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代金银器，有多少你不知道的秘闻？

　　《唐律疏议》做出了明确规定：“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神农二年(706年)进一步强调：“诸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以下，不得用浑银。”这使得金银器不折不扣的成为了当时人们身份的标志。

　　

　　金银器作为外来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对唐文化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唐代金银器制作原料产地很多，主要有陕州、宣州、润州、饶州、衢州等，多集中在南方地区。唐代灰吹法已经得到应用：用上等的炉灰，先做成灰窠，将含银的铅砣置其中，加热使之熔化后，铅渗入灰中而银留在窠上。利用的是铅易氧化，银较难氧化的特点，将炼银时中间产物(银铅合金)中的铅氧化成“灰”，而将银分离出来。李白有诗“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便是当时冶炼银铜工作的写照。种种客观有利条件，让唐代银器制造业实力雄厚、原料充足。中国古代银器皿的兴盛始于唐代，而金银器皿代表了金属工艺的最 高水平。

　　

　　从唐初到玄宗时期金银器皿受西方的影响较大，但同时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外来因素逐渐减少和消失。如高足杯、带把杯、折棱碗、五曲以上的多曲器物和器身呈凸凹变化的器物很流行。纹饰有忍冬纹、葡萄纹、连珠纹、宝相花纹、禽兽纹和狩猎纹。

　　唐代北方出土的金银器绝大部分制造于皇 家作坊。文思院是为生产、制作金银器而专门设置的官家机构，法门寺金银器中除少数为来自江南浙西的贡品，其余为文思院出品。金银器錾文很多明确指出了出自文思院。例如，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熏炉的炉底錾刻有:“咸通十年文思院造八寸银金花香炉一具，并盘及朵带环子，全共重三百八十两，匠臣陈景夫、判官高品臣弘慤、使臣能顺。”

　　

　　唐代是中国前期艺术的高峰，又是中国古代艺术从前期转向后期的关键，这时的艺术也千姿百态。鹿以其善良、温和的品行成为祥和、权利、富有的象征，它美丽的外形、轻盈的体态，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金银器中鹿纹图案较多，应用非常广泛，造型亦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它们或卧，或立，或奔跑于山间绿野，或漫步于林间树下，皆秀美生动、典雅可爱。

　　9世纪唐朝敬宗皇帝两次向浙西索要金银器物，所需银竟达二万二千四百余两，金一百三十两，数目惊人;王播任淮南节度使期间，三次进献的金银器皿达5900多件。中晚唐南方金银器制作行业的崛起，得益于地理条件的优越。唐代产、贡金银的州府大都在南方地区，全国产金地南方占92%，产银地南方占94%。仅岭南道产金、银之地分别占全国的53%和69%。“安史之乱”后经济重 心逐渐南移，南方地区既有丰富的金、银资源，又有金银作坊和工匠，加之当时商品经济发达，金银制造业必然得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