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是一年之中第一个月圆之日，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月亮是“太阴”，代表女性，理所当然，元宵的风俗活动往往与女性有关。在上海及江南地区，“走三桥”是元宵十分重要的活动。
《清嘉录·走三桥》中讲：
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病，必历三矫而止，谓之“走三桥”。
“走三桥”的目的是“以却疾病”，于是有的地方又称之为“走百病”。明朝陆伸《走三桥》诗：
细娘分付后庭鸡，不到天明莫浪啼。
走遍三桥灯已落，却嫌罗袜污春泥。
明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引苏州吴江人周用《走百病行》：
都城灯市春头盛，大家小家同节令。
姨姨老老领小姑，撺掇梳妆走百病。
俗言此夜鬼穴空，百病尽归尘土中。
不然今年且多病，臂枯眼暗偏头风。
踏穿街头双绣履，胜饮医方二钟水。
谁家老妇不出门，折足蹒跚曲房里。
今年走健如去年，更乞明年天有缘。
在宋代以前的著录中没有关于“走三桥”的记录，估计“走三桥”风俗起源于明代，以后蔚然成风。
▲ 上海县城图，图片来自1871年《同治上海县志》上海是江南水乡，河道密布，水渠纵横，上海县城墙周仅9华里，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而城里就有肇嘉浜(今复兴东路)、方浜(今方浜路)、侯家浜(今侯家路)、薛家浜、中心河等许多条河流，仅在肇嘉浜上就有曹家桥（今曹家街口）、庄家桥（今庄家街口）、虹桥（今望云路口）、阜民桥（今光启路口）、鱼行桥（今灵济街口）、蔓笠桥（今抚安街口）等十几座小桥，在方浜上也有西马桥（今西马街口）、东马桥（今松雪街以东原有东马街，已废）、广福桥（今广福弄口）、陈士安桥（今旧校场路口）、馆驿桥（今馆驿街口）、如意桥（今安仁街以西）、葛家桥（今协大祥号西侧）、长生桥（今四牌楼路口）、益庆桥（今宝带弄口）等十余座桥，平均不到200米的河段上就有一座桥，间隔近的仅百米就有一桥，所以，上海人要跨三座桥实在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 原肇家浜（今复兴东路）上有一座木质大桥因近江海南关而称“大关桥”或“关桥”，至今在白渡路附近还有关桥码头等俗称地名。
▲ 外滩洋泾桥，北面为公共租界，南面为法租界，右侧木杆是早期的外滩气象信号台（1884-1907），图片来自国家图书馆
▲ 图为第一代外白渡桥，建于1856年，原名威尔斯桥，从外滩英领事馆北望虹口，拍于1858年10月，图片来自Bath Royal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Institution
不过，上海城里人“过三桥”大多会选择走东门外的“学士桥”（又称“陆家石桥”，在东门外十六铺）、长生桥和如意桥，因为这三座轿的桥名寄寓——升官、长寿、发财，犹如中国吉祥三星中的“福禄寿”。
▲ 明信片《上海轿子》，背景为清末上海县城内的石桥
▲ 万云桥，即学士桥，在小东门外。桥南为上海县城，桥北为法租界，俗称陆家石桥。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陆深捐银四百、米千石建。图片来自1909年《图画日报》
▲ 陆家石桥的南面通咸瓜街，北面通洋行街。图为《海上花列传》“赵朴斋咸瓜街访舅”的插图，背景即陆家石桥
当然，其他地方妇女“走三桥”也会因地制宜，秦锡田《周浦塘棹歌》：
元宵例合走三桥，环洞新桥只二条。
词中的“环洞桥”即“度民桥”，“新桥”即“裕民桥”，均是横跨周浦塘的桥，现在早已找不到了。
▲ 题桥镇裕民桥，图片来自张乃清《上海乡绅秦荣光 秦锡田》
“走三桥”是元宵颇流行的风俗，这可能是江南多水，多河流，而桥则是克服水阻的最有效的构筑物。清末，上海“走三桥”之风俗仍盛行，《图画日报·上海新年之现象·走三桥)的配画诗讲：
正月半夜走三桥，笑把邻家妹妹邀。
携手姗姗过桥去，凌波微步不胜娇。
一桥才过一桥连，步步高升直到巅。
难得良宵风景好，一行一步一流连。
行行已到第三桥，桥下潺湲涨暮潮。
倩影欲临春水照，故凭桥槛俯纤腰。
归途笑指月光寒，此月应教阿姊看。
字里行间已很难感觉到“过三桥“有“以却疾病“的目的，更有点像节日的外出游行活动。
上海城市高度近代化的进程，必然会对产生和流行于农耕年代的风俗以强大的冲击，而到了清末民初，上海的许多河道被填平筑路，那些传统“走三桥”的桥也被拆除而消失，上海人的元宵“走三桥”风俗也随之慢慢地消失，“走三桥”曾是上海人元宵习俗，如今，它早已在人们的记亿中谈化、消失。不过，许多上海人仍保持一种与“走三桥”相似的习俗——即新生儿满月的那一天，孩子的长辈也许会抱着小孩去过三座桥，而如今，拥有小车的家庭越来越多，人们可以抱着小孩开汽车去过杨浦大桥、南浦大桥、卢浦大桥，这应该是昔日“过三桥”的遗风，但这一习俗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称谓。
▲ 黄浦江上四座大桥的美丽夜景，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徐浦大桥、卢浦大桥，总设计师林元培，图片来自档案春秋
“走三桥”，见薛理勇《上海掌故大辞典》620页
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1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