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1936年3月18日），南非共和国政治家，该国迄今为止的最后一任白人总统，也是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推手。
德克勒克出生于约翰内斯堡近郊一个保守色彩极浓的权贵世家。1958年于南非波切夫斯特鲁姆大学法律系取得学士学位后，担任律师；1972年代表南非国民党参选国会议员并且当选，1978年刚过42岁的德克勒克出任邮政部长，1982年出任内务部长，1984年出任教育部长与白人阁僚评议会议长；1989年2月德克勒克接替中风的彼得·威廉·波塔，担任南非国民党主席，并在波塔病愈之后成功的阻止了他的复出，并于9月14在南非三院议会上正式当选总统。德克勒克之所以能在政治上成功，与他在德兰士瓦建立的权力基础有关，从1982年开始他就是该省的党主席。
德克勒克上任之时正值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的德克勒克显示了过人的政治胆识和勇气，决意开创一个新南非。上任伊始，德克勒克便宣布允许在全国各地举行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和平集会。为了指定新宪法，他和国内四大种族集团（白人、黑人、有色人种、印度人）领袖举行会谈，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在南非议会开幕讲话中宣布解除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共产党等33个反种族主义统治政党和组织的禁令。同月，不顾议会内右翼集团的反对，他宣布释放入狱达27年的曼德拉及其他政治犯。1991年，德克勒克又宣布废除《土地法》、《集团住区法》等名目繁多的种族隔离法律，南非种族主义统治的法律支柱随之崩塌。 1992年，进行全国投票，69%的白人赞成他的改革政策。同年就提出给占多数的黑人公民权并各种族参加全国选举的一部新宪法与曼德拉和及其他黑人领袖达成进行严肃的谈判。同时他的政府继续系统的拆除种族隔离的立法基础。在德克勒克领导下，执政的国民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93年夏就由向多数派管辖达成过渡协定。
南非在从种族主义制度向新社会艰难迈进中能够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从而基本实现和平过渡，德克勒克与曼德拉功不可没。199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一同授予了曼德拉与德克勒克。
1994年4月南非举行大选，非国大获胜，德克勒克出任民族团结政府第二副总统。在承认大选失败之时，德克勒克曾信誓旦旦地说，他将不会放弃自己新的历史使命，1999年他仍将竞选南非总统。 1996年5月9日宣布南非国民党退出与非洲人国民大会组成的联合政府，并且于6月辞去第二副总统；宣布该党将作为主要反对党发挥作用。但是，德克勒克终于不得不面对冷酷的现实。 1997年9月德克勒克辞去国民党主席一职并退出政坛。
德克勒克是南非国民党33年来第一位自动卸任的领袖。德克勒克坚持说，他就任国民党领导人已8年有半，“一个公认的优化管理原则是：一名管理者上任8年后便难以再有卓绩。”
南非的坎坷和解路
我在公众生活最后几年中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日益具有争议性的角色。
我原本对建立一个适当的机制来处理过去的冲突报以支持的态度。我相信——而且至今仍然相信——南非人民应该同我们动荡不安的历史达成和解。我从不认为可以在如何看待过去这一点上实现一致——因为我们的根本分歧实在太大。但我认为我们必须，而且也可以找到一个立足点，在此之上结束那些针对过去而产生的破坏团结、滋生事端的争论和互相指责。我们必须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它能防止无休无止的猎巫式迫害，能让我们对彼此的动机加深了解，还能对我们的过去盖棺定论。我们需要谅解和相互宽恕，从而鉴往开来。我们的基本态度是，以和解为目的建立事实，而不是将其作为进一步指责、妖魔化和迫害的依据。
然而，我们却被于1994年7月底提上日程的，非国大有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提议震惊了。非国大司法部部长希望赋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严刑酷律，连随心所欲地搜查和获取私人文件也包括在内。那些被委员会传唤的人将被逼供。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类似的委员会不同的是，听证都会公开进行，而且向媒体开放。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会作为法庭发挥作用——因此那些被传唤的人将无法求助于正常的法律程序。除此之外，非国大还在赦免审查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审核对于那些反前政府的人而言十分容易通过，而对那些安全部队成员则要苛刻得多。
国民党绝不可能接受非国大有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原提案。我立即任命一组拥有法律背景的国民党议员，在丹尼尔·舒特的领导下，就我们对该草案的异议同非国大进行幕后交涉。克里斯·菲斯默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突出作用。在随后进行的艰难谈判中，我们对该法案中我方反对的所有内容都提出了替代方案。经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及内阁中的激烈辩论——有时我会与司法部部长杜拉·奥马尔（Dullah Omar）以及曼德拉总统本人在其中正面交锋——之后，我们总算令草案变得能够为我方接受。我们通过对我方反对的规定进行修改或删减，使所有严重的缺陷都得到了纠正。除了一些总体上的改进外，最终的产物明显更侧重于和解；其包含的赦免审查对各方申请人都一视同仁；它还加强了证人的权利，并规定委员会必须对听证可能涉及的人员提前告知。
显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功运作还取决于另一项主要因素，那就是不偏不倚的人员构成。《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法》（The TRC Act）规定了一个特别小组，该小组将制订一份由25名候选人组成的名单，供总统与内阁商议后从中选出17名委员。总统还必须征询我的意见。我在看到名单的时候深表担忧。曼德拉总统希望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担任委员会主席，我也对他推崇备至。这位矮小的高级教士风趣诙谐，灰白的头发所剩无几，他在多个场合已经证明了自己正直的人格和独立的立场。然而，他却远远达不到法案所要求的立场中立和政治色彩较弱的条件。涉及过去的冲突问题时，图图大主教毫不掩饰其鲜明的立场——毕竟，他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都献给了反对前政府的事业。尽管如此，我认为还是可以接受他担任委员会主席。
然而，对于副主席人选亚历克斯·博莱尼博士（Dr.Alex Boraine），我却深深地持有保留意见。博莱尼博士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士，面色红润，灰色的头发带点儿微黄。他曾是一名卫理公会派牧师，多年来都是进步联邦党及其前身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他数年前离开议会，加入了民主南非研究所（Institute for a Democratic South Africa）——一371个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组织，旨在促进南非的民主转变。后来，他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转型期的正义”（Justice in Transition），专门针对南非应该以何种方式处理自身的过去献计献策。他研究了其他分化社会的和解经验，从而形成了自己对于该问题的鲜明观念。他甚至开始草拟自己的数据库，专门收录那些曾在南非公然侵犯人权的人。博莱尼的著作清晰地表明，他以非黑即白的观点看待南非纷繁复杂的人类史话。在其温文尔雅、看似和蔼的表象之下，实际上跳动着一颗狂信者和宗教审判官的心。
详细审阅曼德拉总统的名单时，我还发现了另一个令我震惊的事实，那就是名单中竟然没有一名南非国民党党员。名单里有克里斯·德雅格（Chris de Jager）——他曾是阿非利卡人人民联盟的成员（后来他退出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还有维南·马兰——他几年前退出了南非国民党，以协助成立民主党。智利真相委员会（Chilean Truth Commission）之所以比较成功，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其中来自新旧秩序的成员数量相等。因此，该委员会的报告反映了一个为智利的政治光谱中大部分阶层广泛接受的共同真相，其发现能够对民族和解做出切实的贡献。曼德拉总统的委员会显然绝不可能在南非取得与智利真相委员会一样的成果。
我同丹尼尔·舒特以及一些国民党内的关键人物一起分析了这份名单，并制订了替代人选提案。我认识到，任何将该名单全盘否定的尝试都将导致我们的建议遭到否决。尽管对提名的许多人选深表疑虑，我还是决定只对极其有限的一部分人选做出修改，替换成我认为至少能够保障委员会内实现较小程度平衡的人选。当我拿着我的名单与曼德拉总统商议时，却发现他根本无意商讨。他在讨论之初便说，名单中也有他并不喜欢的人，假如我执意要去掉某些人的名字，他也会坚持要求去掉另一些人。言下之意就是，他将确保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更加失衡。他早已铁了心如此。我对他说我已了解到他的态度，并且建议我们停止讨论，以便让我征询自己顾问们的看法。
经过一番紧张的商议，我告诉曼德拉总统，国民党和我都无法接受现有的名单。假如他执意维持现状，那么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就仅仅是他个人的委员会，不会得到国民党的支持。我还保留了我本人和国民党对委员会人员构成及其中成员进行批评的权利。
虽然我对该委员会越来越不信任，但依然决定全力配合它的工作。当委员会后来向我了解有关卡恩委员会——那是我在总统任内指派的，旨在调查政府秘密项目的机构之一——相关活动的信息时，我不惜牺牲国民党的利益，命人专门准备了一份报告，其中包含了他们所要求的全部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