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的经济生活
陈明远
2007年是张恨水先生逝世40周年,这位曾被老舍称为“国内唯一妇孺皆知的老作家”,有一个独特的人生信条:“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也确如信条一样,张恨水的创作数量在20世纪中国小说家中是惊人的。他当年的经济生活究竟怎样呢?
月薪8圆开始报人生涯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心远,祖籍安徽。6岁入蒙学读书。1912年秋父亲病逝,使全家陷入困境。此后6年间,张恨水四处漂泊,阅尽世态炎凉。
张恨水的文字事业,始于1918年在安徽芜湖一家小报《皖江报》当主笔,其时月薪8块银圆,但经济上已经可以自立了。24岁时(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他辞去《皖江报》的职务,依靠挣来的几十圆积蓄,只身来到北京,由于没有固定收入,很快成了穷光蛋。王夫三介绍他结交了上海《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应邀做秦的助手,起初每月能得到10圆劳务费。不久他认识了北京《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便又兼任《益世报》助理编辑,月薪30银圆,总收入有40银圆。第一次在北京领取的月薪,还了债,付了房钱饭费,张恨水只剩下一块银大洋,但他看到戏园贴着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联袂演出的海报,票价一圆,马上就把这一块钱买了戏票。
如此笔耕不已,过了两三年,张恨水每月收入增加到100~200银圆。经济生活较以前宽裕后,张恨水于1924年在北京租赁了第一处住房:未英胡同36号,前后五个大院子,最大的后院可以踢足球;中院是他的书房,三间小小的北屋,像一只大船,面对着一个长5丈、宽3丈的院落,院里并无其他庭树,只有一棵200岁高龄的老槐。未英胡同的月租金只有3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1200元左右)。
张恨水作过比较:与同时的上海房子比,这样的租金只能租法租界有卫生设备的一个楼面;与同时的南京房子比,也只能租城北两楼两底的弄堂式洋楼一小幢。
破纪录:《春明外史》连载5年
从1919年到1929年,张恨水一直帮助成舍我办报。
1924年,成舍我离开《益世报》,以200银圆作启动费,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创办《世界晚报》,4月1日创刊。他特约张恨水担任副刊《夜光》主笔,并撰写小说在晚报上分期刊登。张恨水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世界晚报》连载,获得市民读者群的欢迎。《世界晚报》随之扩大了销售量,风靡一时,但张恨水当时没有另得稿酬,仅领取编辑月薪200银圆。
不到一年后的1925年2月10日,成舍我又在北京石驸马大街甲90号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约请张恨水担任副刊《明珠》主笔,并连载长篇小说《新斩鬼传》。
《春明外史》全书86回,共90万字。《世界晚报》每天刊登500字,连载5年之久,直到1929年1月24日全部载完。由于文化市场看好,全文连载完毕后,《春明外史》很快出版了单行本,成为畅销书。张恨水一举成名。
大约1928年,张恨水认识了一位才女,她留过洋,会写小说、作诗,思想解放,也仰慕张恨水的才情。她希望张恨水与两个夫人离婚,然后跟她正式结婚。张恨水慎重考虑后,婉言谢绝,因为他要对两个夫人负责,不忍心撒手不管。(附注:长期以来社会上有一个传说,认为张恨水暗恋冰心,但实无其事。录此备考。)《春明外史》中才貌出众、带有旧式女子风范的李冬青,最符合传统“佳人”形象,但无奈,张恨水无法跟这样的佳人结合。
月收入达到胡适水平
此后,张恨水又先后写成了《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著名小说。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14日起,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明珠》上连载,历时又是5年多,到1932年5月22日刊登完毕。
1929年,严独鹤主持《新闻报》时,赴北平预约张恨水写稿,名著《啼笑因缘》应运而生,使得该报销量猛增。此时的张恨水已红遍全国。1930年2月他辞去了《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副刊主编职务,专心从事写作,成为畅销小说大家。
1930年秋,张恨水应邀前往上海,受到热情接待。当时上海的小报纷纷登出“张恨水十分钟内到手几万圆稿费,在北平买下一座王府”的传闻。这显然是耸人听闻的夸张,但也“事出有因”。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在《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中写明了事情真相:
父亲经赵苕狂先生介绍,认识了(上海)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沈知方先生。沈请父亲在丽查饭店吃饭,由赵苕狂作陪。席间他们都极力劝说父亲将《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小说吏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并言明,《春明外史》可以一次付清稿费,条件是要把北平的纸型销毁;《金粉世家》的稿费则分四次支付,每收到四分之一的稿子,就付一千圆。这两部小说各有百万字,照此算来,马上就会有大笔收入,而父亲此时又极需钱用,所以就同意了。赵苕狂先生又约父亲专门为世界书局写四部小说,每三个月交出一部,字数是每部在10万字以上20万字以下,每千字8圆,父亲同意了.这样连吃饭带谈话,不到两个小时,这就是外面传说的“十分钟成交数万银圆”神话的真相。(作者注:按照我的计算,当年的四千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20万元左右。)
当时张恨水立即得到《春明外史》稿酬(一次性买断)4000银圆;并且此后分四次陆续收到《金粉世家》稿酬4000银圆,以上合计8000银圆。然后,每三个月得到20万字小说稿酬1600银圆。也就是按照约定,每年至少可保证6400银圆的稿酬,平均月收入在500银圆以上,与当时胡适教授的经济收入达到同一水平(月收入相当于今人民币2万元左右)。
这还仅仅是上海世界书局给予张恨水的稿酬,未计其他的收入(如报刊编辑费等)。因此可以说,当时“张恨水稿酬几万银圆”的传闻虽然不够准确,但绝非无中生有。
1930年底,张恨水携款(稿酬所得)7000银圆从上海回到北平后,用其中4000银圆购置了前门大栅栏12号的一所大宅门四合院,这跟鲁迅周作人兄弟购置的北京西直门八道弯大宅门价格相似,规模相当。
张恨水长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鲁迅的母亲就是他的书迷。鲁迅在1934年5月16日致鲁老太太的信中写道:“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鲁迅全集》第12卷)
1931年的一次游园会上,张恨水认识了一位能歌善舞的16岁少女——春明女中的高中生周淑云。她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父亲早逝。她爱读张恨水的小说,聪明伶俐,爱唱京戏,张恨水也非常喜欢她。周淑云愿意做张恨水的外室,张恨水就另外租房,跟周淑云成婚,并从《诗经》的《周南·关雎》里面取出两个字,给周淑云改名周南。
张恨水这次在北平租赁的住房,是大方家
胡同12号,租金每月40银圆。可惜这处庭院,未及张恨水亲自添补栽种,日本帝国主义就已占领东北,威胁华北。张恨水明白:在北平的“安乐窝”无法长久居住下去。
重庆时期穷到抽不起烟
1935年秋季,成舍我在上海创办《立报》,约请张恨水南下,担任副刊编辑。三个月后张恨水离开上海,迁居南京。他又回到报社工作。这时张友鸾也辞去上海《立报》的职务,来到南京。他鼓励张恨水在南京办一张自己的报纸,所需费用也只有3000多圆。这笔钱张恨水还拿得出来,历年积累的稿费足够了。张恨水投资4000圆,在中山南路八条巷口租下两幢小洋楼,后来又扩充为3幢,先后购买了四部平版印刷机,又在上海立报社铸了几副铅字,报纸就开张了,定名为《南京人报》。1936年4月8日,《南京人报》创刊。由于张恨水的号召力,这张报纸第一天就销到15000份,打破了当时报业的纪录。南京沦陷前四天,《南京人报》被迫停刊。
安顿家属避难到安徽老家后,张恨水投入抗战工作。1938年7月,他来到重庆,承担了《新民报》的编辑事务。《新民报》有两个副刊,一个由张恨水主编,另一个由女作家谢冰莹主编。
张恨水到重庆半年之后,爱妻周南便带两个儿子赶来会合,一家人住在重庆南温泉的3间茅屋里,和挚友老舍做了邻居。南温泉景色秀美,但他们的生活却非常清苦。茅屋是“国难房”,屋顶茅草铺盖,四壁是竹篱笆墙,糊上泥巴刷上白石灰,雨季一来,到处滴漏,只好把盆盆罐罐都用来承接雨水,大有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描绘的窘况。张恨水为茅屋题名“待漏斋”。
1940年张恨水写了四阙《浣溪沙》词,其中之一:
入蜀三年未作衣,近来天暖也愁眉,破衫已不像东西。
袜子跟通嘲鸭蛋,布鞋帮断像鸡皮,派成名士我何疑?
张恨水原来喜饮龙井、碧螺春、六安瓜片等绿茶,曾说“饭食可以将就,喝茶不可将就”,到1940年代初,他一个月的笔耕不够买几斤龙井茶,于是只好改喝四川产的沱茶;原来习惯抽烟,到了重庆抽的是廉价劣质“神童牌”香烟,这种烟又辣又臭,他称之为“狗屁”,后来连“狗屁”也买不起了,干脆戒烟。
张恨水一家6口,还有故乡的老母、亲戚,十多口人等着他汇钱供养,生活实在艰难。他上班的新民报馆离居住地南温泉有40多里路,还要过嘉陵江,挤公共汽车困难,便索性步行。几乎每个月一次,他要从新民报馆背回几十斤平价米,徒步走过陡峭的山路,到家时气喘吁吁,一身汗水湿透衣衫。夜晚写作,没有电灯,又买不起洋蜡烛,只好点菜油灯,而且连菜油也不敢多添,真是“一灯如豆照凄凉”。平日很少有机会吃肉,妻子周南就买了一只小猪崽,在家中喂养。张恨水性喜干净,猪叫声又扰乱他的写作,周南就把小猪藏在茅屋后厨房旁边的草棚里面,天不亮就由孩子们赶到山上放养。
日常生活虽然贫困,但常有朋友到南温泉来,《新民报》同人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卢冀野、马彦祥、黄少谷等人都是这茅草屋里的常客。这时期,张恨水写成了《魍魉世界》和《八十一梦》等名著,也可称为“文穷则工”吧。1942年,周恩来曾赞美张恨水的《八十一梦》是揭露黑暗势力的优秀作品。
经济上破产,几乎一无所有
1946年2月15日,张恨水回到北平,筹办《新民报》。不久,全家团聚,张恨水又买了西城区赵登禹路北沟沿甲23号的一所宅院,共有四进院落,30多间房子,环境清幽。友人陈铭德、邓季惺伉俪送了他一套西式家具,他又买了一套红木家具,家就这样再次安置下来。他担任《新民报》主笔,又不断地写小说,还勤于作画。报社为他配备了专用汽车和司机,生活显得十分安逸和舒适。
1946年到1948年,是张恨水文学创作的最后一个高潮。这三年间,他除了写作大量的散文、小品、诗词外,还写了《巴山夜雨》、《纸醉金迷》、《岁寒三友》等长篇小说,在各地报刊连载,引起强烈反响。
好景不长。内战又起,通货膨胀,物价飞涨。
1948年夏末,他辞去了《新民报》经理职务,专门从事写作。家乡安徽潜山传来土地改革的消息,大妻被划为地主分子,抗战时期被家人藏在白岩寨得以完好保存的12箱书籍、手稿,或被焚烧,或被农民当做手纸,荡然无存。多年心血化为乌有,怎能让他保持心灵的平静?
然而对他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则是经济上的破产。1946年至1948年间,张恨水以版税所得,购买了黄金十两,交私人开设的大中银行经理王锡恒存入该行,但未立存折,只以经理名义开了一个收据。解放前夕,王锡恒将经手借贷的黄金全数席卷逃亡台湾。张家除了一所大宅院以外,几乎是一无所有了。
一代小说家晚景凄凉
1949年春,北平解放。5月下旬张恨水忽患半身不遂,丧失了说话能力,记忆力也遭到破坏,连妻子都不认识了。他历年积蓄的“法币”和“金圆券”,深受通货膨胀的祸害,贬值得形同废纸。这位写了大量畅销书的文化人,除了住房和书画,什么财产都没有了。妻子卖掉仅有的一些首饰,以医治他的疾病。
这时周恩来特地派人来看望张恨水,邀请他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得知张恨水患病之后,政府对他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这期间,他加入了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不久被聘为中央文化部顾问,每月有“老人民币”120万元(合新币120元)顾问费。虽然不算多,但有了这样一笔固定收入,家庭生活得到了最低保障。
3个月后,张恨水的病情逐渐好转,可以扶着手杖练习走路,但一时还不能写作。妻子为了让他安心养病,将北沟沿的大宅院卖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全家迁居到离此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一个小四合院。卖房所得的钱,用来补养他的病弱之身。
张恨水健康状况好转以后,部分恢复了写作能力,就主动辞去了文化部顾问的职务,仍然作为自由撰稿人,以版税和稿费谋生。身患癌症卧病多时的爱妻周南于1959年10月去世,这给张恨水的晚年带来致命打击,他的病情再次严重起来,一度恢复的写作又中断了。周恩来总理闻讯,立即为他签发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聘书,每月仍领取120元固定工资,由此勉强度日。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张恨水的老朋友们无一例外被“揪”了出来,关押进“牛棚”。挚友老舍先生自杀了,家里人一直不让他知道,以免引起他情绪波动。
1967年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6时50分,张恨水起床,家人为他穿鞋时,他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从此再没有起来。脑溢血发作的他,没有说一句话,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