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诈骗案：男子伪造周总理批文，骗取银行20万，被判死刑
1960年3月24日，总理办公室秘书赵炜像往常一样在总理办公室接听着各部各地打来的电话，和处理着需要交由总理批阅的文件。突然，“叮铃铃,叮铃铃......”一阵清脆的电话声响起，赵炜没有迟疑，迅速就拿起电话问道：“您好！这里是总理办公室，请问有什么事？”
说完，电话那头就回道：“您好，我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前几天有一个叫赵全一的人拿着盖有总理办公室公章的批文，从我们这里提走了现金20万元人民币。请问总理办公室收到这笔现金了吗？”
“总理办公室？提现金？”赵炜一听，一下子就懵了。凭借着多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经验，赵炜本能地就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她脱口而出：“总理办公室最近没收到过。”
电话那头一听赵炜没有收到这笔现金的回答，立马就慌了起来。要知道，当时20万元人民币可不是一笔小数字，绝对是一笔巨款啊！中国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急忙说道：“不可能呀！赵全一拿来的批文上面的确有周总理的亲笔签名，而且用的也是总理办公室的专用纸啊！”
图 |周总理
赵炜一听这话，瞬间就意识到了可能要发生大事了，因为她在周总理身边工作那么多年，就从来没有见过总理给谁写过条子，让他直接去银行提现金的。既然肯定周总理是绝对不可能写条子的，那么只能说明中国人民银行看到的条子是伪造的。
想想看，敢伪造周总理签名，还利用这个伪造的签名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一次性提了20万元现金，这件事一旦确定是假的，必定就是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
要知道当时的新中国人民币最大面额才是10元，一斤猪肉才六七毛，一尺品质很好的棉布也才在1元左右。可见，要是确定银行被骗走20万元，这绝对是一起震惊全国的恶性案件。
赵炜一想到这里，背后瞬间就升起了一丝丝的凉意，她冲着电话那头就赶忙说道：“坏了。我现在立刻汇报周总理，查清情况后，再给你们回电话。”
电话挂断后，赵炜就迅速起身，飞快地往周总理办公室的方向跑去。
图 |赵炜
来到周总理的办公室后，赵炜就将此事向周总理作出了详细的汇报。果然不出所料，周总理听到这件事也很是诧异，周总理别说是没有签什么批条，就连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提20万现金的这件事都不知道。
听到周总理非常肯定的回答，赵炜知道此事基本已经可以断定这就是一起性质很是恶劣的诈骗案，势必会震惊全国。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赵炜又赶忙跑回值班室，抓起电话，就给中行回拨了过去。当中行工作人员接起了电话，还没等他说话，赵炜就急忙说道：“你们刚才汇报的那件事，周总理明确表示不知情，你们现在立刻把那批文送来检验查对。”
很快，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将批文送到了总理办公室。结果不出所料，经过仔细查对，证实了这批文就是伪造的。
......
自此，一起震惊全国的大案浮出水面，这就是被称为新中国第一诈骗案的“假冒周总理批示诈骗案”。
图 |中国人民银行
到底是谁伪造了周总理的批示？“赵全一”到底是谁？骗子是如何骗取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人民币的？骗子是如何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人员的？骗子又是如何拿到20万元人民币的？这件震惊全国的大案最后是如何侦破的？
......
一切的一切，且听笔者为大家慢慢道来。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被骗20万元人民币
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黑色呢子裤，外面披着一件灰色大衣，手里拿着一个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牛皮纸大信袋的男人，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传达室。一进门，还没等门卫问他是谁，他就声称自己是国务院办公厅的，来这里的目的就是需要将一份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签发的急件立刻交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手上。
门卫一听来人是国务院的，不敢怠慢，赶紧就领着他往秘书室走去。此时，秘书室只有一位来这里上班没多久的年轻收发员。一进秘书室，那位自称是国务院办公厅的男人，就把手中拿着的那一封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牛皮纸大信袋交给了这位年轻的收发员，然后办理好签收手续后，这个男人便离开了。
图 |牛皮纸大信袋
收发员在收到这封牛皮纸大信袋后，待那个男人走了之后，也不敢耽搁，就立刻将它交给了行长办公室的于秘书。
于秘书接到这份急件后，迅速就带着它去请示当天值班的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王副局长在得知这是国务院总理办公室送来的急件，当即就把它打开，拿出了里面装着的信纸。
只见信纸上写着这样的一段内容：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要摄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这段内容的旁边是一段以周总理的语气写成的“批示”：
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旧票。2、要10元票。3、包装好看一些，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图 |“赵全一”伪造的周总理批文
原本按照正常的办事程序，国务院送来的文件应先送到行长或副行长审阅，然后再由他们决定该如何处理此事。
如果他们在，这等低劣的骗术断然是没有成功的可能的，先不说他们十分熟悉周总理的为人处世，知道总理肯定是不会直接批示银行拨款的，且对周总理的签名也十分熟悉，
就单单是要拨款20万这样的巨款，谨慎的他们定然也会打电话给总理办公室先予核对，待确定后再拨款。
然而，好巧不巧的是，当时的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和副行长，及主要领导都在外地开会和调研，只留下计划研究局王副局长在京主持日常工作，
而王副局长对周总理的签名并不熟悉，也不熟悉周总理对于这些事情的处理方式，经验的缺乏，让王副局长一见到这是国务院送来的急件，便不疑有他，直接就通知会计发行局并由人民银行北京分行按照“周总理的批示”准备20万元的款项。
图 |当时新中国使用的人民币
当然，在北京分行准备款项的过程中，从紧张的状态反应过来的王副局长对于此事也有了些许的怀疑，他很是疑惑地想到20万元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为什么总理不通过财政部来调配这笔资金，要通过中国人民银行？
巧的是，就在王副局长对于此事开始产生怀疑之时，一个自称是“总理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却让王副局长瞬间就打消了这个疑虑。电话那头，自称是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催促中国人民银行赶紧拨款，务必要在17点前将20万元送到民族饭店，交给已经在那里等待的“赵全一”。
接到这个电话后，经验不足的王副局长再也不怀疑此事有假，立刻就让会计发行局火速派人去北京分行取款。由于人民银行总行与北京分行相距不远，北京分行离民族饭店也不远，所以王副局长当即命令他们取款后，就直接送到民族饭店，将其交给在那边等待的“赵全一”。
下午7时许，会计发行局朱科长和其他2位总行工作人员完成取款后，便火速赶往民族饭店。来到民族饭店后，朱科长就让同事在门口看着装着20万元的2个麻袋，自己则走向服务台，向服务台的服务员询问赵全一同志住在哪个房间？
这时，还没等服务员回答，一位身穿藏青色中山装，头戴军式黑呢帽子的男人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径直就来到朱科长的身边，说道：“我就是你要找的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就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工作人员吧！钱带来了吗？”
图 |民族饭店
看着这位自称是赵全一的人，朱科长不敢确定是不是就是他们要找的那个赵全一，便问道：“请问证明文件，您带了吗？”自称赵全一的听到后，便将一张盖着“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介绍信交到了朱科长的手中。
朱科长打开介绍信，只见信中写着：“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六0年三月十八日。”
看到有总理办公室的介绍信，朱科长便不再怀疑，很是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们没有误事吧？”“赵全一”摇了摇头，指了指墙上挂着的时钟，笑着说道：“你们很准时嘛！”
“赵全一”说完后，朱科长让他打了收条后，便将装着20万元的2袋麻袋交给了他，之后朱科长就带着2个同事一起离开了民族饭店，返回总行。
据事后被逮捕归案的“赵全一”回忆，当时他是骑自行车到民族饭店的，因此他在拿到这笔巨款后，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就不敢行走在大马路上，只敢骑自行车在小巷之中穿梭，用了近2个小时的时间，才回到家。
图 |“赵全一”伪造的介绍信
东窗事发，大案浮出水面
起初，人民银行总行并没有发觉被骗，加之主管总行日常事务的王副局长也未曾想过要打给总理办公室核实此事，所以这件大案一直未被人察觉，直到6天后。
3月24日，回到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从王副局长的口中得知了前几天有个自称是“赵全一”的人拿着总理办公室的批文，拿走现金20万元人民币。
20万元人民币可不是一笔小数，在当时可是足够让一户普通人家用一辈子，鉴于金额巨大，曹菊如认为还是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核实此事，较为稳妥。
之后，便就有了我们的开头那一幕，“假冒周总理批示诈骗案”浮出水面。
总理办公室秘书赵炜在得知此事后，便火速向周总理作出了汇报，在得到了周总理明确答复不知情后，就迅速让人民银行总行将批文原件送来总理办公室比对。
比对的结果显而易见，就是所谓的拨款20万元的批文是伪造的。
图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
批文被证实是伪造的，也就是说这就是一起性质恶劣，金额巨大的特大诈骗案。
尔后，周总理得知此事，十分震怒，当即打电话给公安部部长，指示：“请公安部马上追查，决不能让国家财产受到一点点的损失。”责令立即组织精干力量，限期破案，尽快查清此事。
抽丝剥茧，寻找蛛丝马迹
公安部部长挂掉周总理的电话后，便火速成立专案组，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挂帅，成员包括二局局长李钊、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二局一处处长高伦、二局一处副处长高旭等，集中力量侦破此案。
与此同时，为了尽快破案，也为了防止骗子销赃和外逃，在党中央的呼吁和号召下，北京市各部各级政府机构和700多万市民都接到了上级部门发来的有关配合破案的要求，请求他们时刻注意身边可疑人员，一旦发现立刻上报当地派出所。
由此，一场和诈骗犯作斗争的运动在北京徐徐拉开。
图 |杨奇清
此后数天的时间，各部各级政府机构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时时刻刻都保持着警惕性，注意着身边来往的每个人，及发生的事。
商店收到钱，如果是十元票，就会慎重对待，询问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钱是怎么来的；老太太走在路上，一看见穿着灰大衣的鬼鬼祟祟的人，或是秘密跟踪，或是直接上前询问.....
就这样，公安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一条又一条的线索，虽然这些线索最终都没能帮助专案组找到“赵全一”这个人，但却阴差阳错地让公安部破获了许多起陈年旧案，这不得不说是一场意外的收获。
在全北京的人民群众都被调动起来协同破案之时，专案组也在积极地抽丝剥茧，寻找着这起诈骗案的蛛丝马迹。但是，人海茫茫，以当时的科技水平，要想找到没有画像、没有具体特征的诈骗犯，这无疑是大海捞针。
当然，无论有多艰难，专案组都没有想过要放弃。
图 |现今的公安部大楼
当时，专案组手上关于这件诈骗案的线索很少，除了从当时接触到诈骗犯的门卫、收发员和朱科长的描述中，确定了诈骗犯的大概身体特征：男性，30多岁，留分头，中等身材，剩下的只有诈骗犯留下的4件物证：一装着周总理批文的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袋，二“周总理签名”的批文，三“赵全一”的介绍信，四“赵全一”亲笔写的收条。
除了以上这些，其他的关于诈骗犯的任何线索，专案组都没有掌握。由此可见，当时这件案件的侦破难度有多大。
但是，这些却难不到专案组，在专案组成员不眠不休的奋战下，及有关专家、群众的通力协作下，仅凭着以上的线索，公安部仅用12天的时间便顺利侦破此案。
那么，专案组最后是如何侦破这件震惊全国的“假冒周总理批示诈骗案”的呢？
如上文所说，专案组当时手上有4件与诈骗犯有关的物证。当时，在拿到这4件物证后，专案组便立刻将这些交给了公安部负责纸张检验、文检等技术性工作的三局二处的有关专家进行检验。
图 |文检人员
根据纸张检验、文检专家的仔细检验，专案组从中获得了不少的有用线索，并最终确定了诈骗犯所在的单位。
一、经过笔迹专家的鉴定，批文上的周总理批示确定系伪造，真实的周总理签字较随意，伪造的周总理批示其笔迹生硬，一看就是刻意为之。据“赵全一”被捕之后交代，他就是根据公安部礼堂悬挂的周总理的题词去练习周总理笔迹的。
二、根据伪造的批文的内容，专案组发现诈骗犯很是熟悉政府机构所用的公文格式和用语，由此断定诈骗犯的文化水平绝对不低，且很有可能是政府内部人员。
三、文检专家经连夜的检验，根据伪造的周总理批示和“赵全一”亲笔写的收条上的笔迹特征对比，最终认定伪造周总理签名与民族饭店自称是“赵全一”系同一人。
四、根据对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信袋的纤维成分分析，专案组确定诈骗犯使用的信袋是1959年6月印刷的浅棕色牛皮纸信袋，一般用于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文件往来所用。
五、根据刑侦专家的细致检验，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信袋有擦拭和二次封口的痕迹，也就是这个信袋曾被使用过。
六、在检查诈骗犯所用的公文稿纸，专案组发现这是一张八开纸、中间印有折缝花纹、左右两边各印有15个横格的公文稿纸。这种稿纸在当时的政府部门机构之间虽然使用的很频繁，但是由于当时这种稿纸都是各单位自行加工定做的，所以在细节上还是有些区别，而专案组就根据这个各部门使用的公文稿纸的细微上的差别，最终确定这张稿纸出自于国家外贸部。
图 |公文稿纸
诈骗案罪犯可能是一人所为，这个诈骗犯有文化，有机会接触到政府部门专用的信袋，很有可能是国家外贸部的工作人员，这就是专案组根据诈骗犯所留下的物证搜集到的所有线索。
国家外贸部，锁定犯罪嫌疑人
4月2日上午，公安部将专案组得到的线索通报国家外贸部，请求其协助破案。国家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得知此事，迅速进行内部调查，并同意公安部进驻调查。尔后，公安部派经保局直属机关保卫处处长杜定华、副处长徐志义和刘文，及8位文检技术人员进驻外贸部调查。
下午，公安部调查小组进驻外贸部后，随即在外贸部副部长的协助下，从外贸部工作人员的档案开始调查。此时，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在召集外贸部有关领导开会时，明确表示：“从我查起，从我开始外贸部所有工作人员的档案皆可调查。”
随后，外贸部工作人员档案都被调过来后，公安部调查小组便开始逐人调查和查对笔迹。
许久过后，调查小组的调查终于有了一丝眉目。
在调查到一个叫王倬的外贸部出口局科员的档案时，调查小组发现这个人的档案中出现过“赵全一”这个名字。王倬的档案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1950年，抗美援朝爆发后，王倬与同事王国昌为了逃避赴朝参战，便伪造路条和自己的名字，其中王国昌就化名为“赵全一”。
图 |王倬
诈骗犯用的名字是“赵全一”，那么巧王倬的档案中也出现过“赵全一”，这样的巧合很难不引起公安部调查小组的怀疑。
结果显而易见，调查小组得知此事后，便将调查方向集中在这个叫王倬的身上。
在调查人员细致且全面的调查下，王倬的嫌疑越来越大。
首先，王倬的身体特征与诈骗犯相差无几。其次，在调查王倬的笔迹时，文检人员经过仔细的对比，发现与伪造的周总理批文上的笔迹完全相同。
再是，王倬的同事董林向调查小组反映了三个问题：一诈骗案发生当天，王倬以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为由，请假没上班；二前几天，办公室的几个同事在谈论这起诈骗案时，董林和同事开玩笑，说王倬与诈骗案长得很像。本来是一句玩笑话，可谁曾想王倬却表现得很反常，瞬间就勃然大怒地说道：“你诬陷好人”；
三前几天单位为了配合调查，曾叫每个人都随便写几个字，可是当叫王倬写字的时候，一开始总是遮遮掩掩的，后来实在没办法，本来字写得很好的他，就像是故意的，写下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好像就怕别人发现他的字一样。
以上种种看似巧合的情况，最终让专案组基本确定了王倬就是那个诈骗犯。
图 |新中国公安
犯人落网，真相始露
4月4日凌晨2时，王倬在睡梦中被北京市公安局抓捕归案。经过侦察人员仔细的搜查，最终在王倬家西屋南侧的蜂窝煤的地底下找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被骗的现金191409万元。
这里，大家肯定会有这么一个疑问：不是20万元吗？怎么只搜查到191409万元，还有8591元到哪里去了呢？少部分被王倬的母亲张可民藏了起来，大部分都被王倬用火烧掉了。
王倬一骗到钱，回到家便给了母亲2大捆钱，大约有千把块，并告诉母亲这钱随便用，可以给自己添置几件衣物，家里也可以添几件家电。
据事后同样被捕的王母张可民交代，她在接到这笔半辈子都未见过的巨款时，就已经知道儿子犯事了。当时，她虽然不知道这笔钱是儿子骗来的，抢来的，还是偷来的，但是她知道一旦自己的儿子被抓，就算不死也得把牢底坐穿，所以她很是害怕，一下就瘫软在地。
只是，儿子都已经做了，木已成舟，再去追究也无济于事，王母只能是想尽办法帮儿子掩盖。王倬给的钱，她是一分钱都没敢花，直到4月11日因窝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钱被搜出来。
除此，剩下的部分都被王倬烧掉了。据王倬被捕后交代，当时眼见风声越来越紧，钱已无花出去的可能，为了防止自己有一天暴露罪行，他索性就狠下心来，决定将这些钱全部烧掉，永绝后患。
由于当时全北京的人民群众都关注此案，王倬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将这些钱烧掉，只敢在晚上悄悄“毁尸灭迹”。然而，由于金额太过巨大，加之王倬用来烧钱的蜂窝炉子实在太小，他连续烧了2个晚上，也只烧掉了几千块钱。
此时，王倬也害怕连续几天晚上的异常烧东西的行为，会让邻居起疑，加之烧钱的速度实在太慢，王倬便决定不再烧，而是将剩余的钱埋到了自家西屋，并用蜂窝煤做掩饰。
王倬被捕后，在王倬的交代下，人们也终于了解了这起震惊全国的“假冒周总理批示诈骗案”的来龙去脉。
据王倬交代，他之所以铤而走险去做这件能让他丢命的事情，就是不愿再过着清贫的日子，他想要发财，发大财，所以他选择去诈骗银行。而之所以选择伪造周总理的批文去诈骗，是因为他曾经见到处长拿着一张某个领导写的几个字，仅仅只是几个字就办成了一件事。
批文上的“周恩来”三字，是王倬花了一个多月的苦练，看着周总理的签名模仿出来的。批文上的公章，是王倬自己刻的，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制作公章的材料是他跑了好几个地方买来的，刻刀、毛笔是在北京后门百货商店买来的；蜡纸、印泥、刻笔是在王府井商场买来的；钢板是从街道借来的。
图 |蜂窝炉子
至于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大信袋，是他从自己工作单位外贸部偷来的。由于这个信袋曾经被使用过，为了让它看起来像是新的，王倬用橡皮、小刀片细心地将信袋上写的字刮掉，可是费了不少的时间。
一切准备就绪后，3月18日下午，王倬便拿着伪造的周总理的批文，以“赵全一”的名义，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骗走了20万元现金。
拿到钱后，王倬不敢走在大马路上，只敢骑着自行车行走于小巷之中。他先是走到西单北大街，到西四便往东拐，经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门口，便直奔自己在后海李广桥南街的家。从民族饭店，到回家，王倬足足用了近2个小时。
自此，这件震惊全国的诈骗案真相大白。
在王倬被捕的第8天，也就是4月11日，他的母亲张可民也因窝赃罪被依法逮捕。周总理念其只是护子心切，儿子给的钱一分也没花，并没有主观上的恶意，所以张可民并没有被重判，只是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
1960年7月28日，经过人民法院的审理，王倬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