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为帝称翘楚，为儒尚欠大

秦汉以后，儒生出身的开国皇帝就三个：汉昭烈帝刘备、梁武帝萧衍、光武帝刘秀。刘备受法家影响颇深，成了杂家，梁武帝后来归了佛。唯刘秀儒学修养最高且始终如一。三人结局，刘备偏安一隅二世而亡，萧衍即身而灭，唯刘秀成就最大，堪称秦汉以后最有儒家风范、最值得推崇的开国帝王。

论武功，他曾率领数千人一举击溃王莽几十万大军；论文治，他在位三十三年，大兴儒学，使后汉成为三代之后“尚气节、崇廉耻、风化最美、儒学最盛”（梁启超语）的时代。

刘秀成功后衣锦还乡，刘氏宗族本家的大婶大娘们夸他行事稳重谨慎性格柔和，刘秀闻之大笑道：“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之。”所谓柔道，就是孔孟的仁义中庸之道，其实是并非柔道，而是柔中有刚，以刚为主，刚柔相济。

刘秀得天下和安天下，面临的局面都十分艰难。他能够短期内在群雄争霸中胜出，并把一个千疮百孔烽烟四起的国家统一起来并治理得井井有条，若有神助，不能不归功于儒道。

当天下大乱初定，受降及溃散之兵达几千万，如何安抚之，是一大难题，因为“民易动而难静，而乱世之民为甚”。王夫之指出：“兵聚而散之，平天下者之难也。汉光武抚千余万之降贼，使各安于井牧，遐哉！自武王戢千橐矢之后，未有能然者矣。无仁慈之吏以抚之，无宽缓之政以绥之，无文教之兴以移之；则夫习于憍悍、狃于坐食者，使之耕耘，不耐耰鉏之劳，使之工贾，不屑锱铢之获；朵颐肥甘、流连饮博之性，梦寐寄于行闲；小有骚动，触其雄心，即如螽蝗之蔽日，无有能御之者矣。”

刘秀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使天下晏然。其诀窍何在？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很好的分析，特录之于左：

“光武之始徇河北，铜马诸贼几数百万；及破之也，溃散者有矣，而受其降者数十万人。斯时也，光武之众未集，犹资之以为用也。已而刘茂集众十余万而降之于京、密；朱鲔之众且三十万而降之于雒阳；吴汉、王梁击檀乡于漳水，降其众十余万于邺东；五校之众五万人降之于羛阳；余贼之拥立孙登者五万人，降之于河北；赤眉先后降者无算，其东归之余尚十余万人，降之于宜阳；吴汉降青犊，冯异降延岑、张邯之众，盖延降刘永之余，王常降青犊四万余人，耿弇降张步之卒十余万；盖先后所受降者，指穷于数。战胜矣，威立矣，乃几千万不逞之徒听我羁络，又将何以处之邪？高帝之兴也，恒患寡而亟夺人之军，光武则兵有余而抚之也不易，此光武之定天下所以难于高帝也。

夫民易动而难静，而乱世之民为甚。当其舍耒而操戈，或亦有不得已之情焉，而要皆游惰骄桀者也。迨乎相习于戎马之间，掠食而饱，掠妇而妻，驰骤喧呶，行歌坐傲，则虽有不得已之情而亦忘之矣。尽编之于伍，而耕夫之粟不给于养也，织妇之布不给于衣也，县官宵夜以持等、不给于馈餫也。

尽勒之归农，而田畴已芜矣，四肢已惰矣，恣睢狂荡、不能受屈于父兄乡党之前矣。故一聚一散，倾耳以听四方之动而随风以起，诚无如此已动而不复静之民气何矣！而光武处之也，不十年而天下晏然，此必有大用存焉。史不详其所以安辑而镇抚之者何若，则班固、荀悦徒为藻帨之文、而无意于天下之略也，后起者其阿征焉？

无已，而求之遗文以髣髴其大端，则征伏湛、擢卓茂，奖重厚之吏，以调御其嚣张之气，使惰归而自得其安全，民无怀怨怒以摈之不齿，吏不吝教导以纳之矩矱，日渐月摩而消其形迹，数百万人之浮情害气，以一念敛之而有余矣。

盖其觌文匿武之意，早昭著于战争未息之日，潜移默易，相喻于不言，当其从戎之日，已早有归休之志，而授以田畴庐墓之乐，亦恶有不帖然也？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何也？前而高帝，后而唐、宋，皆未有如光武之世，胥天下以称兵，数盈千万者也。通其意，思其变，函之以量，贞之以理，岂易言哉！岂易言哉！” （《读通鉴论》）

拨乱反正、定天下之后，刘秀轻徭薄赋与民休养，恢复实行文帝时的“三十税一”，大量裁减官员，“十留其一”,合并了四百多个县；与高祖刘邦对待功臣不一样，刘秀待人宽厚，削减三百功臣兵权，但封他们为列侯，给以厚禄。宋太祖杯酒削兵权那一招就是从刘秀这里学来的。

《后汉书》作者的范晔评论刘秀时说：“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刘秀偃武修文，并不尚武，但当时国力却十分强盛。建武中元二年春，“东夷倭奴国王遣使奉献”，使者自称大夫，光武帝赐其印绶，印即“汉倭奴国王”金印。两千年前，日本就是我大汉的“倭奴”。 　　

刘秀节约简朴，简朴自持，十分勤政，“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最后由于太过操劳，死于批阅文书的龙案上。他的智慧勇敢宽容仁慈，在秦汉以后的帝王中无双无对。王船山称赞：“光武之得天下，较高帝（指西汉高帝刘邦）而尤难矣！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读通鉴论》）

根据道德水平，古代帝王可分为五大类：暴君、昏君、明君、贤君、圣君。秦始皇类为暴君，桀纣隋炀帝类为昏君，刘邦汉武唐宗宋祖类为明君，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属于圣君（周公曾摄政）。刘秀作为皇帝，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不足，比刘邦汉武唐宗宋祖则有余，不愧贤君。

强项令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光武帝时。

“陈留董宣为雒阳令。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主即还宫诉帝，帝大怒，召宣，欲棰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棰，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主曰：文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由是能搏击豪强，京师莫不震慓。”（《资治通鉴·卷43》）

这个故事很著名，多被用来赞扬董宣执法如山、不畏强权及为官清廉奉公克己的精神。当时洛阳有一句民谣说：“枹鼓不鸣董少平。”董宣做洛阳令后，没有人击鼓鸣冤。桴鼓是官衙前的警鼓，少平是董宣的字。

董宣当了五年洛阳县令，到七十四岁时死在任上。刘秀派遣使者去探望，只看见布做的被覆盖着尸体，妻儿相对而哭，家里只有几斛大麦一辆破车。刘秀很伤心说：“董宣的廉洁，到死我才知道。”因赏赐系印钮的绿色丝带，并按大夫的礼节安葬。

这个故事从侧面暴露了刘秀道德之不足。

董宣冒犯湖阳公主后，刘秀的态度，先是“怒”，且“欲菙杀之”，险些因包庇而杀死董宣。后来才改为“笑”，并“赐钱三十万”，前后发生了巨大转变。前面一“怒”就有失贤明。更重要的是，湖阳公主敢于公然包庇杀人犯，说明当时皇族特权之大，说明刘秀平时对皇族要求不高，约束不严。

刘秀迷信图谶。尤侗《看鉴偶评》指出：“王莽信谶 以令史王兴、卖饼王盛为四将。光武信谶，以野王令王梁、将军孙咸为三公。此亦五十步笑百步也，岂中兴之美耶？”

《资治通鉴》记载：“帝好图谶，与郑兴议郊祀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刘秀差点因为桓谭不认同谶文而斩杀桓谭。《资治通鉴》记载：“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谶文，多以决定嫌疑。给事中桓谭上疏谏曰：'……’疏奏，帝不悦。会议灵台所处，帝谓谭曰：吾以谶决之，何如？谭默然，良久曰：臣不读谶。帝问其故，谭复极言谶之非经。帝大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谭叩头流血，良久，乃得解。出为六安郡丞，道病卒。”

范晔指出，桓谭因反对符谶而流亡，郑兴反对图谶，以言辞谦恭，仅免于死。贾逵附会推演图谶而最为显贵。君王如此对待学术，甚可悲也。

刘秀生平一大污点是逼死直谏的韩歆。史载：“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歆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资治通鉴·卷43》）

尽管有些无意识，且很快表示了歉意，但终究逼死了韩歆。司马光对此有一段议论：“臣光曰：昔高宗（商二十三任帝）命说（宰相傅说）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惧弗得闻。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韩歆用直谏死，岂不为仁明之累哉！”

于“切直之言”不仅不反感，而且“夙夜求之”，唯真正圣王能够，刘秀虽然颇贤，尚难做到，可见他的智慧宽容终究有限，还颇有局限，远未及圣君境界。作为儒者，当在士与君子之间。于此亦可见，在君主时代，儒家君子如果有机会当国，已足以为明君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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