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制陶粘土原料EDXRF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X荧光能量色散分析法（EDXRF），对以陶寺文化为主的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102件陶片样品陶胎粘土部分的成分进行检测，主要从SiO2、Al2O3、Fe2O3、CaO、K2O、Na2O、MgO、TiO2等8个常量元素和2个微量元素Rb、Sr方面对检测数据进行了相关讨论。在依次对陶寺遗址、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以及垣曲盆地和晋中盆地陶片样品分析的基础上，可以明确陶寺遗址及晋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以来的制陶粘土原料有三类，分别为普通易熔类粘土、高钙类粘土和高铝类粘土。三类粘土原料数量的变化与文化分期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陶寺和周家庄遗址的白陶以山东龙山文化典型器陶鬶为主，推测用高铝类粘土原料制作的陶器较特殊。同一器类不同时段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器类均以普通易熔类粘土为主，可见粘土原料并不存在专门化的分工。

在制陶工艺流程中，原料的获取和制备是第一道工序。新石器时代的制陶原料分为塑147性原料—粘土和瘠性原料—羼和料两类。泥质陶以粘土为主，而夹砂陶则是两类原料混合而成。在没有发现制陶原料遗存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对出土的实物遗存—陶片的分析来探讨制陶原料的特征。

对于制陶粘土原料的分析通常采用化学组成检测分析法。陶胎的化学组成主要取决于粘土原料的化学组成，换句话说，陶胎的化学组成反映了制陶所用的粘土属于哪一个类型。古陶瓷的化学组成一般分为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常量元素是指含量高于或接近1%的元素，它们决定陶瓷的物理性质和外观，也反映陶瓷的原料种类和工艺。

一 实验样品

本文选取102件陶片样品进行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样品绝大多数为泥质陶，年代从仰韶文化晚期直至龙山文化时期，出自四个地理单元中的33个遗址。所选样品均以各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器类为主，应当代表了不同时期制陶粘土原料的特征。例如庙底沟二期，临汾盆地的样品有扁壶、小口平底壶、夹砂罐等，陶寺文化时期有折肩壶、扁壶、盆、豆、罐、釜灶、肥足鬲、敛口斝等常见器类；垣曲盆地龙山时期样品为双腹盆、方格纹鼓腹罐等本地特有的器类。此外，陶寺文化还选取鬶、方格纹鼓腹罐两类显然是受外来文化影响出现的特殊器类，同时也做了岩相薄片分析，目的在于探讨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

临汾盆地样品65个，采自21处遗址。其中，以陶寺遗址为主，早、中、晚三期的样品共38个（表一）。运城盆地24个样品，采自5处遗址，其中周家庄遗址的样品数为19个。垣曲盆地采集样品8个，来自3个遗址。晋中北地区5个样品，选自4个遗址（表二）。

在此需说明的是，除了陶寺遗址和周家庄遗址之外，其它遗址的样品量均较少。一方面是因为此次分析的目的是以陶寺文化为核心，需要较多样本数据。周家庄遗址规模大，文化性质还有待进一步确定的地方，所以多采集一些，也可支持一下这个方面的研究。另一方面，已有的关于新石器时代陶器化学组成的分析都显示，同一遗址不同时期，或者同一小区域内不同遗址的陶器化学组成基本不存在差异，所以，除了需要重点分析的遗址外，其他遗址不需要很多样品量。

二 实验仪器与分析方法

样品XRF测试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科技考古实验室完成。所使用的仪器设备是日本Horiba公司生产的XGT-7000型X荧光显微镜。

仪器测试条件如下：X入射线光斑直径1.2mm；X光管管电压30kV；X光管管电流0.029mA；数据采集时间120s。解谱方法为单标样基本参数法。

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EDXRF），是一种快速、无损、多元素同时测定的现代测试分析技术。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样品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时不用制样。该方法主要侧重对常量元素的测定，也可测出微量元素Rb的含量。此次样品所测部位是陶胎的新断面，夹砂类陶片会尽量避开砂粒，所以，检测结果主要反映的是陶器中粘土的化学组成及其含量。

三 数据分析与讨论

通过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分析法，检测出来的元素包括8个常量元素和7个微量元素。常量元素分别为SiO2、Al2O3、Fe2O3、CaO、K2O、Na2O、MgO、TiO2，单位为wt%，合计为100%。微量元素有Rb、Sr、Zr、Cu、Zn、V、Mn，单位为µg/g。考虑到该方法对轻元素检测的局限性，本文对8个常量元素的检测结果进行讨论。对于所测数据，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软件Spss18.0进行分析。

对于古代制陶原料中粘土的类型，李文杰先生根据陶胎中常量元素的组成，将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制陶所用的粘土分为四个类型。笔者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四类粘土的SiO2、Al2O，以及包括FeO、Fe2O3、CaO、MgO、K2O、Na2O、TiO2等氧化物的助熔剂含量的平均值及范围（表三）。

此外，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所以对黄土的化学组成研究也必不可少。笔者在刘东生、文149启忠等前辈对中国黄土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不同区域、不同时代黄土的常量元素平均含量及变化范围（表四），从中可以看出，马兰黄土和离石-午城黄土的化学成分含量差异不大，其中，黄土中CaO的平均含量在7%以上。

（一）陶寺遗址制陶粘土原料分析

陶寺遗址所测陶片样品分为早、中、晚三期共38件。

1. 首先对38件样品的8个常量元素进行基本的描述统计分析，观察各元素含量的分布范围和离散程度

从常量元素含量的频数统计分析直方图（图一）中可以看出，Si、Al、Ca这3个元素含量的标准差在2以上，显示出数据之间的离散程度较大；而其余5个元素的标准差均小于1或略接近于1，表明这些元素的含量分布相对集中。由此，可以得出初步的认识：陶寺遗址早、中、晚三期所用的粘土原料，在常量元素组成方面，SiO2、Al2O3、CaO这三个元素的含量范围较大，体现出一些差异。

结合上文已总结出的李文杰先生提出的四类粘土原料的化学组成，可以看出，陶寺遗址陶胎SiO2含量范围为58%-70%，在普通易熔粘土和高铝质耐火粘土的范围之内。而Al2O3的含量范围14%-28%，则可以分为两类，普通易熔粘土的Al2O3在20%以下，而高铝质耐火粘土的Al2O3则在20%以上。结合对实际数据的观察，发现陶寺遗址共有6个高铝类样品，分别为样品35、47-49、131、132，均属于陶寺文化晚期，陶胎均为灰白色，与普通的灰胎不同；器类有鬶、侈口方格纹夹砂罐、方格纹小鬲等，前二者分别是山东龙山文化和垣曲盆地王湾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类。所以，根据SiO2和Al2O3的含量分布，可以将陶寺遗址的粘土原料分为两类，即普通易熔粘土和高铝质耐火粘土，而这两类原料中SiO2的含量相近，所以它的差异可以暂时忽略。

陶寺遗址CaO含量范围为0.63%-9.96%之间，而黄土中CaO的平均含量在7%以上，结合直方图和实际数值，可以看出样品3和24的钙含量较高，但从SiO2和Al2O3的含量来看，这两件高钙类样品仍属于普通易熔粘土。为体现样品的特殊性，先暂时将此类样品的粘土原料称为高钙类。

2. 三类粘土常量元素含量平均值一致性检验（ANOVA）

通过上述分析得出，陶寺遗址的粘土原料以普通易熔类为主，从早期一直延续使用至晚期。其次，是在晚期发现有少量的高铝质耐火粘土，从胎色和器类方面，显示出这类原料较为特殊。两个高钙类样品分别为早期和晚期，此类粘土较为罕见。

为了进一步明确这三类粘土化学组成的异同，需要对其均值一致性进行检验。因为是对三个独立样本进行均值一致性检验，所以采用一元方差分析。结果用F和显著性p值表示。一般情况下，F值越大，反映样本平均值之间的差别也越大。

在进行小样本两总体均值一致性的t检验和一元方差分析之前，需满足两个前提条件，即有关样本服从正态分布和总体间的方差无显著差别。SPSS中有关方差齐性的检验方法很多，一般情况下，本文选择LSD和Scheffe两种。LSD（最小显著差法），用T检验完成各组均值间的配对比较，对多重比较误差率不做任何矫正，检验敏感性高，存在放大Ⅰ类错误的危险。Scheffe检验，适用于每一组有不相等的样本数，是各种方法中最严格、检验力最低的一种，常用于探索性研究。

（1）不同时期普通易熔类粘土的均值一致性检验

在所分析的38件样品中，普通易熔类粘土占30个，其中早、中、晚三期分别为9、10、11个。为探究不同时期同一种粘土原料的化学组成是否存在差异，采用一元方差分析对这三期30件样品进行均值检验。

151LSD和Scheffe的方差齐性检验结果，各常量元素的显著性p值均大于0.05，表明样本所来自的总体满足方差齐性的假设。

从表五中的方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除MgO之外，其余7个常量元素的显著性水平均大于0.05，表明陶寺遗址早、中、晚三期的普通易熔类粘土化学组成是相同的，没有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产生变化。

（2）三类粘土原料的常量元素含量及其均值一致性检验

首先，通过描述统计计算出这三类粘土原料常量元素含量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以及数值的分布范围。

其次，LSD和Scheffe的检验结果，各常量元素的显著性p值均大于0.05，满足方差齐性的假设。

从表六中可以看出三类粘土方差分析的结果，除Na2O之外，其它7个常量元素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表明这三类粘土的化学组成存在显著差异。

从事后检验的多重比较表中可以看出，这三类粘土在各个常量元素方面每两类之间的相互差异。通过对两两对比的显著性水平p值的观察，即p小于0.05所提示的组别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普通易熔粘土和高铝质耐火粘土的差异体现在Al2O3、Fe2O3、K2O、Na2O、MgO、TiO2；高铝质耐火粘土和高钙类粘土的差异体现在Al2O3、Fe2O3、CaO、MgO、TiO2；普通易熔粘土和高钙类粘土的差异体现在SiO2和CaO。

通过图二所展示的5个常量元素含量的散点图，并结合表中各类粘土原料常量元素的分布范围，可以看出，高铝质耐火粘土，除Al2O3的明显差异之外，相对于其它两类粘土，Fe2O3的含量明显降低，这也是胎色呈灰白的主要原因。其次，CaO和MgO的含量也相对低于其它两类。高钙类粘土，相对于与普通易熔粘土，除CaO含量高，SiO2含量略低之外，其余常量元素含量基本相同。

（二）临汾盆地新石器末期制陶粘土原料分析

除陶寺遗址38件样品之外，还对临汾盆地已发掘并发表考古简报的7个遗址和汾河以东区域调查资料中的13个遗址进行了陶片取样，总计65件陶片样品。按相对年代划分，包含有仰韶晚期4件、庙底沟二期7件、陶寺文化早期15件、陶寺文化中期11件、陶寺文化晚期21件，以及不能判定准确期别但明确属于陶寺文化的7件样品。

1. 临汾盆地其它遗址制陶粘土的类别分析

根据前面陶寺遗址所划分的三类粘土原料的常量元素组成，可以初步将临汾盆地其余的20个遗址27件陶片样品分别归属于普通易熔类粘土和高钙类粘土，前者样品数为17个，后者为10个。

从图三陶寺遗址与临汾盆地其它遗址两类粘土的8个常量元素含量的均值对比条形图中可以看出，陶寺遗址与临汾盆地其它17个新石器末期遗址的普通易熔类粘土和高钙类粘153土原料是相同的，在常量元素组成方面没有差异。

2. 临汾盆地新石器末期三类粘土的差异

通过上述对以陶寺遗址为核心的临汾盆地新石器末期的21个遗址65件陶片样品的常量元素组成分析，可以得出临汾盆地新石器末期的制陶粘土原料分为三类，以普通易熔类粘土为主，其次有少量的高钙类粘土，而高铝类粘土在目前已取样的遗址中仅发现于陶寺遗址。

表七列出了临汾盆地三类粘土原料的8个常量元素含量的特征值，同时通过一元方差分析对这三类粘土原料进行了均值一致性检验。检验过程中除CaO之外，其余7个常量元素均满足方差一致性的要求。检验结果显示出K2O和Na2O的显著性水平大于0.05，表明这两个常量元素在三类粘土中不存在差异。考虑到TiO2的含量较低，均不足1%，同时各组内的标准差均极小，所以，基本可以忽略它在三类粘土中的差异。因此，临汾盆地三类粘土原料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SiO2、Al2O3、Fe2O3、CaO、MgO这五个常量元素方面。

通过“事后检验的多重比较表”中Scheffe检验和LSD检验，比较两两粘土类型之间各常量元素的显著性，如果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即表明该元素在两组之间存在差异，由此可以探讨导致三类粘土之间产生差异的具体元素。

表八列出了普通易熔类粘土分别与高铝类粘土、高钙类粘土在事后检验多重比较表中显著性水平小于0.05的常量元素，用对勾表示。可以看出，普通易熔类粘土与高铝类粘土之间差异的具体原因在于Al2O3、Fe2O3、MgO的含量不同，而与高钙类粘土的差异主要在于SiO2和CaO，虽然多重比较表中显示Al2O3和MgO也有差异，但从二者的均值及数值分布范围来看并没有显著差异。

从三类粘土5个常量元素含量均值的折线图四中可以看出，普通易熔类粘土SiO2的含量最高，其次为高铝类，高钙类的最低。高铝类粘土Al2O3的均值高于20%，其它两类粘土含量相近，均低于20%。高钙类粘土的CaO含量明显高于其它两类粘土。高铝类粘土中Fe2O3和MgO的含量均略低于其它两类。

3. 临汾盆地三类粘土差异原因的探析

首先，从地理分布来看，高铝类粘土比较独特，目前仅发现于陶寺遗址，而普通易熔类粘土和高钙类粘土在整个临汾盆地均有分布。

从SiO2和CaO的散点图（图五）中可以看出，高钙类粘土的CaO含量在7%以上，SiO2含量在60%以内。高钙类粘土分布在临汾尧都区孝养、襄汾陶寺、杨威、伯玉、曲沃靳庄、东常、侯马东呈王、河津固镇等遗址。普通易熔类粘土在洪洞、襄汾、临汾尧都区、曲沃、翼城、侯马、河津等县市均有分布。二者在地理区域上基本重合。

其次，从器类方面来看，使用普通易熔类粘土的器类有折肩壶、浅盘豆、扁壶、盆、罐、鬲、陶板、器座等，高钙类粘土的器类有折肩壶、扁壶、盆、罐、尖底瓶等，二者均以日用器类为主，差异不大。陶寺遗址使用高铝类粘土的器类有鬶、侈口方格纹夹砂罐、方格纹小鬲等，前二者分别是山东龙山文化和垣曲盆地王湾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类，不是临汾盆地新石器末期典型的日常用器，具有较明显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

由此可见，在器类方面，高铝类粘土和其它两类粘土存在差异，前者以具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特殊器类为主，而其它两类均以日常用器为主。此处显示出高铝类粘土的特殊性，有助于进一步探讨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

第三，从相对年代方面来看，可明确文化分期的样品有58件。从粘土种类和文化分期的交叉列表（表九）中可以看出，临汾盆地不同时期三类粘土的样品数量及其百分比。

为探讨粘土种类与文化分期是否存在关联，利用SPSS18.0对交叉表进行描述统计分析155。

利用卡方检验，皮尔逊卡方检验和精确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临界值0.05，表明粘土种类和文化分期这两个变量之间是有关联的。

相关系数中名称变量间的3类相关系数φ、Cramer’sV、ContingencyCoefficient分别为0.673、0.476、0.558，显著性水平0.001均小于临界值0.05，表明粘土种类与文化分期之间是存在关联的，相关程度中等。

从交叉表和不同时期三类粘土数量的统计（图六）可以看出，高钙类粘土在较早阶段的庙底沟二期发现较多，进入陶寺文化时期则相对较少，推断临汾盆地新石器末期陶工对高钙类粘土的选择存在随着时间的演进而逐步减少的可能性。高铝类粘土主要出现于陶寺文化晚期。普通易熔类粘土从早到晚均有分布。

综合上述分析，临汾盆地新石器末期三类粘土原料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文化分期和地理分布方面。高钙类粘土的使用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步减少，而高铝类粘土主要出现于陶寺文化晚期。普通易熔类粘土和高钙类粘土在多处遗址可见，而且样品数量也相对较多，基本可以确定这两类粘土在临汾盆地广泛分布。而高铝类粘土只见于都邑性聚落的陶寺遗址，在器类和数量方面均有别于其它两类，明显具有特殊性。

对于高钙类粘土的常量元素组成与中国黄土相比较，SiO2的含量均值相近，均在55%左右，但CaO含量超过黄土1.89-12.92%的范畴，含量在7-13%的高钙类陶片有可能直接选用了当地的某类黄土作为粘土原料使用，而大于13%的高钙类粘土可能添加了某些矿物原料以提高CaO含量，也可能是采用了包含较多钙质结核的黄土。虽然高钙类粘土可能以黄土为原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原料制备过程中对黄土原料进行了某些特定的处理，以提高其Al2O3含量，并降低Fe2O3的含量。

（三）运城盆地新石器末期制陶粘土原料分析

运城盆地的24件陶片样品选自5个遗址，龙山时期有22件，仰韶晚期和庙底沟二期样品各1件，均采自周家庄遗址。

1.运城盆地制陶粘土的种类判断

对运城盆地24件陶片样品的5个主要常量元素含量制作出3个散点图（图七），从中可以看出，样品64、65、91离散较远，整体可以分为三类。样品64和65为高铝类粘土，Fe2O3和MgO含量相对较低。样品91为高钙类粘土，SiO2含量低。其他21件样品为普通易熔类粘土，此类粘土包含有仰韶晚期、庙底沟二期和龙山时期三个阶段，前二者的2件样品均分布于龙山时期样品中间，表明运城盆地该类粘土不存在年代方面的差异。

由此可见，运城盆地新石器末期的制陶粘土仍以普通易熔类为主，此外还有少量的高铝类粘土和高钙类粘土。

2. 运城盆地与临汾盆地粘土种类的对比分析

为探讨三类粘土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横向比较，将运城盆地龙山时期的22件样品与临汾盆地陶寺文化时期的54件样品所反映的三类粘土之间的8个常量元素含量均值进行比较。从图八可以看出，普通易熔类粘土方面，临汾盆地陶寺文化时期42件样品与运城盆地龙山时期19件各常量元素含量的均值基本相同，二者没有差异。高铝类粘土，临汾盆地为陶寺遗址的6件，与运城盆地周家庄遗址的2件样品进行比较，各常量元素含量基本一致。高钙类粘土，临汾盆地有6件，运城盆地仅在夏县埝掌南遗址采集1件，二者之间也基本没有差异。

所以，龙山时期运城盆地的三类粘土与临汾盆地的常量元素组成基本相同，两个区域之间没有差异。

（四）山西境内四个地理单元易熔类粘土化学组成对比分析

1. 四个区域普通易熔类粘土常量元素含量异同分析

除了上述着重分析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之外，还在垣曲盆地和晋中地区采集了少量陶片样品，结合各常量元素的含量值，初步认为这两个区域的样品均为普通易熔类粘土。

图九直观地展示出这4个地理单元各自的普通易熔类的常量元素含量的均值，可以看出，4个区域的常量元素含量组成基本相近，只是CaO含量略有差异。

为进一步验证这4个区域的普通易熔类粘土是否存在差异，采用一元方差分析进行均值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只有CaO和MgO的显著性水平低于临界值0.05，表明这两个常量元素可能存在区域之间的差异。

表一〇列出了四个区域普通易熔类粘土各自的CaO和MgO的特征值，可以看出，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这两个元素的含量分布范围较大，这可能与采集的样品数量较多有关。如果与样品量无关，则显示出新石器末期运城盆地陶工所选用的普通易熔类粘土原料更接近临汾盆地，进一步体现出这两个盆地文化面貌的相近性。图一〇可以直观地看出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这两个元素的分布范围较大且相互交叉分布，而垣曲盆地和晋中地区这两个元素的含量均相对较低。

虽然这四个区域的普通易熔类粘土在CaO和MgO方面可能存在细微差异，但因其含量均较低，所以，并没有较大程度地影响到该类粘土的常量元素含量组成。可见，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地理区域差异，但新石器末期普通易熔类粘土的原料制备在这四个地理单元内是基本相同的。

（五）EDXRF检测陶片样品中的Rb/Sr值分析

在黄土的风化成壤过程中，相对于其他微量元素，Rb、Sr的地球化学特征更明显。Rb的活动性较差，一般呈现出相对富集的特征；而Sr的活动性较强，易于淋溶迁移（淋失）。目前在地质学方面，通过对中国黄土地层和湖泊沉积中微量元素Rb、Sr的含量及其Rb/Sr值的研究，明确黄土和古土壤中Rr、Sr的含量存在差异，进而导致Rb/Sr值的显著差异。通过Rb/Sr值可以反演古气候古环境的变化，诸多的实践表明，Rb/Sr值可用作区分黄土层与古土壤层的一种指标，也已成为区域气候环境演变研究中较为理想的替代指标。

在新石器时代，通常情况下，陶工对于日用陶器的生产原料要求不会太高，应该是就地取材。其中，制陶原料中的粘土，一般取自遗址附近的古土壤层或者河流类的沉积土。而此次的检测样品均为山西境内，处于黄土高原，可以借鉴地质学方面对中国黄土的相关研究成果。所以，通过对陶片中粘土部分Rr、Sr含量的测定及其Rr/Sr值的计算，可以增加对粘土原料的一些新认识。

1.陶寺遗址微量元素Rb/Sr值分析

从图一一可以看出，陶寺遗址制陶所用的粘土中Rb的含量集中在70~110µg/g之间，Sr的含量集中在75~175µg/g之间。表明陶寺遗址三类粘土之间（38件样品）在Rb、Sr含量方面没有明显差异，也显示出普通易熔类粘土（27件样品）中这两个元素在早、中、晚三期也没有因时代发展而发生明显变化。

通过一元方差分析对陶寺遗址三期的Rb/Sr值进行均值一致性检验，从表一一中可以看出，陶寺遗址早、中、晚三期的Rb/Sr值基本不存在差异。

Rb与Sr比值的频数直方图显示（图159一一），陶寺遗址Rb/Sr值集中在0.5~1之间，平均值为0.72，区别于洛川剖面中黄土Rb/Sr频率峰值0.55，而与古土壤中Rb/Sr频率峰值0.73相近，同时也与距今8000—5000年的内蒙古黄海旗湖泊沉积中Rb/Sr均值0.1相差较远。由此，可以明确判断出陶寺遗址所用的制陶粘土原料不是普通黄土。

2.周家庄遗址与陶寺遗址Rb/Sr值比较

这两个遗址分别为运城盆地和临汾盆地的大型核心聚落，对于陶寺遗址的文化分期目前的认识基本统一，即分为早、中、晚三期，但是周家庄遗址的相对年代目前还不是很明确。

折线图（图一二）中展示了陶寺遗址早、中、晚三期38件样品和周家庄遗址龙山时期17件样品的Rb/Sr均值，从中可以看出，周家庄遗址龙山时期的Rb/Sr值与陶寺文化晚期基本相同。

考虑到两个盆地的地理环境差异并不大，也即二者的古环境气候的变迁基本同步，在此基础上，可以认为所选取的陶片样品反映出周家庄遗址的相对年代相当于陶寺文化晚期。

四 小结

运用X荧光能量色散分析法对山西境内4个地理单元102件陶片样品陶胎粘土部分的成分进行检测，主要从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Rb、Sr方面对检测数据进行了相关讨论，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

1.常量元素组成可以反映陶瓷的原料种类和工艺。以上分析表明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的制陶粘土原料有三类，分别为普通易熔类粘土、高钙类粘土和高铝类粘土。

普通易熔类粘土是最主要的原料种类，临汾盆地、运城盆地、垣曲盆地以及晋中地区新石器末期该类粘土的常量元素含量组成基本相同，区域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高钙类粘土在北区的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均有发现，南区暂时还未发现。高铝类粘土仅发现于北区遗址规模和等级较高的陶寺遗址和周家庄遗址，器类方面以鬶为主，应是受到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显示出该类粘土原料的特殊性；南区基本不见高铝类粘土原料。

2. 对于三类粘土原料差异原因的探讨，以临汾盆地为例，通过相关性检验分析，显示出这三类粘土原料数量的变化与文化分期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高钙类粘土从仰韶文化晚期至陶寺文化晚期可能存在逐渐减少的趋势，而高铝类粘土则主要出现于陶寺文化晚期。

3. 运城盆地新石器末期也存在三类粘土原料，单从粘土原料种类来看，该区域的文化面貌更接近与临汾盆地，尤其是周家庄遗址的高铝类粘土原料以及Rb/Sr值，与陶寺文化晚期特征相同。

4. 晋南地区新石器末期的制陶粘土原料不存在专门化的分工。例如，临汾盆地庙底沟二期和陶寺文化时期的典型器—扁壶，始终都以普通易熔类粘土为原料。临汾盆地陶寺文化时期常见的生活用器，如折肩壶、浅盘豆、扁壶、盆、罐、肥足鬲、釜灶、敛口斝等不同器类均可以共用同一种粘土原料—普通易熔类粘土。

附记: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稷山郭家枣园遗址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7BKG005）的资助。

(作者：王小娟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何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戴向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5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