多边协商建立了一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也称《和约》）。《和约》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会议对欧洲内部进行了深刻的调整，在欧洲盘踞几个世纪的哈布斯堡王朝势力被削弱，同时《和约》也相当于宣布了欧洲神权统治体系的瓦解。《和约》还确立了驻外使馆制度，重新划定了欧洲国界，是日后的国际法的基础。许多中国人以纳贡制度作为东亚的一种“特色”来看待，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纳贡体制其实是一种原始时期的国家关系，是相对落后文明的一种时代标志。所以，同时处于纳贡时代的中国人也不可能理解与接受西方的驻外使馆制度。

欧洲人确实因为发现新大陆而殖民获利，但利润只集中在少数皇室与冒险家手里，大部分国民依然饥寒交迫，又加上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即便在殖民最强国荷兰，1697年发生的饥荒依然导致了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即便在19世纪末荷兰天才画家梵高（1853—1890年）也一生穷困潦倒。在英国，一直到18世纪死亡率都高过出生率。狄更斯与巴尔扎克等现实主义作家更是对当时的西欧社会有过强烈的谴责。中国与日本等东亚国家也都是受气候影响发生饥荒频繁的国家，仅只1732年的日本亨保饥荒就饿死多达96万人。人类文明仿佛是一只不断走高的股票，在人类有能力基本解决全人类的生存问题之前，多数人都处于水深火热当中，即便是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也一样。现代化实现之前，所有为生存竞争的人类矛盾，不在国家之内爆发就在外部国际之间爆发。拿破仑的法国军队是在刚刚经历寒冷气候袭击的农业歉收的1812年远征俄罗斯的，但当时没有天气预报，那一年的冬天连乌鸦都会在天空被冻僵掉下来，所以他在俄罗斯遭遇了最严重的挫败。在二战之前的欧洲其实是全世界破坏能量最集中的地区，因为科学技术加强了军事杀伤力与攻击力，摩擦与征战不断，欧洲的有识之士们会意识到，外交活动在近代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和约》还对战俘、信仰、人权等做出了许多具体规定，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全新进步与文明，从此欧洲的国际社会与外交出现了一种新气象。尽管之后欧洲依然战争频仍，但几乎所有国家都会宣称他们忠实执行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个体系的执行止于1789年。

18世纪末，拿破仑借助战争向周边推行革命，但最终战败，遭到传统的封建国家清算。战胜的欧洲封建君主们在1815年召开了维也纳会议，准备制裁法国，正如一战制裁战败者德国。会议确定了新的欧洲统治秩序。维也纳体系就此建立，英国重新控制欧洲。之前《和约》的大部分国际精神依然得到继承。

1919年～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与战败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了一个和平会议，在英、法、美、日等国的主持下对战败国德国进行清算。协约国同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这次合约使奥匈帝国解体，并重新瓜分全球的殖民地，欧洲、中东与非洲秩序大变。由于和约的苛刻，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一个亚洲国家与美洲国家的参与，日本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初露头角。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已经看到一种更高级别的全球化，牵一发动千钧的国际效应开始出现。

二战使欧洲成为一片废墟，大批人才流失。二战结束后，战胜国中的两个边缘国家开始崛起，美、苏成为绝对的霸主。西方轴心又开始转变，欧洲文明从顶峰开始回落已成定居。早在一战的尾声里德国的斯宾格勒已经写下了《西方的没落》，某种意义上他对欧洲的预测是正确的。

由于20世纪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歧加大，世界主要的争端与冲突前沿出现在美、苏之间的太平洋两岸，从而形成全球的冷战格局，世界也被分成两个不同阵营。意识形态的激烈冲突仿佛回到了欧洲“三十年战争”时代，1960年代形势尤其危急，而此时人类已经离开冷兵器进入热核时代，每个国家几乎都在“深挖洞广积粮”应对可能的核战。最后化险为夷，在复杂的国家博弈之中美中开始合作，苏联最终在1991年瓦解，冷战格局宣告结束。

今天的世界外交体系依然继承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均势思想体系，只是换了另外一批主宰。中国经过四十年奋力追赶已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1世纪成为主导世界的六方势力中的一员，意味着中国这头睡狮已经苏醒走上国际舞台。世界六方中的另外四方集中于亚洲，尤其是太平洋的西岸，所以，可以肯定世界文明的核心在21世纪已经彻底从欧洲转移到太平洋两岸，尤其是文明高峰向西岸转移已经是个不可阻挡的文明大趋势。

20世纪中叶前后，国联以及联合国的相继建立对于国际社会具有全新的意义。自从二战以来，全球的人道主义精神与国际主义精神都大为提高，这与人类外交思想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许，有一天联合国总部会转移到太平洋的对岸，这对于19世纪依然还处于一个以贡赋体制为基础的国家而言将是一个巨大的飞升和突变。

人类社会今天之所以还处于一种不太稳定和平的状态，依然是因为人性，因为资源的不饱和与不平均，全球五大洲的贫富差异极大，既有人类总体经济能力或生产力的限制，也有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私考虑。只有全球达到一种共同富足和进步的状态之后，国际争端乃至国家的边界才会逐渐消失。或许我们距离这一天已经不太远了。但那一定是另外一个明显的突变之后，今天还没有看到这个迹象的出现。

人类文明发展在加速度，国际关系的变异或突变也将会加速度突变。一旦有太空外敌或宇宙威胁来临，或许也是一个促使地球人放弃目前自私格局从而团结一心对外的时刻。那时候，或许再次等来的不是新型的国际关系，而是一种球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